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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學：倫理抑或?qū)嵺`？

Ⅰ.“精神修習”的觀念
解釋古代哲學文本是我的工作。這工作讓我意識到所謂“精神修習”(exercices spirituels)的重要性“Exercices spirituels”是阿多最重要的哲學術(shù)語，其代表作即名“Exercices spirituels et philosophie antique”。其中“exercice”源自希臘文“askêsis”，意為“精心制造、打扮裝飾、鍛煉、練習”，本書譯為“修習”，“exercices spirituels”相應(yīng)為“精神修習”。另見“修煉”、“靈修”、“修行”等譯法，我認為宗教意味過重了，應(yīng)避免。該術(shù)語對福柯的晚期思想解釋影響甚大，詳見�？�1982年度法蘭西學院課程《主體解釋學》。因該術(shù)語的中譯名尚未統(tǒng)一，譯者特此提醒讀者在閱讀時注意辨識�！�—譯注。事實上，跟先輩同儕們一樣，我在古代哲學作品中同樣碰到過前后參差，甚至彼此矛盾的現(xiàn)象。許多近代哲學史家以柏拉圖及其他古代哲學家所期望的公理為出發(fā)點，用近代哲學家的模式，構(gòu)造各種體系。而且，人們相信，古代哲學家們確實也如此期望。因為人們看到，古代哲學有數(shù)目龐大的，依等級高低而定的部門、科目、分類，從柏拉圖至普羅克魯斯的《神學要義》(Éléments de théologie)皆如此。歐幾里得那部著名的《幾何學原本》(Éléments)即是柏拉圖的公理化理想所實現(xiàn)的結(jié)果。在整個古代，無論對伊壁鳩魯或是對普羅克魯斯，它都是哲學論述的基本范型。我自己喜歡在不同的哲學家身上，尤在斯多亞派哲學家身上，辨識這一理想的蹤跡。因此，問題的關(guān)鍵并不在于否定古代哲學作者有把思想嚴密化、體系化的意愿。正如斯多亞派看到的，思想亦如實存，若不致力于與自身成為一體，其將無以存在。盡管如此，在閱讀古代作品時，難免仍有一些于我們的近代心智而言不是很自在的東西，或是論述方式，或是術(shù)語。不知有多少古代哲學史家、評注家對其所研究的作者嘆息過，嘆其論述之參差、行文之笨拙、結(jié)構(gòu)之不足，其所嘆者既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更有普羅提諾、奧古斯丁。
因此，我能把格魯(Martial Gueroult)及其門生戈德施密特(V. Goldschmidt)、布魯內(nèi)(F. Brunner)、維曼(J. Vuillemin)的結(jié)構(gòu)方法用于古代作者，實在是僥幸。這是一種繁殖力極強的方法，因為它也能用于近代那些意欲構(gòu)造體系的哲學家，如萊布尼茨、笛卡爾、馬勒伯朗士、黑格爾以及德國觀念論。
也正是在此，我認為解釋古代哲學時的基本問題暴露出來了。古代哲學的基本任務(wù)是撰寫文章以述論一個概念體系嗎？
首先，哲學的主要任務(wù)是撰寫文章嗎？戈德施密特承認如此。他在為澄清結(jié)構(gòu)方法而提出的公設(shè)中有云：“結(jié)構(gòu)方法無可置疑地強調(diào)書寫作品，因為這是哲學思想表達自身的唯一證據(jù)�！闭f得很清楚。我們?nèi)绾尾灰晕恼露�了解古代哲學家的思想呢？
