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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選譯《泰晤士報》1912-1919年對“中華民國”建國初期極為重要的歷史人物和大事件的報道，全景式地重現(xiàn)了這一時期的歷史畫卷。

1912-1915年，以袁世凱的主要政治活動為中心，涵蓋了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果實當上民國大總統(tǒng)、制造宋教仁案、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拒絕承認“麥克馬洪線”而維護了西藏主權，最后因復辟帝制稱帝而在眾叛親離中死去等重大歷史事件。

1916-1919年，以北洋三杰中的“北洋之虎”段祺瑞為中心，以北洋軍閥為主體，涉及北洋軍閥的派系分裂和紛爭、段祺瑞三造共和的政治行動、北洋軍閥對南方用兵及南北議和、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簽訂的“西原借款”等系列秘密借款協(xié)議、與日本代表在北京秘密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xié)定》《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xié)定》、直皖戰(zhàn)爭全程報道等豐富內(nèi)容。

本書不僅使讀者以全新角度思考、審視這一段歷史以及它對中國現(xiàn)代史潛移默化的影響，亦為專業(yè)研究提供了有益史料。

共和的另一種表述（代序）

《帝國的回憶——〈泰晤士報〉晚清改革觀察記》定稿付梓后不久，我即開始著手選譯該報對中國民初時局的新聞報道。當時并未想過要再次成書，相對清末，民初現(xiàn)場更是紛繁蕪雜，國運、人物、事件均是盤根錯節(jié)，仿佛迷宮一般，我自忖無法獨立梳理出這些千頭萬緒。之所以愿意繼續(xù)埋首故紙堆中，一方面，是自己在編譯上一本書時所積聚起來的熱情仍維持著某種慣性；更重要的，則是我想從《泰晤士報》的講述中，對袁世凱最后幾年的人生軌跡再作一次較為完整的了解。

讀者朋友從《帝國的回憶——〈泰晤士報〉晚清改革觀察記》的后半部里能看到，在當年的風云變局中，袁世凱的形象與分量逐年清晰。直至武昌起義爆發(fā)后，中外焦點幾乎全部聚集在他一人身上，不夸張地講，一時之間，中國的命運似乎系于其一人的手上。這一點，近年來的歷史研究其實也早已做出佐證。但囿于對清末“新政”的選材范圍所限，《帝國的回憶——〈泰晤士報〉晚清改革觀察記》中與袁直接相關的記述其實既不多也不深入；并且，多半內(nèi)容還都被隱抑在了有關事件里。對這樣一位在時局中舉足輕重的歷史人物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點遺憾。我想，雖然自己對袁世凱的最終命運和歷史評價都早已了解，但若能繼續(xù)借《泰晤士報》的視角去作另一番觀望，想必一定會有另一種意想不到的收獲。

因此之故，這一次，我決定不再在選材的設定上給自己更多的限制。自1912年清帝退位起至1916年袁世凱去世，其間凡與他本人有關的主要新聞事件，都進入了我的搜索范圍。結果，工作一開始，我便立刻發(fā)現(xiàn)，《泰晤士報》對中國民初幾年的報道，幾乎泰半以上就是對袁世凱及其所代表的北洋政府的現(xiàn)場記述。換言之，“民初即北洋、北洋即袁某”，仿佛是《泰晤士報》對當年中國新聞報道的既定路線和宗旨。繼而，我又從中領悟了一點，若以主流新聞的報道角度出發(fā)，袁世凱與他所代表的北洋政府，似乎才是西方人眼中民初時局的主角。英國的主流報界對這一段歷史的記錄，為中國的“共和”作了另一種生動而細致的表述。這一發(fā)現(xiàn)令我對手中的工作重新建立起了信心，我相信，若是自己能循著這一方向，認真探索《泰晤士報》的文字所記載下的那一段歷史軌跡，一定會有更多的收獲。

譯稿過五萬字時，出版社方面再次與我接洽、商談編譯續(xù)書的事宜。我知道，這不僅是對自己工作的印證，更出于雙方在成書理念上的某種默契。經(jīng)過一再的溝通、商討，我們決定在既定的選材理念上，從時間與空間上對選材范圍再作進一步的延伸。就時間而言，設定為自1912年初民國肇始至1919年底五四運動以后；至于空間上的延展，則是對這一時段中以北洋政府事件為代表的中國國內(nèi)及國際形勢再作一次更全面、深入的掃描。

