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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文學叢書：龍須糖萬歲》為“澳門文學叢書”之一�！洱堩毺侨f歲》作者以詩名世，以翻譯為人所欣賞，同時還寫有大量的散文和詩歌評論，《澳門文學叢書：龍須糖萬歲》即是此類篇目的結集。
　　《澳門文學叢書：龍須糖萬歲》中遴選的一百余篇作品以“鏡�！薄ⅰ澳阄摇�、“讀詩”分立輯目，從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對澳門的赤誠、對家鄉(xiāng)的眷戀，以及對詩的熱愛；有思想，文筆亦好。

值此“澳門文學叢書”出版之際，我不由想起1997年3月至2013年4月之間，對澳門的幾次造訪。在這幾次訪問中，從街邊散步到社團座談，從文化廣場到大學講堂，我遇見的文學創(chuàng)作者和愛好者越來越多，我置身于其中的文學氣氛越來越濃，我被問及的各種各樣的問題，也越來越集中于澳門文學的建設上來。這讓我強烈地感覺到：澳門文學正在走向自覺，一個澳門人自己的文學時代即將到來。
　　事實確乎如此。包括詩歌、小說、散文、評論在內的“澳門文學叢書”，經過廣泛征集、精心篩選，目前收納了多達四十八部著作，暫分兩批出版。這一批數(shù)量可觀的文本，是文學對當代澳門的真情觀照，是老中青三代寫作人奮力開拓并自我證明的豐碩成果。由此，我們欣喜地發(fā)現(xiàn)，一塊與澳門人語言、生命和精神緊密結合的文學高地，正一步一步地隆起。
　　在澳門，有一群為數(shù)不少的寫作人，他們不慕榮利，不怕寂寞，在沉重的工作和生活的雙重壓力下，心甘情愿地擠出時間來，從事文學書寫。這種純業(yè)余的寫作方式，完全是出于一種興趣，一種熱愛，一種詩意追求的精神需要。惟其如此，他們的筆觸是自由的，體現(xiàn)著一種充分的主體性；他們的喜怒哀樂，他們對于社會人生和自身命運的思考，也是懇切的，流淌著一種發(fā)自肺腑的真誠。澳門眾多的寫作人，就這樣從語言與生活的密切關聯(lián)里，堅守著文學，堅持文學書寫，使文學的重要性在心靈深處保持不變，使澳門文學的亮麗風景得以形成，從而表現(xiàn)了澳門人的自尊和自愛，真是彌足珍貴。這情形呼應著一個令人振奮的現(xiàn)實：在物欲喧囂、拜金主義盛行的當下，在視聽信息量極大的網(wǎng)絡、多媒體面前，學問、智慧、理念、心胸、情操與文學的全部內涵，并沒有被取代，即便是在博彩業(yè)特別興旺發(fā)達的澳門小城。
　　文學是一個民族的精神花朵，一個民族的精神史；文學是一個民族的品位和素質，一個民族的乃至影響世界的智慧和胸襟。我們寫作人要敢于看不起那些空心化、淺薄化、碎片化、一味搞笑、肆意惡搞、咋咋呼呼迎合起哄的所謂“作品”。在我們的心目中，應該有屈原、司馬遷、陶淵明、李白、杜甫、王維、蘇軾、辛棄疾、陸游、關漢卿、王實甫、湯顯祖、曹雪芹、蒲松齡；應該有莎士比亞、歌德、雨果、巴爾扎克、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羅曼·羅蘭、馬爾克斯、艾略特、卡夫卡、喬伊斯、福克納……他們才是我們寫作人努力學習，并奮力追趕和超越的標桿。澳門文學成長的過程中，正不斷地透露出這種勇氣和追求，這讓我對她的健康發(fā)展，充滿了美好的期待。
