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木刻版《格斯爾》的價值及其翻譯（代譯序）

陳崗龍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有人在北京木刻刊行了一部特殊的蒙古文書籍。這部蒙古文書籍，版式是標準的梵夾裝佛經(jīng)：扉畫（卷首畫） 右側(cè)繪霍爾穆斯塔騰格里，左側(cè)繪格斯爾可汗；拖尾畫不是繪威武兇猛的四大天王來護經(jīng)，而是繪制格斯爾可汗的四位英雄，叉爾根、嘉薩-席克爾、伯通、安沖，而且伯通的形象被畫成諸葛亮；扉畫和拖尾畫均為紅印版畫。該經(jīng)共七章，每章首頁文字朱墨二色（黑三行+紅四行+黑五行+紅四行+黑三行）；正面板框分兩欄，正欄縱書蒙古文二十五行，右一欄，縱書蒙漢文一行，從上到下依次為漢文“三國志”、蒙古文章回和頁碼、漢文頁碼；背面板框一欄，縱書蒙古文二十六行，板框內(nèi)右下角漢文寫頁碼，如“七卷下四”。共計一百七十八葉。規(guī)格14×46.5公分。這種版式和規(guī)格與當時在北京木刻刊行的其他蒙古文佛經(jīng)基本一致。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民族圖書館、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圖書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等國內(nèi)重要圖書館和國外的蒙古國、俄羅斯等國家的圖書館均有收藏。

這部書就是《十方圣主格斯爾可汗傳》（ Arban jüg-ün ejen Geser qagan-u tuguji orusiba）， 學界簡稱北京版《格斯爾》（ Begejing bar-un Geser）。北京木刻版《格斯爾》自刊行以來，在蒙古族當中和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一方面，蒙古族文人紛紛收藏和閱讀《格斯爾》，并有諸如19世紀初著名紅學家哈斯寶這樣的文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借鑒和評論格斯爾的故事；一方面，更多的蒙古族民眾則把《格斯爾》當成佛經(jīng)供奉起來，認為誦讀和供奉《格斯爾》能夠禳災祛禍。20世紀40年代，德國著名蒙古學家海西希（Walther Heissig） 在內(nèi)蒙古東部做調(diào)查時遇到一個蒙古人在家中收藏《格斯爾》手抄本，便借來閱讀和對照北京版《格斯爾》，不料還沒有到約定的借閱期限主人就把書要回去了，原因是他把《格斯爾》借出家，牛羊就染上了疾病。而北京版《格斯爾》刊行不久（從1776年開始）就被一些國外旅行家和學者發(fā)現(xiàn)，被帶回國去翻譯成德文和俄文，從而西方學界知道了關(guān)于英雄格斯爾的故事和史詩。隨著藏族《格薩爾》和蒙古族《格斯爾》日益受到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的關(guān)注，形成“格薩（斯） 爾學”，北京木刻版《格斯爾》也越來越得到學界的重視，成為辨析蒙古族《格斯爾》與藏族《格薩爾》的關(guān)系和梳理蒙古文《格斯爾》版本源流的關(guān)鍵性文獻，并且“北京木刻版《格斯爾》是所有藏族《格薩爾》和蒙古族《格斯爾》中最早形成文字刊刻印行的版本”已經(jīng)成為學界不爭的共識。

今年正逢北京木刻版《格斯爾》刊印三百周年（1716-2016），為了迎接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民族事務委員會、全國《格薩 （斯）爾》工作領(lǐng)導小組、 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格斯爾》工作領(lǐng)導小組聯(lián)合主辦的 “第八屆《格斯 （薩） 爾》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暨紀念北京木刻版《格斯爾傳》刊行三百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我們經(jīng)過兩年的努力終于完成了這部重新翻譯校注的漢譯本。在即將把這部漢譯本奉獻給廣大讀者和國內(nèi)學術(shù)界同仁之際，我謹代表課題組談一談北京版《格斯爾》的價值和翻譯的一些基本問題。