然而，我認為，這里的錯誤在于，它以近代哲學的書寫模式，來談?wù)摴糯�哲學的書寫。因為首先，從一般看，這兩種類型的書寫是截然不同的。正如語言學家梅耶(A. Meillet)所說：“古代文學作品，其表達之緩慢，原因在于，它乃為著口頭誦讀而作。”可以說，古代之書寫，或多或少都含口語維度。其次，更有力的理由是，古代的哲學書寫與口耳有著密切關(guān)聯(lián)。書寫往往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與口頭實踐聯(lián)系在一起：一種方式是像在柏拉圖或許多其他古代對話中那樣，作者力圖給讀者造成參與一場口語事件的錯覺；另一種更一般的方式是，當眾誦讀。文章并非為自己而作，而僅只是使語言再次成為語言的物質(zhì)載體，好比近代的碟片或磁帶，只是兩個事件——講學與重復聽講——之間的媒介。近代著作在空間上的同時性，古代以文字加以記錄的口語在時間上的先后承繼性，這二者相互對立。近代哲學著作類似于建筑物，所有部分都得共存：人們可從一部分到另一部分，以證其結(jié)構(gòu)嚴密；古代哲學作品則更像是音樂演奏，一切皆依主題與變奏進行。
因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聯(lián)系著口頭講學，古代哲學作品首先是要面對一群聆聽并時不時參與老師討論的門生講話。因此古代對作品的理解，就不僅僅是分析它的結(jié)構(gòu)，而是要把它置于它所由來的那種鮮活的實踐（praxis）之中，使它再次被那種實踐所接納。換言之，在古代哲學作品的背后，乃某一學派的生活。就是說，哲學家先得面對學生群體說話，哲學家的論說借此得以留存下來；哲學家所以說話，首要意圖不在搭建一個概念的大廈，而在塑造這群學生——或采取與學生討論的方式，或采取老師主講的方式。可以說，現(xiàn)代人從自己的立場而想當然的，諸如結(jié)構(gòu)缺陷、行文參差、內(nèi)容矛盾之類，所有這些，皆是口頭講學的無奈之舉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在哲學作品中的反映。
但我們還得進一步問，哲學的首要任務(wù)是不是構(gòu)造概念體系。其實，剛才已經(jīng)提到了，這種口頭講學主要不是用一些成體系的概念和命題，來灌輸一些反映世界體系的百科全書般的知識。如《會飲》(175 d)中的蘇格拉底所說：“要是智慧能從盈滿的人的身上流到空虛的人的身上，像酒杯里的水通過一根羊毛流進一個空杯，那就好了。不，這種口頭講學，以及源自這種口頭講學的著作，絕不是灌輸一種現(xiàn)成的知識，而主要是培養(yǎng)學生會做事、會討論、會發(fā)言，以便在思想中、在城邦生活中，甚至世界生活中，知道自己的方向。施爾赫(Ren�� Schaerer)說：“［在柏拉圖的對話中得到的］定義對定義本身毫無意義；意義在于達到定義的過程。對話者在此過程中得到了更多的精神交往，更多的信賴，更多的做事技巧。”若它確實是柏拉圖對話最顯著的特性，那它對于亞里士多德的那些探究，對于普羅提諾的那些專論，也同樣適合。那些表面上對我們沒什么用的冗長述論，其目的卻在于此。書寫的哲學作品，因它是對口頭講學或直接或間接的反映，與其說是學術(shù)論文，不如說是用以踐行探究的一系列修習。在這里出現(xiàn)了“修習”這一觀念，盡管只是關(guān)于理智上的修習。
不過，我們還得再進一步。我們事實上把這種理智上的修習設(shè)想為一種純粹形式化的、總體上與生活完全無關(guān)的論說修習。在某些哲學家那里確實如此。誠然，在整個古代哲學史中，從頭至尾，都可見到對這類哲學家的批評，因為他們只想靠賣弄哲學論說來博取聲名。早在公元前3世紀，柏拉圖派的波勒蒙(Polémon)就譴責同時代的某些人，他們想以辯證法的問答來獲取人們的欽羨，卻在自己的布局中陷入了自相矛盾。波勒蒙說，只有在生活的事情上，才尤其需要修習。幾個世紀后的公元2世紀，斯多亞派的愛比克泰德也批評過這類哲學家的錯誤，說他們只會關(guān)注漂亮的容貌或者辯證法的奇技淫巧。而從原則上講，從他們的基本取向上講，所有古代的哲學流派都反對把哲學僅僅當作是純理論化、純形式化的理智的活動；他們視哲學為一種抉擇，一種整個嵌入生活與靈魂中去的抉擇。哲學之修習因此不僅僅是理智上的，而且也是精神境界上的。哲學也不僅僅教人會發(fā)言、會討論，而且更要教人會生活，是就這個詞所具有的最強力、最高貴的意義上而言的會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