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世界范圍內的毒品泛濫已成為危害人類安全的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據(jù)粗略統(tǒng)計，到1995年，全世界至少有5000萬人吸食各種毒品。在龐大的需求刺激下，世界各地有上百萬人正從事毒品原植物（罌粟、大麻、古柯等）的種植、加工提煉、販運走私以及“洗錢”活動，并逐漸形成以東南亞“金三角”、西南亞“金新月”和南美洲“銀新月”三大毒品產(chǎn)地為主，遍及全球的龐大地下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東方某些發(fā)展中國家的毒品問題與錯綜復雜的經(jīng)濟貧困問題、民族問題交織在一起；拉美部分國家的毒品經(jīng)濟與毒品政治構成了西半球毒品犯罪的特殊模式。新品種的不斷出現(xiàn)和價格的浮動刺激了毒品消費群體的不斷擴大。尤其是“冷戰(zhàn)”結束后，毒品問題伴隨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而呈現(xiàn)新的特點。毒品犯罪日益嚴重地威脅著許多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和人們的倫理道德、身心健康、民族素質。懲治毒品犯罪、阻止毒品蔓延，已成為世界各國刻不容緩的共同責任。
　　在全球毒品泛濫的大背景下，作為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費市場的美國，其國內的毒品危機日益加深。國際社會公認美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費國，美國官方對此并不否認。在美國，毒品泛濫已成為災難性的社會問題，其影響范圍之廣泛，形勢之嚴峻，無不令這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憂心忡忡。據(jù)美國國家藥物濫用問題研究所的最新調查，在全部2.6億美國人中，有5400萬人至少吸過一次大麻，有大約2300萬人經(jīng)常吸食大麻；有70萬海洛因成癮者，偶一為之者達200萬以上；有2000萬人嘗試過可卡因，有500萬人經(jīng)常使用這種毒品；有1600萬人曾經(jīng)使用過各種“迷幻藥”，有200萬人常服“迷幻藥”；有800萬美國人嘗試過危險極大的毒品，如克拉克（又譯“裂毒”）、五氯苯酚等；試用過非法毒品的美國公民有1億人，其中有4000萬人經(jīng)常使用一種或多種毒品。
　　美國毒品市場每年消費總額占世界毒品貿易的60％以上。近年來，美國每年消費的毒品數(shù)量為：大麻1.5萬～2萬噸，海洛因30～40噸，可卡因70～80噸。全美非法毒品交易額每年達1000億美元以上，每年毒品交易利潤高達350億～400億美元，毒品交易已成為美國經(jīng)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每年約25000人因吸毒致死。目前，吸毒直接、間接造成美國工業(yè)生產(chǎn)損失近千億美元。著名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每年因毒品問題造成的損失超過1億美元。難怪美國前總統(tǒng)里根驚呼：“美國已處于吸用毒品這一瘟疫的威脅之下。自60年代以來，這一瘟疫一直猛烈發(fā)展。進入80年代，毒品對美國的威脅已完全不下于敵人的飛機和導彈�！弊詥讨巍げ际部偨y(tǒng)執(zhí)政起，美國政府就把毒品列為“威脅美國安全”的重要問題之一�？肆诸D總統(tǒng)上臺后，也把毒品問題列為“威脅美國安全的戰(zhàn)略問題”。毒品問題已經(jīng)成為當今美國總統(tǒng)選舉中，每位候選人都不可回避的問題，它直接關系到競選的成敗，足見其在美國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而在我們中國，人們永遠不會忘記170多年前那場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鴉片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是中國人民屈辱歷史的開端，毒品從此也成為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的一個主要原因。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政府僅用了短短3年的時間，就將危害中國人民上百年的毒品禍害一掃而空，使我國享有“無毒國”的稱號達二十余年。但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實行，絕跡多年的毒品又在中華大地上沉渣泛起，而且來勢兇猛。