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李杜望長安

三種講學方式

萬松浦春季講壇又開始了。這里不同于學校老師的授課，所以特別希望大家能夠參與進來，形成對話。因為只有以平等求真的態(tài)度相互交流，甚至沖撞起來，有些問題才能越辯越明。所謂的“教學”，從古至今大概有這樣幾種方式：

一種是我們都熟悉的“例行授課”，就是老師在講臺上講授。這也是現(xiàn)代教育的一個基本模式，大中小學都是這樣的。特別是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大學紛紛擴招，于是就需要更多的階梯教室、更多的教學樓，甚至連夜間也要上課，要大規(guī)模集中授課。這樣的好處是能讓更多的人受益，缺點是聽課的人太多，他們很難參與討論，提問不會多。這里還有一個特征，就是大致要依據(jù)課本——按照課程的設置去進行，要詮釋課本，循著教學流程從頭至尾講下來。所以我們可以稱之為“例行授課”。

還有一種是“設壇講學”：設一個壇，一個人在那講學。有人可能認為書院就是“設壇講學”，不，眼下萬松浦書院還沒有這樣的資格和能力。“設壇講學”對講授者的要求非常高。一般來說，這個人需要在某些專門知識方面有很高的造詣，有極好的個人修養(yǎng)；這個人往往是、最好是某一學科某一時代遺留下來的人物，他沉浸在過去的世界里，跟自己所處的當下形成了一定的間離關系。由于他是這樣的一個人物，所以才能夠把專門的知識以個人的立場、個人的感悟方式傳遞出來，并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加以擴充。他通過這樣的講學整理自己的思想，將其傳承下去。他對知識有深刻的記憶力，對所授內(nèi)容有獨到的見解。這種人才有資格設壇。

也許我們可能聽說時下哪里正有人在“設壇講學”，在嘗試這種教學方法。但是在當下視野中，實在說目前還沒有見到這樣的人，沒有見到這樣的“壇”。也許講學者覺得自己還不具備“設壇講學”的資格――這里大半不是指他的知識不夠，而主要是因為他當下的生活狀態(tài)不宜。前邊說過，能夠“設壇講學”的人基本上是跟整個時代有所間離的，就是說這個人大致要處在世俗生活的孤島上。他擁有個人的空間和閑暇，在那兒反思一些問題，咀嚼一些問題，覺悟一些問題。他跟當代所流行的各種知識常有隔離。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一切絕不能是一種生活姿態(tài)，而是一個人所固有的生命品質。也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送給別人的才會是比較獨特的、陌生的、真正個人的東西。

放眼教育的歷史，寫《道德經(jīng)》的老子大概有這樣的能力。民國時期有幾個。到后來的陳寅恪、馬一浮，他們大概也有這樣的資格，設壇與否又是另一個問題。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些人多少是上一個朝代的遺老，是留下來的極少數(shù)。這樣的人才會把一些陌生的東西送給他人。有人可能問：孔子是不是在“設壇講學”？好像也不是。盡管孔子有一個杏壇，一搖葫蘆就“發(fā)課”，但他在早期可能也屬于“例行授課”。

孔子當年教授的算術、射箭、禮儀等皆有藍本，他個人創(chuàng)造的東西不一定很多，而且都是那個時代的學問。孔子是一位教育家，是面向社會公開招生的第一人，是“例行授課”的開創(chuàng)者。后來，隨著孔子的經(jīng)歷越來越廣博，思想越來越深入，而且強烈地參與了當時的社會生活、文化生活、政治生活――這種參與性很好，可以獲得各種各樣的知識，但也因此而使他進一步喪失了“設壇講學”的資格。

為什么？因為“設壇講學”有一個條件，就是這個人相對于他所處的時代必須有一種特別的關系――與當時的文化生活、社會生活是有相當距離的�？傊�這需要是一個極其寂寞的人，與社會流行的常態(tài)有隔膜的人，相對封閉的人。它是文化和思想、學問與專業(yè)凝結起來的塊壘，而不是洶涌的水流。如果是水流，浪花濺得再大，也只能順時間的流向涌去，不能送給這個時代孤僻的、專門的、陌生的、個人的見解和知識。所以孔子直到后來也不是“設壇講學”。

今天看《論語》，它有大量了不起的言論，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影響了學術，影響了道德，塑造了一個民族的性格，特別是文化性格�？鬃邮侵腥A民族文化傳承的代表性和決定性的人物。《論語》是以什么方式產(chǎn)生的？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到的第三種方式：“對話明辨”的方式。

“設壇講學”是一種，“例行授課”是一種，第三種就是“對話明辨”。

孔子后來與前期不同，從“例行授課”轉向了“對話明辨”。一方面是因為他的謙虛，另一方面是他根據(jù)需要，采取了新的講學方式：跟弟子對話。弟子顏回、子路，他們一個個問起來，他就解答。這中間還有辯論，很多東西也就在這個過程中變得更加清楚了，孔子自己的思路也得以進一步理清。

