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與文論(第34輯)》為學術研究論文集,收錄論文20余篇,涉及中外文學及文化方面的多個領域,包括比較文學研究、世界文學研究、比較文化研究、文化批評、民間文學研究等。收錄論文作者為國內各大高校及研究機構專業(yè)研究人員及在讀博士研究生,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文淪研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西方新馬克思主義文論與空間理論的理論建構和突破創(chuàng)新
從空間迷狂走向空間協(xié)商
風景與資本的邏輯——文化地理學視野中的18-19世紀的英國“如畫風景”
空間矛盾、階級關系與叛逆的城市——論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巴黎公社的空間闋釋
資本的空間化:壟斷地租、集體符號資本與迪斯尼化
佩里·安德森視域中的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
維希留速度政治學視野中的身體、空間
西方新馬克思主義文論與空間理論文獻翻譯和整理
探索“資本的界限”或超越“《資本論》的界限”——哈維《資本的界限》倚述
《空間與政治》譯后記
空間的生產(節(jié)譯
追憶與冀望(二)
戴維·哈維
城市的空間書寫
城市的權利
西方新馬克思主義文論與空間理論關鍵詞研究
西方新馬克思主義文論與空間理論關鍵詞研究述評
“空間轉向”視域中的西方傳統(tǒng)空間觀念
戴維·哈維“時空壓縮”理論研究
文藝功能價值的生態(tài)觀
列斐伏爾與“都市革命”
索亞空間理論的三個關鍵詞
西方新馬克思主義視野下的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文藝體驗
再生與毀滅之地:上海的殖民經驗與空間生產——紀念上海開埠160周年
繪圖·景觀·賽博:論媒介嬗變中的城市空間想象
廣場舞:“大媽”的異托邦
碎片“一瞥”的現(xiàn)代性批評——論中國當代電影中的廢墟影像
“空間轉向”與現(xiàn)代性文學體驗
卡斯特的空間理論視野下的新媒體藝術的后現(xiàn)代體驗
西方新馬克思主義視野下的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藝術問題研究
“政治性”與后現(xiàn)代藝術的呈現(xiàn)——兼論哈琴的后現(xiàn)代藝術政見
從立體走向偶然:空間理論下的后現(xiàn)代音樂
藝術空間與政治權力的綁定關系——德·昆西的博物館論研究
反叛與超越——后現(xiàn)代語境下的“新紀錄電影運動”
“時空壓縮”視野下的空間體驗——賈樟柯電影的空間研究
視覺藝術中的空間理解與空間表現(xiàn)方式
專欄
18世紀英國航海小說中的遠東世界——以笛福和斯威夫特小說為中心
中國學者走出去的策略——以胡適英文著述發(fā)表為例
奧爾格·朗的巴金傳記研究
從符號學視角分析西方音樂發(fā)展歷程的標出性特征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漢語國際傳播研究
文化視野下的留學生成都方言教學初探
費斯克“生產者式文本”理論視角下的網(wǎng)絡流行語研究
世界文學研究的利與弊
《中外文化與文論(第34輯)》:
三、資本城市化、階級關系與找回失去城市的希冀
美國新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戴維·哈維是當代對巴黎公社進行空間闡釋的重要理論家。受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理論的影響,哈維將資本主義生產的要素——資本及其運作方式作為研究城市空間問題的主要切入點,其“資本的城市化”概念就是試圖在馬克思主義框架內將“空間的生產”和資本循環(huán)結合以闡釋城市化這一物質過程。哈維認為,“資產階級一旦掌權就會在某種程度上憑借著內外部的地理轉型來繼續(xù)追求他們的革命使命。在內部,大城市的創(chuàng)建和快速的城市化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tǒng)治。城市化使勞動力和生產力在空間集中,把分散的人口和私有財產轉變?yōu)樽罱K在民族國家法律和軍事機構中得到鞏固的大規(guī)模集中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城市化的實質是一個資本城市化的過程,是資本主義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對利潤的追求本性在空間形態(tài)上的呈現(xiàn)。
在他看來,法國“第二帝國”時期奧斯曼的巴黎改建表面看來是政治事件,目的是防止革命。但其本質卻是資本城市化,是資本積累的空間過程,一方面因為巴黎落后的基礎設施已經不能適應和滿足巴黎作為資本主義之都的空間需求,無法使資本的運轉效率更高,以便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剩余價值;另一方面,奧斯曼的空間實踐與資本主義發(fā)展中的資本積累與循環(huán)過程有關。哈維指出,“奧斯曼清楚地知道,他的工作目標是通過城市化的方式,解決資本過剩和失業(yè)問題”。這表明在城市化過程中空間作為一種商品參與了資本積累和循環(huán),并且成為資本積累和再生產的主要形式。而且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吸收大量的閑置資本和勞動力,暫時緩解階級矛盾,轉移資本主義自身固有的矛盾和危機。
哈維發(fā)現(xiàn),這種資本的空間積累過程有其陰暗的一面:為了最大化地吸收剩余資本和勞動力,常常不得不破壞尚可使用的舊設施,建立更具有生產性的新基礎設施,屬于一種“創(chuàng)造性破壞”。由“創(chuàng)造性破壞”引發(fā)的反復進行的城市建設和改造,在哈維看來“總是具有階級性的”。因為在舊城殘骸上建立起來的新城市,往往以暴力的方式將窮人、弱勢群體和政治上的邊緣化人群趕到郊區(qū),剝奪了他們進入城市的權利。他認為,奧斯曼就是如此,以改善市政環(huán)境的名義“使用征用權吞噬了老巴黎的貧民區(qū)”,同時,“刻意將工人階級、其他難以控制元素同有害產業(yè)一起移出了巴黎”。在《巴黎,現(xiàn)代性之都》中,他分析了在奧斯曼的城市改建中,空間如何被利用到“資本積累過程、勞動力的轉移、商品與金融資本、生產的空間組織與空間關系之相互轉化、信息活動與以地域為基礎的階級斗爭”,并進一步將資本主義城市及其問題理解為階級斗爭和資本積累之間內在矛盾的結果。而“巴黎公社”之所以不同于1848年革命以及其后的其他革命事件,“部分是由于奧斯曼化所完成了的對于生存空間的徹底改造,加上同樣徹底的對于勞動過程、資本流通的組織和調動國家力量方面的改造。階級的社群和社群的階級成了'第二帝國'日常生活和政治的越來越顯著的特點,如果沒有這些要素的密切結合,那么巴黎公社就不會采取它所采取的那種形式”。在他看來,奧斯曼的巴黎空間改造工程與巴黎公社,充分體現(xiàn)出“城市化一直是一種階級現(xiàn)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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