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思想研究》是國際著名漢學家汪德邁先生的重要新作， “跨文化研究”叢書中的代表性成果。本書包括四個部分：一，用中國文化特色認清中國文化道理；二，依靠漢字文言靠關系劃分古代歷史分期；三，用整體觀點考察中國思想的特殊性；四，對中國文化的基本特點“禮治”的特別考察。作者認為，漢字是中國文化的基礎，對漢字的書寫和應用，是中國文化思想產(chǎn)生和發(fā)揮影響的背景。由于漢字的生成（造字系統(tǒng)）主要靠會意字和形聲字，中國的文化思想也就具有同源相生、自成一體的特點，與西方文化思想是根本不相干，也不相同的。所以，要用中國的材料來研究中國的思想，不要用西方的思想來研究中國的材料。很多西方學者，包括近現(xiàn)代很多中國學者，都在用西方的思想來研究中國的材料，這是錯誤的。本書概要地選取了甲骨文占卜、易經(jīng)象數(shù)、中國歷法（干支）、中國醫(yī)學、中國史學、中國文學、禮治制度等方面的“中國的材料”研究，展現(xiàn)出中國文化固有的生命力和走向未來的動力。
本叢書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跨文化方法論研究”的首批成果，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承 擔執(zhí)行，由承擔北京師范大學2015年“跨文化方法論研 究首期講座”的10位中歐學者撰寫。
跨文化學發(fā)端于北京大學，學科奠基人樂黛云先生, 同時是我國比較文學專業(yè)的開創(chuàng)者，以往我國跨文化領域 的學者大都集中于這個領域。在法國，由新一代漢學家金 絲燕教授領銜，近年也開展了跨文化學科建設。北京師范大學“跨文化方法論研究首期講座”，將跨文化研究向傳 統(tǒng)國學領域全面推進，強調將跨文化學與傳統(tǒng)國學綜合研 究，讓這門吸收世界前沿學問并提倡平等對話的學科在中 國本土扎根更牢，同時也讓中國歷史文明和現(xiàn)代文化研究 的成果通過跨文化的橋梁公之于世和交流于世。這種學科的轉向是經(jīng)過長期準備的。在“跨文化方法論研究首期講座”中，樂黛云先生與法國頂級漢學家汪德邁先生、中國傳統(tǒng)語言文字學家王寧先生和民俗學專家董曉萍教授等聯(lián) 袂，將跨文化研究由原已很有成績的文學門類，推向中國古代哲學、傳統(tǒng)語言文字學和民俗學等以使用中國思想材料為主的研究領域，使多元文化發(fā)展與跨文化學建設的整 體關聯(lián)理論付諸實踐。令人欣喜的是，此觀點得到了加盟 講座的中歐學者的一致響應。因此，這套叢書的性質，也可以說，是在這批中歐教授的共同努力下，大家從跨文化 對話的視角，在各自以中外不同角度研究中國國學的學術 成就中，所精心提煉出的一部分研究成果。
自2016年起，經(jīng)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院的支持，“跨文化方法論研究首期講座”將更名為“跨文化學研究生國際課程班”連續(xù)開辦。繼續(xù)出版這套叢書，是我們的心愿。我們希望它們能為跨文化學理論和方法論建設提供磚瓦，也期盼中外高校跨文化研究的人才隊伍不斷壯大。
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1945年就讀于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學漢語與越南語，同時在巴黎索爾邦大學學哲學與法律。1948年 獲得漢語本科文憑，1950年獲得越南語本科文憑，1951年獲哲學碩士與法律學博士。1962年獲法國高等社會研究院法家研究碩士，1975年以中國古代體制論文獲得法國國家博士。法蘭西學院通訊院士、法國遠東學院原院長，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榮譽教授。主要研究甲骨文、儒法家思想、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國思想史，以及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韓、日、越）文化史。主要出版專著六部，論文逾百篇。獲法蘭西學院儒蓮獎（Prix de Stanislas Julien） 、法蘭西學院金石美文學院及其重要的奧馬樂獎（Prix du duc d’Aumale）、法國國家榮譽軍團騎士勛章（Chevalier de l’ordre de la Légion d’Honneur）、法國教育榮譽勛位（Officier de l’Ordre des Palmes académiques）、日本神器金銀星（Etoile d’or et d’argent de l’Ordre du Trésor sacrédu Japon）。
總序 I
導言關于漢學研究方法若干意見 1
第一節(jié)用中國文化特色認清中國文化道理 13
第二節(jié)依靠漢字文言考古學劃分古代歷史分期 37