蘇格拉底也是如此。有人可能認為蘇格拉底以他的雄辯、邏輯、深邃和特立獨行的性格，是完全有資格“設壇講學”的。但他仍然不是。因為蘇格拉底也是一個深入而強烈地參與當時的文化、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人，每一條思想脈絡都與當時的社會肌體相通相連，所以他也無法與自己所處的時代隔離。他跟弟子也是采取了“對話明辨”這種方式。

書院采取的是“對話明辨”的方式嗎？我們當然向往這樣一種境界，只可惜講授者沒有那樣的器局和才具，僅僅要學習和采用那種形式而已。在對話交流的狀態(tài)下進行，參與者變得很重要。所以這里特別希望大家能自由地提出問題，盡可能地多談，放松開敞地談。講授者更想在這個過程中提高自己。

如果當年蘇格拉底沒有那些好問的弟子和朋友，一些卓異的思想就不會迸發(fā)出來；孔子沒有子路和顏回等人參與，《論語》也不會產(chǎn)生。

這三種方式中，最高的品級當然是“設壇講學”，雖然這種方式也并非沒有缺點。但是在我們的視野里，起碼至今還不見這樣的人出現(xiàn)。四十年代到香港去的錢穆先生辦了書院，他在那里也不是“設壇講學”，而是“對話明辨”；到西湖邊辦復性書院的馬一浮先生或有設壇的資格，因為他基本上是生活在另一個時代的人了，而不是生活在新的時代里，算是上一個朝代的遺老。大概辜鴻銘也可以，那也是生活在個人的、另一個世界里的人物。這種人好像被完整地移植到了新的時空里，所以他們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說自話。這是最高級的人物。

如果一個人跟當代思潮攪在一起，無論有多么廣博的知識，多么博聞強識，都會多多少少失去獨語的資格。對于自身所處的這個時代，他既是一個強烈的參與者，就是多元里的一元，成為縱橫交織的當代文化思潮的一部分。所以這種人不能夠“設壇講學”。能夠做這種獨語的，肯定是每個時代里最稀薄的異數(shù)，他們?yōu)閿?shù)極少。

第二個品級就是“對話明辨”了，因為這也需要主講人有相對廣博的知識，有執(zhí)拗的個人見解，有學術立場、社會立場，有很高的理想。

第三個品級就是“例行授課”，這個難度似乎不大，照本宣科就很好。但是做一個好的老師，一個名師，大家都知道有多么難。

這樣講并不是把三種方式完全對立起來，不是要劃分得那么清楚。很有可能“設壇講學”者因為各種條件不是最好的，滿足不了那么高的文化期待和歷史期待，因而也并沒有做得最好。另一方面，“例行授課”中出現(xiàn)了非常優(yōu)秀的個體，老師能夠堅持個人的理想和話語，也會不同程度地傳達一些陌生而深刻的、新異的內(nèi)容。

現(xiàn)在是網(wǎng)絡時代，我們到一個地方聽演講或授課，會發(fā)現(xiàn)聽眾常常是無精打采的，他們在玩弄手機，發(fā)短信，或看看報紙翻翻書，并不好好聽講。在這個傳媒特別發(fā)達的時期，聽眾已經(jīng)充分領略過各種各樣的觀點，包括語調(diào)，都已經(jīng)相當熟悉了。想在不同的場合聽到一個人說出新異的東西非常之難，無論這個人多么能言善辯，都很難把屬于個人的、比較新穎的觀點送給他人。聽者現(xiàn)場感受到的這一切，全都被無數(shù)次地重復過了，從內(nèi)容到口吻、表達方式和個人姿態(tài)，甚至連手勢和使用的語匯都差不多，他人還怎么有興趣聽下來？

所以說這也不能完全責怪聽眾，更不能過分埋怨講者，因為他們?nèi)�都一樣，身陷網(wǎng)絡時代，已經(jīng)再也沒有條件生活在個人的空間里。臺上臺下的人每天看到聽到的既是同步的，又是相同的，連風里面都是各種似曾相識的聲音和觀念，一個人無論有多么強大的能力、貫徹力和記憶力，都很難守住自己的世界。

如果“例行授課”者能夠摻雜或臨時煥發(fā)出一點個人的東西，讓人聽到與慣常的語調(diào)和內(nèi)容迥然不同之物，聽者就會漸漸收起渙散的眼神，把手中把玩的東西放下來。

可見這三種授課方式，并非一定按照我們的排列順序，一個好于另一個。同樣是“例行授課”，有人一堂課下來就是比較精彩的個人演講，因為他能在這個看似平常的過程中表達出極不平常的東西，這就是他的個人獨語部分。

這三種講學方式在歷史上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書院想走第二條道路：“對話明辨”。

在今天，這三種教學方式也許將發(fā)生一些轉化――課堂將越來越多地用來討論和解決具體問題，所謂的傳統(tǒng)的“例行授課”大概會變得少一些。

這次講壇的主題是“李白與杜甫”，希望大家一起探討這兩位偉大的古代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