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秘密早就已經呈現(xiàn)在每個普羅大眾的眼前。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至今已將近十年，世界仍然一片混沌：過度負債，巨額財政赤字和極其緩慢的經濟增長。發(fā)達國家老齡化速度加快，給目前這個多極化世界的新秩序帶來了種種不安的因素，與之相伴的還有至少低于其潛在產能五分之一的增長率。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也面臨著增速放緩，債務迅速膨脹，資本流動動蕩，以及貿易、投資和就業(yè)機會等急劇下降的嚴峻局面。另外，幾乎所有國家還面臨著以下諸多問題：氣候變化帶來的全球變暖，社會收入和財富差距巨大，可能摧毀就業(yè)機會的技術突破，人類遷徙，以及關于恐怖主義、領土沖突和公然爆發(fā)的戰(zhàn)爭等地緣政治風險。
在這個令人沮喪的年代，我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都在尋找可以重振未來的解決方案。20世紀30年代，當世界面臨大蕭條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給大眾帶來了免于恐懼的希望，指出政府可以通過刺激和投資來干預市場。當21世紀拉開序幕，在第一個十年里，市場上充斥著一種強烈的情緒，擔心政府已經變得過于龐大和低效。有鑒于這種擔心，削弱財政政策、加強貨幣以及監(jiān)管政策的做法大行其道。當然，我們現(xiàn)在認識到，這樣的政策也有其不足之處，于是公眾開始再次討論加強財政政策的可能性。
關于在保持經濟增長、就業(yè)和穩(wěn)定過程中，政府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爭論，其核心在于財政赤字是否具有可持續(xù)性。換句話說，政府收入（其中大部分是稅收）是否可以一直遠低于政府支出（主要是用于社會福利，國防和管理成本上）？
除此之外，公共資產負債表是否處于可持續(xù)狀態(tài)？
歐洲人率先執(zhí)行了1991年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將財政缺口限制為GDP的3％，而主權債務規(guī)模則限制為GDP的60％。但幾乎每一個國家都違反了這些限制：經合組織（ OECD）國家的平均債務水平達到GDP的近100％，而日本等一些國家名下的總債務規(guī)模已然超過其GDP的200％。
當我們擔心債務負擔時，我們往往只關注政府的征稅能力。民主政府害怕失去公眾的支持率，因此總是抵觸加稅。另一種減少債務的辦法是利用通貨膨脹，這就是為什么中央銀行將某個通貨膨脹比率設為目標 不是消除通貨膨脹，而是為了降低政府和家庭的債務水平而提升通脹。
然而，對許多主權資產負債表來說，另外一面卻幾乎被完全忽視了。就是大多數(shù)政府，包括一些債務最重的國家，往往擁有出奇豐富的資產，并且往往隱藏在公眾視野之外。它們包括國營行業(yè)留下來的明顯的遺產 機場、港口、發(fā)電站和公共交通系統(tǒng)。還有更多不是特別顯眼，卻更有價值的資產，就是大多數(shù)國家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擁有的大規(guī)模財產投資組合，或者大片廣袤的土地以及知識產權，它們都具有很高的商業(yè)價值。
最近《經濟學人》雜志估計，這些資產可能價值高達9萬億美元，約占經合組織（OECD）主權債務的五分之一。
在這本書中，鄧達德和斯蒂芬福斯特做了一個簡單的觀察：如果我們真正地管理好這些公共財富，我們不僅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同時也將為所有人提高整體福利。
第一個挑戰(zhàn)是讓這些公共資產透明化，弄清楚它們到底有多少，位于何處，以及質量如何。一篇2013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文章估計，政府資產負債表內的非金融性資產平均占到了GDP的67％，這一均值的分布在各個國家的差異非常大，日本和韓國超過了GDP的120％，而瑞士和中國香港僅為25％。
這些數(shù)字毫無疑問地被大大低估了。在鄧達德和福斯特看來，我們只看到了冰山的一角，因為大部分的國家資產事實上隱藏在不同層級的政府之中。它們或者是因為既得利益的關系，或者僅是因為不受重視而沒人去評估，從而消失在公眾的視野以外。
一旦投入擁有商業(yè)頭腦的專家之手，這些國有資產可以為政府開辟大量新收入。先不用考慮單獨私有化的問題，僅僅是管理好公共商業(yè)資產，依據作者的估計，就能產生每年約2.7萬億美元的收益，比目前全球花在基礎設施、交通、電力、水務及通信上的支出還要高。
最關鍵的是讓這些資產處于專業(yè)管理之下，并且與政治家、政策制定者保持距離，與短期的政治利益絕緣。這可以通過將相關資產的所有權和控制權轉移給透明、專業(yè)的資產開發(fā)公司國家財富基金來實現(xiàn)，該基金對納稅人負責，而不是對現(xiàn)有的政治利益負責。管理基金的公司可以通過積極的所有權，開發(fā)所有經營性資產，提高其銷售價值確保經由許可才能進行土地開發(fā)，將低效率的商業(yè)資產合理化經營，或在一片土地被出售前改善其基礎設施建設，以提升土地的價值。這并不是直接的大甩賣，而是一種對納稅人資產進行適當管理，以最大化其價值的更為合理的方式。有些資產甚至可能長期留在公有制體系內，經由妥善的管理，為納稅人產出不菲的收益。
這些聽起來很難，但它已經在韓國資產管理公司（KAMCO）和新加坡的淡馬錫（Temasek），以及20世紀90年代的瑞典有著相當成功的運作。
2015年該書在國外出版時取得了巨大的好評。中國版亦可謂非常及時，因為它提供了運用國際經驗以改善中國公共資產管理的可能性。
最近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揚博士和他的團隊完成的工作表明，2013年年底，中國的國家資產負債表顯示，政府并不是凈借款人或債務人，而是掌控了相當大規(guī)模的公共資產。在2013年底，中國有691萬億元人民幣的總資產，以及352萬億元人民幣（相當于57萬億美元）的凈資產，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619%。相比之下，美國的凈資產是84萬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99%。
當然，在中國，政府的大多數(shù)凈資產是房地產，而在美國，金融性資產占了較大的份額。然而，就不同政府級別而言，中國中央政府的凈資產占GDP的42％，各級地方政府（省、市、縣三級）的凈資產則高達GDP的123％。這意味著，這些資產的回報率如果提高1％，將為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貢獻1.6個百分點。考慮到目前中國GDP的增長速度約為6.5％，增幅是相當可觀的。
讓鄧達德和福斯特的書凸顯價值的，是它改變了產生增長的傳統(tǒng)方式即要求私營部門做得更多，以繳納更多的稅款。管理那些未被充分利用的公共財富，可以更好地改善整體經濟增長，為創(chuàng)新和變革解放出新的資產，并創(chuàng)造普遍的工作機會。
換句話說，除非我們真正了解我們的公共資產，否則我們只會對負債情況做出誤導性判斷。在關于經濟復蘇能力的判斷上，這一點可謂是核心所在。
我大力推薦這本書，因為在如何更好地管理國有和公共資產以實現(xiàn)中國夢這個目前公眾關注的熱門話題上，本書能夠提出非常重要的啟示和貢獻。

沈聯(lián)濤
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員
清華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的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