一年的編譯工作正如一次寶貴的學習與探索。在這一段歷史中，我既看到了許多與早已熟悉的近現(xiàn)代史敘事所不盡相同的片斷，也更加理解民初十年對中國走上現(xiàn)代化道路的意義與價值。如果說，原先可能會產(chǎn)生于清末的某種社會新局面被一場革命給打破了，但產(chǎn)生這種新局面的肇因，其實并未因為革命取代改良而消失，反而是更深刻地影響著革命所帶來的新的年代。朝代可以在轉(zhuǎn)瞬間遽變，國策也可以隨當政者政治主張的不同而相左，但歷史的進程并不會因此而留下任何斷點。今天的結果取決于昨日的誘因，明日的可能又植根于今朝的現(xiàn)實，歷史從不會留下哪怕是一天的斷層。

回首民初十年，雖然時有波折甚至倒退，但“建設”的主題還是基本明朗的，權力逐步移交給法統(tǒng)、制度逐步取代個人的趨勢也都算清晰可見�？梢哉f，這正是晚清“改革”中的積極因素在思想意識與社會潮流上留給民國的寶貴遺產(chǎn)。試想，若是當年身處這一時局中的各路風云人物，能夠一以貫之地本著追求和平建設中國的理念，共同促成“制憲”、“成立議會”等大事一一妥善達成，將會更積極地推動中國的現(xiàn)代化建設。若是真的如此，民國中央政府的權力勢必會得到空前的穩(wěn)固，國家的財政稅收體系也定會日益完善。而市場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國家軍隊的轉(zhuǎn)型、中國在國際上應有的地位及待遇等問題，原本也都有望朝向日益理想化的方向穩(wěn)步邁進，民主風潮蔚為盛行則更有勢不可當之勢。但可惜的是，因為當時領袖人物的思想限制與獨裁意識、政治組織的極權化變形，紛爭和廝殺很快便取代了合作與團結，歷史并沒有在那個關鍵點上給中國留下如此理想化的一頁。轉(zhuǎn)型中的新興共和國，無論在國內(nèi)事務上，還是在國際關系中，都仿佛是一片荒草叢生、龍蛇混雜的漫漶沼澤，令人在看得眼花繚亂之際，徒留無盡喟嘆。

然而，若與此后日益混亂、分裂、對抗的中國社會局面相比，民初的十年依然令今人充滿遐想。今天，許多國人遙想民國、暢談民國，更多的是出自對那個時代的懷念。在那十年中，新興的共和國并不強大，甚至時見捉襟見肘的尷尬局面，不僅基礎薄弱、百廢待興，更是時局詭譎、外強環(huán)伺。而它從西方社會臨摹來的一切，也多是徒留其表象，卻未注重改造表象背后的真正基礎。但屬于那個時代的價值，卻還是清楚地落實在了每一個社會細節(jié)中。如果說，“民國范兒”總予人一種難以形容的活潑生動、酣暢淋漓之感，那么，我覺得，最能體現(xiàn)、反映出這種“范兒”的年代，正是它最初的十年。

從這本最終完成的書稿中，讀者朋友們不僅能從一個新的角度完整重溫1912至1919年的八年間中國所經(jīng)歷過的重大事件以及在其中左右、推動著事件演進的各派系相關人物，更能從許多早已湮沒在歷史塵埃中的細節(jié)里窺探到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不僅如此，那些在當年的國際形勢中深刻影響著中國時局發(fā)展的外交事件，如為北洋政府運作“善后大貸款”的國際借款團、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日俄兩國與中國的外交較量等諸多史實，也都在書中一一涉及。而那個年代里中國社會在經(jīng)濟、文明上艱難的發(fā)展與進步，也能從本書中找到佐證。

我自己認為，與《帝國的回憶——〈泰晤士報〉晚清改革觀察記》相比，這一本《龍蛇北洋——〈泰晤士報〉民初政局觀察記》在選材范圍上更為寬泛、廣闊、自由。在編譯的過程中，我更是對重述新聞事件的全面和完整性有了新的認識。當然，在選編、翻譯原新聞稿之余，我也花費了大量的時間、精力，盡自己所能對書中的史實作了認真的考證，并在許多篇章后留下盡可能詳盡、客觀的注解。此外，在上一本書中因為過度拘泥于原文句式結構而在翻譯上造成的某些問題，也在本書編譯伊始便得到了自覺的糾正。這一切，都令《龍蛇北洋——〈泰晤士報〉民初政局觀察記》一書在條理、脈絡上顯得更為清晰、流暢，對于歷史記錄的回顧也更加完整、生動�？梢哉f，在本書中，我盡力所做的一件事，便是將原本零散、片斷的《泰晤士報》新聞稿，串成一部以英國人的視角觀察、寫成的“民初編年史”。

謹以此書回顧并紀念那個特別的年代。更期盼讀者朋友們能和我一起，從歷史的深遠之處瞻望、遙想未來，以探求民族的前行方向。

譯者

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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