一、北京木刻版 《格斯爾》 的價值

迄今為止，在我國和蒙古國已經(jīng)整理出版了蒙古文《格斯爾》的各種重要版本①。北京木刻版《格斯爾》是諸多蒙古文《格斯爾》中唯一一部雕版印刷的版本。 據(jù)一些學者的研究，就語言修辭的優(yōu)美、 故事情節(jié)的完美等方面來講， 北京版《格斯爾》不一定是蒙古文《格斯爾》中最好的版本， 但是因為木刻印刷術(shù)， 北京版《格斯爾》是蒙古文《格斯爾》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版本卻是事實。蒙古國著名學者呈·達木丁蘇倫（ Ts.Damdinsuren） 院士是第一位對蒙古文《格斯爾》各種版本進行校勘整理的學者，他以北京版《格斯爾》為底本，參照蒙古國發(fā)現(xiàn)的三個重要版本，校勘整理出版了九章本《格斯爾》，是當今最流行的蒙古文《格斯爾》文學讀物， 與《蒙古秘史》《江格爾》并稱為“蒙古文學三大高峰”。據(jù)呈·達木丁蘇倫的研究，1960年在烏蘭巴托出版的《諾木齊哈屯格斯爾》實際上就是和北京木刻版《格斯爾》同屬一個底本的再錄本。 而《札雅格斯爾》的內(nèi)容比北京版《格斯爾》和《諾木齊哈屯格斯爾》還詳細而完整， 因此呈·達木丁蘇倫用《札雅格斯爾》的相關(guān)內(nèi)容補充了北京版《格斯爾》中意義不明的地方。 呈·達木丁蘇倫在解釋他為什么選擇北京版《格斯爾》做底本的時候說道：“一是，1716年的北京版《格斯爾》是蒙古人中流傳最廣的版本，廣大蒙古讀者主要是通過這個版本知道了格斯爾的故事；二是，在所有蒙古文《格斯爾》中， 1716年北京版《格斯爾》的蒙古特色最濃厚， 與藏文《格薩爾》的區(qū)別最明顯。” 而且，呈·達木丁蘇倫認為北京版《格斯爾》不是翻譯作品， 而是蒙古人重新創(chuàng)編的作品。 呈·達木丁蘇倫也對北京版《格斯爾》《諾木齊哈屯格斯爾》和《札雅格斯爾》的相關(guān)段落的內(nèi)容和文字做了對照和比較，指出了互相之間的聯(lián)系和區(qū)別。

在我國，齊木道吉、斯欽孟和、巴雅爾圖、格日勒扎布等從事《格斯爾》研究的學者也對北京版《格斯爾》與其他蒙古文《格斯爾》抄本之間的關(guān)系做了版本比較和探討， 提出了各自的觀點和看法。 譬如， 斯欽孟和的《蒙古文〈格斯爾傳〉版本比較研究》對北京版《格斯爾》《隆福寺格斯爾》《策旺格斯爾》《鄂爾多斯格斯爾》《諾木齊哈屯格斯爾》《烏素圖召格斯爾》《札雅格斯爾》《托忒文格斯爾》《蒙古文嶺·格斯爾》等蒙古文《格斯爾》各種抄本的章節(jié)和內(nèi)容進行了詳細的比較研究，并制作了章節(jié)內(nèi)容對照表。從對照表可以看出， 北京版《格斯爾》的七章實際上就是各種蒙古文《格斯爾》抄本中的核心章節(jié)， 被譽為北京版《格斯爾》續(xù)書的《隆福寺格斯爾》的部分章節(jié)與其他手抄本《格斯爾》相對應。 齊木道吉先生也指出，各種蒙古文《格斯爾》抄本都是與北京版《格斯爾》和《隆福寺格斯爾》持有密切依存關(guān)系的異本。我們暫且不討論這些版本中哪一部比北京版《格斯爾》更古老， 但就內(nèi)容來講， 北京版《格斯爾》的七章是所有蒙古文《格斯爾》的核心章節(jié)， 這個事實已經(jīng)說明了北京版《格斯爾》在蒙古文《格斯爾》版本源流中的關(guān)鍵地位。

