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魯迅在南京》（節(jié)選）錢理群早在1981年讀研究生時，就讀過俞潤生、許祖云、徐昭武等老師編著的《魯迅在南京》，讀得津津有味�，F在，三十五年后，徐昭武老師又寄來了他新編著的《尋求別樣的人們：魯迅在南京》，資料更為詳實與全面，我依然讀得興趣盎然。原因就在于，“魯迅”與“南京”，都與我的生命有著割不斷的精神聯系。魯迅不僅是我終生研究的對象，更對我一生的發(fā)展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而南京，則是我精神撫養(yǎng)之地。2004年我在附中用三個月的時間給學生開設《魯迅作品選讀》的選修課，是基于一個信念：魯迅的心是和當代青少年的心相通的。也就是說，在我的認識里，“魯迅”與“南京（南京人）”的關系，以及我與魯迅、南京的關系，都是建立在心靈契合基礎上的一種緣分。

　　魯迅在南京所接受的中等學校教育講到魯迅去南京求學的緣由，自然要引述魯迅《吶喊?自序》里的那段話：“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仿佛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這回重讀這句話，又看到了本書編選的《江南水師學堂文獻史料》《江南路礦學堂文獻史料》，就想到魯迅這一代人之所以能夠“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即走上與傳統(tǒng)知識分子不同的道路，有一個基本的條件，就是“新學堂”的開設。就像周作人所說，“那時前清政府還是用科舉取士”，但洋務運動卻開辟了另一條路：“順了辦江南制造局的潮流，在南京、杭州等處辦了幾個特殊的‘書院’，教授格致等所謂‘西學’”，所謂“特殊書院”，就是一直延續(xù)到今天的“中學”，還辦了江南水師、陸師學堂這樣的“中等專業(yè)學校”，因為免費，還給津貼，就給魯迅這樣的既不愿走傳統(tǒng)科舉之路，又無力交學費的沒落、窮苦人家子弟提供了一個新的出路。

　　收入本書的有關水師、陸師學堂的文獻史料，就很有研究價值。比如我注意到兩江總督劉坤一在《奏增水師學堂學額折》里提出：“中國創(chuàng)建水師，—制勝之道，首在得人，欲求堪任將領之才，必以學堂為根本�！币虼颂岢觥皣�家整軍經武，廣儲將才”，“力圖自強”，必“以學堂”為“根本”，這都是很有眼光與見解的。過去我們因為魯迅批評水師學堂“烏煙瘴氣”，而完全忽視、甚至否定洋務運動中的中國新式教育的意義，恐怕失之片面。

　　事實上，水師學堂、礦路學堂的教育，對魯迅的影響，其主要方面也應該是正面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科學知識（物理、數學、化學、生物學等）與文史知識、語言知識的相通，中、西知識的相通，古、今知識的相通，這三相通是奠定了以后的中等教育課程設置的基本格局的，也為魯迅及他那一代，以及以后幾代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樣的知識結構對魯迅一生的發(fā)展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單就魯迅在這里學習了英語和德語這一點，就為魯迅打開了通向世界的大門，魯迅的思想此后深受德國文化的影響，是在這里奠定基石的。

　　而且魯迅在校學習期間，也非一味的反感與反叛，許多同學的回憶都說到他的勤奮，考試成績的優(yōu)良，因此多次獲得金牌。尤其可以作為佐證的，是《魯迅在南京讀書期間的重要文物》里提到的保存至今的“手抄講義”和“《地質學筆記》佚文”“地質佚文”，人們很容易聯想起后來魯迅在日本仙臺讀書時聽藤野先生講解剖學寫下的筆記，以及他后來在北京“沉默十年”時期的大抄古碑與古籍，可見魯迅在南京讀書時養(yǎng)成的認真記筆記、抄書的習慣，也是影響其以后的治學的：這些手抄講義、筆記全都是“墨筆抄寫，字跡工整”，還“附有大量圖解，鉛筆繪制，線條清晰”，這里顯示的認真，嚴謹，一絲不茍，也是為魯迅一生的學風、文風，以至為人，打下了基礎的。也就是說，魯迅在南京所受的教育，不僅為他打下了科學、全面的知識基礎，還訓練、養(yǎng)成了他認真治學做人的基本習慣，這對周樹人以后成為魯迅是打了一個堅實的底子的。這里顯示的，正是作為基礎教育的中等教育的基本職責和作用。