據(jù)國家禁毒委（1998年經(jīng)改組后成為公安部禁毒局——作者注）不完全統(tǒng)計，我國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員1991年為14.8萬人，1992年為25萬人，1994年為38萬人，1995年達到52萬人。而據(jù)有關專家估計，包括隱性吸毒人員在內，我國各類吸毒人員可能多達200余萬人。他們每年消費的毒品僅海洛因就達60余噸，折合人民幣金額達300余億元，而目前全國有吸毒問題的縣市已占全國縣市總數(shù)的70％。這些情況不能不使國人憂心忡忡。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高度重視我國存在的毒品犯罪問題。1997年3月26日，時任中央政法委書記任建新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就這一年4月—9月在全國范圍內展開的禁毒專項斗爭，向在北京出席全國禁毒工作會議的代表發(fā)出總攻令：“我國曾是一個深受毒品之害的國家，決不能容忍毒品肆虐泛濫，決不能讓屈辱的歷史重演。必須下更大的決心，以更堅決的態(tài)度，更有力的措施，果斷徹底地解決毒品問題！”
　　毒品到今天已經(jīng)成為一種國際公害，禁毒也不可避免地提上了各國政府和聯(lián)合國的議事日程。美國作為受毒品危害最深的國家，對禁毒問題的重視更是非他國所能比。美國不僅是國際反毒運動的主要發(fā)起者，而且還是最早對毒品進行管制的國家之一。在長期的反毒實踐中，美國政府積累了大量的經(jīng)驗和教訓，值得每一個具有同樣問題的國家借鑒和記取，我國也不例外。美國的禁毒運動從20世紀初就開始了，因此，美國禁毒政策的立法與執(zhí)法、教育、預防、治療、康復等各方面，都有很多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研究美國的毒品政策無疑具有較強的現(xiàn)實意義。
　　美國的毒品問題是一個亦小亦大的問題。說它小，是因為毒品問題只不過是當今美國眾多的社會問題之一，小到幾乎沒有任何一本美國通史把毒品政策作為一項內容。說它大，是因為毒品問題同許多社會問題有聯(lián)系，涉及美國的政治、經(jīng)濟、法律、外交、歷史、教育和社會等諸多方面，尼克松以來的歷屆美國總統(tǒng)都無法回避它，甚至還被當作侵略一個主權國家的借口。
　　對于美國毒品政策的研究，美國國內機構林立，人員眾多。官方的機構有白宮的國家毒品管制政策辦公室（ONDCP）、國家藥物濫用問題研究所（NIDA）等。民間的機構有毒品政策研究中心（Drug Policy Research Center）、毒品政策基金會（Drug Policy Foundation）、全國改革大麻法律組織（NORML）、林德史密斯中心（The LindeSmith Center）等。此外，美國許多大學的政治學系、法學院和社會學系都開設毒品政策方面的課程。各研究所或基金會的研究成果頗豐，每年都有大量有關毒品問題和毒品政策的新書問世，真可謂卷帙浩繁，令人目不暇接，足見美國各界對這一問題的重視。
　　在美國學術界，毒品政策的研究活動異�；钴S。依美國學人對禁毒問題的態(tài)度可將其大致分為兩派，即主張毒品合法化的“解禁派”和主張維持現(xiàn)行政策的“反解禁派”。解禁派以美國大學教授阿諾德·S.特利巴赫（Arnold S. Trebach）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埃森·A.內德爾曼（Ethan A. Nadelmann）等為代表。特利巴赫是毒品“合法化”運動的主要代言人之一,他認為毒品合法化會減少與毒品有關的犯罪。他還認為毒品合法化與美國主流社會的傳統(tǒng)價值觀是一致的，即美國人在許多涉及個人行為的事情上有選擇的自由。他主張改變聯(lián)邦政府在毒品管制方面的經(jīng)費撥款方式，把教育和治療列為毒品政策的重中之重，改變目前聯(lián)邦政府在控制毒品供求雙方的開支比例（7∶3）。對于這種“一頭沉”的觀點，其代表作有《海洛因解決方案》（The Heroin Solution，1982）和《偉大的毒品戰(zhàn)》（The Great Drug War）等。解禁派的另一位“旗手”內德爾曼則是從禁毒經(jīng)費的成本效益的角度出發(fā)，提出自己的主張。他認為現(xiàn)行禁毒政策收效甚微，并且產(chǎn)生了很大的負面作用。而毒品合法化不僅可以節(jié)省巨額開支（他聲稱：“毒品自由貿易可以使我們每年節(jié)省近1000萬美元的禁毒費用。”），而且可以通過向合法毒品課以重稅的辦法，增加國家稅收，把節(jié)約下來的錢用來宣傳戒毒的好處，還可以用來治療毒品上癮的人。內德爾曼這些觀點多見于他撰寫的一些文章中，如1989年發(fā)表在《科學》雜志（Science）上的《美國禁毒代價、后果及其他選擇》（Drug Prohib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sts, Consequences, and Alternatives）等。