第三節(jié)用整體觀點考察中國思想的特殊性 54
第四節(jié)特別考察中國文化的基本特點：“禮治” 68
附錄一在北京師范大學授予汪德邁教授榮譽教授職銜儀 式上的答謝詞 87
附錄二湯一介——21世紀儒學研究的復興者 90
附錄三法國漢學家汪德邁101
用中國文化特色認清中國文化道理
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從根本上說，是差異性文化， 兩者不能用解釋此方現(xiàn)象的方法解釋彼方的現(xiàn)象。要解釋中國文化的特征，就應該用中國文化自身提供的現(xiàn)象去解釋。
中國文化自身所提供的最重要的現(xiàn)象就是漢字。我的研究主要圍繞漢字的創(chuàng)造與漢字所生產(chǎn)的思想文化來進行。西方語言學家在這種研究上，大體有兩個失誤：一是不了解漢字寫書的功能與口語的功能的基本差異，二是不了解漢字的原意及其性質。
在這一講中，我主要向你們介紹，我是怎樣運用�？碌闹R考古學的方法做漢字和占卜學的研究的。
在全世界最偉大的文化之中，要屬中國文化與我們西方文化差異最大，這種說法已經(jīng)司空見慣了。但這種 差異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呢？這要看漢字所代表的表意文 字的特征。漢字出現(xiàn)于公元前13世紀，具有一種獨特的表意形式。它由占卜者發(fā)明，用于記錄一些極其復雜的 占卜活動。從1899年以來大量出土的這一時代的文物看來，這種文字是一種極其形式化的圖形語言，被設計作為發(fā)展成熟的肩胛骨占卜術的工具，這種占卜術，我建 議將其命名為“占卜學”。通過這種文字，中國思想依靠占卜的，“占卜學”的道理，建構對世界的認知。另外同樣深刻的一種道理，銘刻在西方文化發(fā)展過程中的神學中，它與中國思想的發(fā)展方向大相徑庭。
……
在《易經(jīng)》之前，在中國發(fā)現(xiàn)的最古老的用于占卜的骨頭，大概是仰韶文化的產(chǎn)物，這是很簡單的東西。這種方法不僅中國用，在北亞細亞民族，都使用這種占卜方法。它的具體做法是用動物的肩胛骨產(chǎn)生一種特別的圖像，預知未來的兇吉禍福。美國19世紀的狩獵民族也有這樣的東西。狩獵民族有各種各樣的動物，可以用來做這樣的占卜。
但是，在中國，占卜的方法與歐洲的完全不同。中國將這種占卜方法發(fā)展成為一種先科學的東西，形成中國人的一種傳統(tǒng)歷史思維。
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的傳統(tǒng)，與常見的形成過程很不相同。中國史學是按照自己的獨特形成過程建立起來的。中國的史書可以清晰地分為兩類：一類是史志（“實 錄”類），一類是史學（“通鑒”類），兩者之間的區(qū)別，與民族志與民族學的區(qū)別，大體相似。中國的歷史哲學，明確地顯現(xiàn)在史學類著作中。史志類著作也具有詮釋性，但由于史志是把完全客觀地記錄史實作為首要目標去追求，故其詮釋性不是很直露。
中國史學，其史學思想的獨特性，與基于神話想象的 史學不同，神話幾乎不能為史學提供發(fā)揮的余地。儒家思想體現(xiàn)著一種相當嚴格的理性主義，由儒家思想支配的史學想象，滲透在理性主義之中，并從這一角度，為史學與志學的結合提供了方便。史志需要依照其本身的規(guī)則編纂，方能保證歷史的深層真實性得到揭示，這些規(guī)則表現(xiàn)為一整套形式上的嚴格要求，為中國史學所提供的素材便是依據(jù)這些規(guī)則進行精心加工的史志。
史志源于卜辭，這便是中國的史學想象具有占卜性的明證。公元前第二個兩千年的后半期，被稱為“史”的卜人，用經(jīng)特殊處理的牛胛骨進行占卜，記錄在這些牛胛骨上的文字就是卜辭。怎樣將簡單的占卜發(fā)展成為易經(jīng)八卦的復雜占卜學？我認為，大體有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使用龜甲占卜。此階段大體已從山東的龍 山文化開始。在新石器時代，在山東，有很多小溪或小 河，里面有很多龜，有的考古學家認為，在那個時期，當 地可能專門馴養(yǎng)這種龜，用來食用。但以龜甲做占卜，應該是有特殊道理的。中國的卜人探究卜骨上各種圖符的含意，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是制造圖符，然后加以解釋。龜甲的形狀很像地球，它的上面一部分是圓的，像“天”；下面一部分是四方的，像“土”；整個甲骨好像是一個天地模型的小魔方。中國的卜人用這種東西做占卜，是出于一種科學的考慮，即用宇宙的一種魔方來做占卜。卜人不但 精于卜兆的解釋，而且善于制造可供解釋的卜兆。中國的占卜術因此而具有一套準科學的道理。正是這套準科學的道理，以其自身的進步，帶動了思辨的進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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