　　當然，魯迅對江南水師、礦路學堂的反感與批評也真實地反映了起始階段的中國新式中等教育、以至洋務運動本身的局限的。最引起魯迅不滿的，不僅是可以登高“遠眺”的“可愛的桅桿”與給人以“鎮(zhèn)壓”之感的“關帝廟”并存，所象征的既新又舊的改良教育的不倫不類，更是中國傳統(tǒng)的等級觀念和行為依然在新學堂里橫行無阻。最后，魯迅畢業(yè)時感到“爽然若失”，決定“到外國去”尋求更新的路（《瑣記》）：魯迅及他那代人終于和洋務運動的改良主義決裂，走上革命之路，絕非偶然。

　　或許我們更應該注意的，是當他發(fā)現學校的改良教育不能滿足自己的精神渴求時，所做的自我選擇。這就是周啟明所說的，“凡是‘正宗’、‘正統(tǒng)’的東西，他都不看重，卻是另外去找出有價值的作品來看”（見收入本書的周啟明《魯迅與中學知識》）。他的同班同學張協和也有這樣的回憶：魯迅雖然上課時十分認真記筆記，但“在下課后從不復習課業(yè)”，憑著過人的感悟力，課業(yè)上的東西在課堂上就基本掌握了，足以應付考試，還能得到好成績。課余的時間，他只讀自己想讀的書。主要有兩類，一是不被正統(tǒng)文壇承認，在傳統(tǒng)文學里始終處于邊緣地位的小說與戲曲，張協和就特別提到魯迅讀筆記小說，《西廂記》，“對《紅樓夢》幾能背誦”（張協和《憶魯迅在南京礦路學堂》）。另一是周作人所說的，魯迅對新出版物格外關注，這包括新報紙、新刊物和新譯著（周啟明《魯迅與清末文壇》）。這實際是對當下時事政治的關注，對當代思想文化的關注。我們從本書《與魯迅在南京有關的書刊》里，可以得知，魯迅當時熱心閱讀的就有：維新派最重要的機關報《時務報》，近代中國發(fā)行時間最久、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申報》，康有為創(chuàng)辦、梁啟超等為撰稿人的《知新報》，留日學生編印的以譯介歐美及日本的政治學說為主，亦涉及法律、經濟、外交、歷史、哲學諸領域的雜志《譯書匯編》。最引人注目，也是魯迅自己津津樂道的，是魯迅對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的閱讀（《瑣記》），而如周作人所說，以后，嚴復“每譯出一部來，魯迅一定設法買來”（周啟明《魯迅與清末文壇》），于是在魯迅書單里，就有了孟德斯鳩的《法意》，斯賓塞的《群學肆言》，甄克思的《社會通銓》，《穆勒名學部甲》等嚴譯名著，由此而及西方各種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名著，其中也有盧梭的《民約論》。嚴復之外，魯迅還深受林紓的影響，接連購買了林譯小仲馬《巴黎茶花女遺事》，林譯哈葛得神怪小說《長生術》，以及柯南?達爾的《福爾摩斯包探案》。魯迅后來回憶說，“我們”最初是通過這些林譯作品知道西方文學的（《祝中俄文字之交》，收《南腔北調集》）。影響魯迅的，還有譚嗣同的《仁學》。魯迅正是通過課外的自由閱讀，結識了清末思想、文學界的嚴復、林紓與譚嗣同這樣的大家重鎮(zhèn)，從而與中國近代思想大潮流建立了思想、精神上的聯系，并由此與西方啟蒙主義文化傳統(tǒng)相聯接。這對魯迅以后的發(fā)展是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的。這樣的獨立選擇、自由閱讀也就使魯迅能夠超越在洋務運動推動下產生的剛剛起步的新式中等教育的局限，使自己的思想、精神獲得了更為健全的發(fā)展，南京時期的魯迅由此而有了一個較高的起點。這是我們討論“魯迅與當時的中等學校教育的關系”時，應該特別注意的。其中的經驗對今天的中等學校教育也是有啟示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