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徐世昌召集往日同仁，倡議纂修《清儒學案》。時世昌螯居天津，故委托其門人曹秉章在北京曹氏家中設立修書處。諸同仁每周五相聚，商討編修事宜及匯報各自進展。會后，曹秉章將其大要修書一通，并附已潤色《學案》稿數(shù)篇，一同寄往天津。徐世昌閱后，凡有商榷者，隨手批閱，復寄回京。如此往還《書札》，凡四百余通，在修書的近十年問未嘗中斷，是為《{清儒學案）曹氏書札》。

　　這些《書札》對于考察《清儒學案》的纂修經(jīng)過，深入挖掘其纂修思想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然而，《曹氏書札》并未公諸于世，一些致力于《清儒學案》研究的前輩學者未及得見。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陳祖武先生嘗于史樹青先生處得見《書札》概貌，但此后這批《書札》便再無人問津。直至二〇〇七年，線裝書局方將其影印付梓，然而由于素未精心整理，故而尚存有諸多問題亟待解決。

　　其一，《書札》原稿在編排時多有混亂，而已出版的《書札》并未重新按年代順序編排，致使多數(shù)相鄰的書札在內(nèi)容上各不相屬。盡管大部分的書札末署有月、日，卻未署系于何年。加之所署之月、日，有按陽歷者，有按陰歷者；甚至有原本是同一書札內(nèi)容的數(shù)紙，卻被錯置在不同書札之間，更使之頭緒紛繁。因此，只有在通讀全部《書札》的基礎上，重新以時間先后將之排序，才能確切地梳理《清儒學案》各案的纂修分工，總結其在不同階段中的纂修特點及其利弊得失等等，以填補《清儒學案》目前研究的不足。

　　其二，這些《書札》內(nèi)容十分豐富，還涉及了參修諸公的生活片段，特別是他們之間的走訪與雅集等社會交往活動。只有將這些《書札》重新按時間先后順序編排，才能從整體上勾連出《清儒學案》纂修的學術環(huán)境，揭示諸公的纂修經(jīng)歷與心態(tài)，從而有助于對《清儒學案》客觀的評價。

　　其三，徐世昌在每封書札上以草書形式所批閱的內(nèi)容，對《清儒學案》的研究也十分重要，而目前學術界尚未對其內(nèi)容作充分的研究。由于線裝書局是影印出版的原稿，故首先需要對其內(nèi)容作進一步的識讀。

　　有鑒于此，筆者對《（清儒學案）曹氏書札》的整理包括以下幾個主要方面：其一，將四百余通《書札》重新按時間先后順序編排。其二，對《書札》中徐世昌的草書批語進行識讀。其三，對《書札》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注釋其生平；對《書札》中記載的當時未能搜訪到的文獻，今據(jù)《中國古籍總目》等相關目錄書籍，加以注釋，略述其流藏概況。其四，為與原稿保持一致，凡文中所出現(xiàn)的異體字、通假字等，均不作統(tǒng)一處理；有些書名的省略，亦依原稿。希望此次整理，能對《清儒學案》相關問題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書札》在整理過程中，得到了陳祖武先生的幫助與鼓勵。陳先生對《清儒學案》研究甚深，百忙之中，助我識讀徐世昌的草書批語，使我不能識別的文字迎刃而解；在整理初稿完成后，又提出了諸多中肯建議，讓我獲益匪淺。先生提攜后學之誠意，令我難忘。另外，還曾與朱曦林師弟互相探討《書札》排序得失，也收獲良多。歷史所袁立澤先生、林存陽先生、楊艷秋先生、梁仁志先生，也撥冗答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羅莉女士也為《書札》的編校付出甚多，于此一并致謝。但由于筆者能力所限，其中不足之處，祈望方家裁察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