　　毋庸諱言，澳門文學或許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不足，甚至或許還顯得有些稚嫩，但正如魯迅所說，幼稚并不可怕，不腐敗就好。澳門的朋友——尤其年輕的朋友要沉得住氣，靜下心來，默默耕耘，日將月就，在持續(xù)的辛勞付出中，去實現(xiàn)走向世界的過程。從“澳門文學叢書”看，澳門文學生態(tài)狀況優(yōu)良，寫作群體年齡層次均衡，各種文學樣式齊頭并進，各種風格流派不囿于一，傳統(tǒng)性、開放性、本土性、雜糅性，將古今、中西、雅俗兼容并蓄，呈現(xiàn)出一種豐富多彩而又色彩各異的“雞尾酒”式的文學景象，這在中華民族文學畫卷中頗具代表性，是有特色、有生命力、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文學。
　　這套作家出版社版的文學叢書，體現(xiàn)著一種對澳門文學的尊重、珍視和愛護，必將極大地鼓舞和推動澳門文學的發(fā)展。就小城而言，這是她回歸祖國之后，文學收獲的第一次較全面的總結和較集中的展示；從全國來看，這又是一個觀賞的櫥窗，內地寫作人和讀者可由此了解、認識澳門文學，澳門寫作人也可以在更廣遠的時空里，聽取物議，汲取營養(yǎng)，提高自信力和創(chuàng)造力。真應該感謝“澳門文學叢書”的策劃者、編輯者和出版者，他們?yōu)榘拈T文學乃至中國文學建設，做了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

《澳門文學叢書：龍須糖萬歲》：
　　這種浪漫還表現(xiàn)在其他藝術形式的創(chuàng)作上。在大三巴牌坊前地，葡萄牙藝術家使用中國式的象征符號建起一座名為“東方與西方相遇”的雕塑，它以東方主義的話語模式表現(xiàn)了一位身穿旗袍的中國女子正在向一個葡萄牙青年男子敬獻蓮花的情景，他們的背景是一個紅色的圓框，一只仙鶴沿著圓框展翅飛翔。雕塑的寓意是顯而易見的，男子代表西方，女子代表東方；蓮花既是純潔的象征同時也是澳門特別行政區(qū)的區(qū)花；仙鶴象征著吉祥與長壽，而圓則寓意生生不息的循環(huán)，它們暗示著中葡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藝術家用心良苦，卻遭到中國人的批評，“雕像所勾勒的圖景是輕佻的行為，因為一個端莊的中國女子給一個外國人獻花是有調情意味的�！雹�
　　浪漫不僅僅是文學和藝術的虛構和想象，很多時候會成為歷史絢麗的裝飾。賈梅士，葡萄牙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詩人，與中國姑娘“狄娜梅”（Dinamene）在澳門相戀的故事從未得到證實，卻被人們津津樂道。更有甚者，賈梅士本人是否到過澳門至今仍是一個不解之謎。然而，賈梅士到過澳門，在此擔任死亡驗證官，在一個石洞里寫下史詩《葡國魂》的部分章節(jié)，并與狄娜梅相戀的傳說穿越時間的剝蝕，被各種媒介不停地宣傳和渲染，幾乎成為寧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集體記憶。②賈梅士的神話已成為確認葡萄牙在澳門存在的最具詩意的象征，也是彰顯葡萄牙人的價值觀和民族性的最佳載體。而各種媒介，包括官方儀式③、雕塑、紙幣④、書籍、報刊、廣播、電視等，而郵票也是其中之一，方寸之間，不僅折射政治與歷史的變化，也是話語權的一種體現(xiàn)。
　　對浪漫與愛情的演繹，土生葡人作家飛歷奇的《大辮子的誘惑》無疑提供了一個令人皆大歡喜的文本，可以說這本已被譯成中文并被中國導演拍攝成電影的小說是“澳門制造”的小說中知名度最高的，一個土生葡人青年和一個來自社會下層的中國擔水妹在愛情的感召下，跨越文化、種族以及等級的障礙，喜結連理，這樣的結局不具有普遍性，但畢竟是人們樂意看到的，它代表著作者對理想化族群關系的一種企盼。而在飛歷奇創(chuàng)作的其他愛情故事里，結局往往并非如此美滿。在《疍家女阿珍》中，阿珍被描寫得面目丑陋、且毫無個性，她對與葡萄牙海員曼努埃爾的不期而遇抱有天真的愛情幻想，但對他的“始亂終棄”卻絲毫沒有怨言，只是默默地接受和忍受。而曼努埃爾呢，對拋棄阿珍僅僅感受到失去了一件不可估量的不可替代的“coisa”①。這是一個典型的東方主義文本，符合西方描寫東方女性的固定模式：東方女性是柔弱的、逆來順受的，甚至常常被物化。這樣的男女關系根本不是平等的愛情關系，甚至缺乏起碼的尊重。有評論者說作者“熱情贊美了這個疍家女勤勞、樸實、堅強的性格和內在的心靈美”②。這樣的解讀不免失之膚淺。