除了上述兩位，主張毒品合法化或部分合法化的還有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德沙維茲（Alan Dershowitz）教授，哈佛大學精神分析學家格林斯奔（Lestev Grinspoon），1976年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獲得者、自由市場經(jīng)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更值得一提的是，主張解禁的人當中還包括一些有相當名望和地位的人，如眾議員斯達克、巴爾的摩市的黑人市長施莫克、《國民評論》主編巴克利、圣何塞市警察局長麥克納馬拉等等。
　　“反解禁派”的代表人物是特拉華大學刑事司法與社會學教授詹姆斯·A.英塞亞迪，其代表作為《反毒戰(zhàn)》（The War on Drugs，1986）和《反毒戰(zhàn)2》（The War on Drugs Ⅱ，1992）。英塞亞迪教授堅決維護現(xiàn)行毒品政策。他認為毒品合法化會導致社會混亂，將目前任何一種非法毒品合法化都會給美國造成巨大的社會和經(jīng)濟傷害。他認為在現(xiàn)行政策下，吸毒人數(shù)正在減少。贏得反毒戰(zhàn)的勝利已經(jīng)為期不遠了。在這種情況下，講毒品合法化就是投降，就會使吸毒人數(shù)迅速上升。他堅持認為，吸毒不一定引起犯罪，但是犯罪分子卻往往吸毒和販毒。合法化會造成毒品消費激增而不是下降。此外，毒品政策經(jīng)典之作《美國�。郝樽砥饭苤频钠鹪础罚═he American Disease：Origins of Narcotics Control，1973年初版，1987年再版）一書的作者耶魯大學醫(yī)學院教授戴維·F.馬斯托（David F. Musto）也是毒品自由化的強烈反對者之一。
　　當然除了上述兩種立場截然相反的觀點之外，還有人認為，僅僅把毒品分為合法和非法是把自己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一方面現(xiàn)行政策已經(jīng)證明收效甚微，再繼續(xù)將反毒戰(zhàn)打下去也不會有更好的結果；另一方面，采用解禁派的主張，將毒品合法化更使人感到解決毒品問題前途渺茫。在這種情況下，有人認為，在合法和非法之間一定還有第三條道路可走。即某些毒品在一定條件下，在一定區(qū)域內可以是合法的，在另一種情況下，它們又是非法的。對吸毒作輕罪或無罪處理，對販毒作重罪懲罰，對毒性不同的毒品也可以區(qū)別對待�？傊�，如此復雜的社會問題，想用非此即彼的簡易方法來解決是不可能的。
　　在我國，毒品問題和毒品政策尚屬一個開拓性的課題，美國毒品政策研究就筆者所知，涉足者還不多。報刊上不時有一兩篇這方面的文章出現(xiàn)，多以介紹為主，少有系統(tǒng)研究�；蛟S國內已有這方面的論著，由于筆者孤陋寡聞不曾拜讀也未可知。
　　本論著主要運用歷史學方法，對20世紀美國毒品政策的脈絡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的梳理和較為深入的分析，并在廣泛借鑒政治學、社會學、法學和犯罪學等相關學科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同時，筆者根據(jù)美國毒品問題和毒品政策自身的發(fā)展規(guī)律和特點對20世紀美國國內毒品政策的歷史進行重新分期，打破了美國禁毒史傳統(tǒng)的分期方法，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有益的探索和嘗試。
　　筆者將毒品政策放在美國歷史的大背景下，分六個階段對美國毒品政策的演變進行了研究。筆者認為，美國毒品管制政策的產(chǎn)生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是美國政治經(jīng)濟利益和國際國內各種因素互動的產(chǎn)物。它的興衰也與美國社會運動的漲落一致，并不時受到突發(fā)事件的影響。隨著美國政治和社會危機的加深，美國的毒品危機也步步加深；而毒品危機的加深反過來又促使美國毒品問題與政治和其他社會問題（如離婚、暴力犯罪、賣淫、貧窮、失業(yè)、邪教等）的更緊密結合。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huán)和難以跳出的“怪圈”。傳統(tǒng)的禁毒政策已不靈驗，自由派的主張又布滿“殺機”。禁毒是一把“雙刃劍”，在打擊對手的同時也傷害了自己。雖然毒品戰(zhàn)難以馬上打贏，但利用毒品戰(zhàn)謀取政治好處的政客們卻永遠是最大的贏家。毒品戰(zhàn)不僅可以被當成政治籌碼，它還可以用作推行霸權，干涉他國內政的旗號和幌子。只要滋生毒品問題的“土壤”一日不絕，毒品問題就會繼續(x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