《清初福建朱子學研究》：
　　以王學為代表的明代各種心學思想，其早期大多受到朱子學或正或反的刺激與影響，具有深淺不一的朱子學背景和淵源，但在其學樹立之后，往往又反過來對朱子學造成影響與沖擊。因此，單以思想學術(shù)而論，明代理學總體上是朝著心學化的方向發(fā)展，并以對于心學思想的各種可能性的充分開掘與創(chuàng)造為最大成績。誠如黃宗羲所言：“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于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析，真能發(fā)先儒之所未發(fā)。程、朱之辟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跡上，其彌近理而亂真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于毫厘之際，使無遁影�！雹龠@里所謂的“理學”自然主要指心學，而黃宗羲所要極力表彰的正是明代心學在心性辨析上的突出貢獻，已將心性問題分析至微、推拓至極，故能使任何“亂真者”無所遁影，遠遠超出了宋代程朱理學的水平。
　　作為理學的一部分，明代朱子學的發(fā)展亦不能自外于整個理學思潮的發(fā)展演變。朱子學本身并不缺乏豐富的心性思想，亦非不重視心的作用，只不過其更加突出理的普遍客觀性與規(guī)范意義，主張將個體主觀的“心”建立在普遍客觀的“理”的基礎(chǔ)上。因此，其在強調(diào)修養(yǎng)心性的同時，還注重經(jīng)典文本的探討、客觀知識的學習與外在規(guī)范的建立，希望能在尊德性與道問學之間取得某種平衡。但這種平衡其實是極難維持的，事實上人們總是習慣于將偏向道問學一路的思想視為朱學正宗，其弊端則易流于訓詁講說、因循守舊，變?yōu)闊o關(guān)身心的口耳之學。而這一點不僅刺激了明代心學的興起，而且成為王學攻擊的主要目標，最終使得朱子學喪失了思想領(lǐng)域的主導(dǎo)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是持尊朱黜王立場的朱子學者，為了回應(yīng)王學的批評和挑戰(zhàn)，亦不得不將關(guān)注與討論的重心更多地轉(zhuǎn)移到尊德性這一方面的問題上，并且對朱子學的原有理論進行了一番反思與調(diào)整，逐漸吸納了一些王學的思想因素。由于清初朱子學在理學的基本義理方面并未出現(xiàn)重大突破，主要仍沿襲明代朱子學的思路而來，自然不可能完全排除其中的王學色彩。
　　此外，若從一種學說所處的思想背景來考察，清初朱子學對于王學的融攝恐怕亦有其現(xiàn)實的需要。經(jīng)過明清之際的巨變，清初的思想格局與前代相比，已然發(fā)生了較大變化，各種思潮一時并起，朱王對峙之局漸漸淡化，二者之間的門戶之爭也不再是學者們最為關(guān)注的核心議題。在理學流行的時代，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不免相互爭勝，各不相讓，甚至勢同水火，但在理學遭遇困境的時候，卻不免給人一種唇亡齒寒之感。那些主張實用主義的學者就常常不加區(qū)分地攻擊整個宋明理學為空虛無用之學。譬如，潘平格即言：“朱子近羽，陸子近緇”①，將理學家一概目為僧道，指責程、朱、王、羅之學皆若釋老一般舍家國天下，遺人倫日用，不合于孔孟之道。顏元論學，雖主要以宋儒為直接的攻擊對象，但他對于程朱理學的許多批評實際上對王學也同樣適用。因為站在“習行經(jīng)濟”的立場上看，王學與朱學并無本質(zhì)區(qū)別�！皟膳蓪W辯，辯至非處無用，辯至是處亦無用。蓋閉目靜坐、讀、講、著述之學，見到處俱同鏡花水月，反之身措之世，俱非堯、舜正德、利用、厚生，周、孔六德、六行、六藝路徑；雖致良知者見吾心真足以統(tǒng)萬物，主敬、著、讀者認吾學真足以達萬理，終是畫餅望梅�！雹谒�甚至將朱王之學比作殺人之學，激烈地表示“果息王學而朱學獨行，不殺人耶！果息朱學而獨行王學，不殺人耶！今天下百里無一士，千里無一賢，朝無政事，野無善俗，生民淪喪，誰執(zhí)其咎耶！”③李塨繼承師說，全盤否定宋明理學的宗旨、內(nèi)容與方法，抨擊程朱、陸王之學皆以講性天為務(wù)，違背了圣人的“事物之教”，故為無用之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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