　　如果展開歷史的想象，我們可以看到，當初許多單身的“曼努埃爾”從葡萄牙遠涉重洋來到澳門，與一個個“阿珍”相遇。不可否認，從眼神的交匯，到身體的接近，最后進入靈與肉的糾纏，一定會碰撞出電光石火般的愛情，但也不乏其他因素的驅動：因為性的饑渴，或僅僅因為生存的需要，但無論如何，這一切都為澳門的文學創(chuàng)造提供了豐饒的礦脈。
　　澳門雖然是一個彈丸之地，但這里有文學，這已經不是一個問題，問題是澳門有殖民地文學嗎？如果澳門確實曾經是殖民地的話，那么它也不同于安哥拉、莫桑比克等這些前葡屬殖民地，有學者認為：“從文化及文明的層面分析，澳門從未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雹偈聦嵣�，盡管葡萄牙統(tǒng)治澳門逾四百年，但澳門的文化主體依舊是中國文化，葡萄牙語雖然是官方語言，但從來沒有普及到普羅大眾當中去。葡萄牙人帶來了自己的文化，也使之成為澳門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澳門仍然較好地保持著中國文化的傳承，它仍然是澳門文化的主體，雖然葡萄牙文化在漫長的歷史中依靠政治和行政手段成為主導文化，但僅僅局限于精英階層和行政管理層面，它始終沒有能夠統(tǒng)御中國文化。福建學者劉登翰把這種“共處”的文化生態(tài)比喻為一種“雞尾酒”現(xiàn)象：“從表面上看，澳門文化的多元性如雞尾酒一樣因不同品種的相互勾兌而色彩斑斕；但深入細察，各種文化之間的相互對立，又如雞尾酒一樣層次分明，而不互相混合或化合�！雹诎拈T從來就并存著兩個世界：東方和西方。兩個世界雖然雞犬相聞，但彼此并沒有靈魂深處的交流，誠如曾經對18、19世紀生活在澳門的族群進行過研究的潘日明神父所描寫的：“葡萄牙和中國兩個社會隔墻相望，和睦共存。”③兩個族群、兩種文化只是“和諧共存”而已，但鮮有激烈的碰撞和深度的交流，也沒有相互促進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不可否認，澳門作為被占領的身份成為制約這種交流的主要因素。長期以來，澳門的華人以冷漠，甚至抗拒的態(tài)度對待葡萄牙文化，他們很少關注遙遠的葡萄牙所發(fā)生的一切，對同居一城的葡萄牙人也是漠然處之，因此記述有關他們的文字屈指可數(shù)。與之相反，許多來到或沒有來過澳門的葡萄牙人，常常把澳門當作異托邦的載體，或者對充滿異國情調的中國產生了興趣，留下了不少以澳門和中國內地為主題或背景的文本。盡管歐洲中心主義的優(yōu)越感時常在這些文本中流露，但也不乏傾慕中國文化或從人道主義角度關心中國人命運的作品，比如瑪麗亞·布拉嘉的某些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偠灾拈T不是一般定義上的殖民地，因此很難用“殖民地文學”和“后殖民地文學”的概念套用在澳門文學的身上，至少不適用于每一位作家，況且這里既有土生土長的本地作家，也有來自中國內地、葡萄牙、巴西、法國、澳大利亞等國家的作家，他們使用的語言可能是中文、葡語，也可能是土生葡語（patúa）、英文或者法文，甚至是廣東話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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