而北京版《格斯爾》與其他蒙古文《格斯爾》抄本之間的版本源流的梳理，只有逐字逐句地精心對勘和匯校才能徹底解決問題。目前，學界基本上梳理了各抄本章節(jié)和內(nèi)容之間的異同，但是我認為蒙古文《格斯爾》版本源流的徹底梳理，必須落實到逐字逐句的文字層面的版本校勘，才能得出最后的科學結(jié)論�！陡袼範枴冯m然是英雄史詩，但是蒙古文《格斯爾》的各種版本都是古代蒙古文文獻，而文獻版本之間的源流關(guān)系，必須按照文獻版本的科學整理規(guī)則進行。我認為，蒙古文《格斯爾》各種版本之間的校勘和比較，需要采取諸如《紅樓夢》版本校勘整理的古典文學版本學研究方法，對北京木刻版《格斯爾》與其他蒙古文《格斯爾》手抄本之間進行逐字逐句的文字層面的考證和�？�。我認為，可以把蒙古文《格斯爾》中的北京版《格斯爾》比喻為《紅樓夢》版本中的脂硯齋評本。而《隆福寺格斯爾》作為北京版《格斯爾》的續(xù)書，其中一些章節(jié)不同程度地被收入其他蒙古文《格斯爾》抄本中， 和《紅樓夢》后四十回有一些類似的地方。當然，這只是版本校勘和比較的角度做的比喻，而真正的格斯爾史詩的口頭傳統(tǒng)則是另一種情況了。

也有一些學者對北京版《格斯爾》與藏文《格薩爾》之間做過比較論述。王沂暖先生的《蒙文北京本 〈 格斯爾傳 〉 讀后記》中說： “藏文《格薩爾》貴德分章本與蒙文北京本對勘起來，結(jié)構(gòu)順序，大體相同�！� 齊木道吉先生的《蒙文〈 格斯爾〉 與藏文〈 格薩爾〉 異同辨析》也對北京版《格斯爾》和藏文《格薩爾》貴德分章本進行了內(nèi)容比較，得出了和王沂暖先生相同的結(jié)論。 而北京版《格斯爾》與藏文《格薩爾》的詳細比較實際上就是蒙古族《格斯爾》和藏族《格薩爾》“同源異流”關(guān)系的最有說服力的依據(jù)。

在這里要提一下有關(guān)北京版《格斯爾》形成的口頭傳說，主要涉及到章嘉呼圖克圖阿噶旺羅布桑卻拉丹（1642-1714）。傳說講，一世章嘉呼圖克圖在青海從厄魯特五位史詩藝人口中聽了《格斯爾》的史詩，記錄下來后帶到北京木刻刊行，就形成了北京版《格斯爾》。蒙古國學者呈·達木丁蘇倫、俄羅斯學者涅克留多夫等都比較傾向于這個傳說，北京版《格斯爾》中的衛(wèi)拉特方言詞匯特征也體現(xiàn)出了故事講述者的部族身份。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反對一世章嘉呼圖克圖促成北京版《格斯爾》木刻刊行的說法。對此，我不想多加評論，根據(jù)自己在翻譯過程中的觀察，把一些問題提出來供大家參考，這也許對北京版《格斯爾》與藏族《格薩爾》之間關(guān)系的討論有參考價值。

首先，北京版《格斯爾》的語言特征說明，七章的內(nèi)容不是直接根據(jù)藏文《格薩爾》書面文本翻譯的，而是由記錄了口頭演唱或者講述的文本而形成的。呈·達木丁蘇倫也指出了北京版《格斯爾》的語言是西蒙古衛(wèi)拉特的口語，不是蒙古語書面語。我們在根據(jù)木刻本翻譯過程中也觀察到了這個事實，有很多不符合蒙古文正字法的詞匯基本上都是因為記錄口語引起的問題。

其次，北京版《格斯爾》是通篇散文體，既不像口傳蒙古英雄史詩的自始至終韻文演唱，又不像藏族《格薩爾》的韻散結(jié)合。但是，北京版《格斯爾》有時候在人物對話前都有“dugulaju”，我認為這“dugulaju”就是“唱”。如果這個判斷正確，那么作為北京版《格斯爾》底本的口頭表演文本也是講述和演唱相結(jié)合的韻散相間的形式，那就是藏族《格薩爾》的典型表演形式。由此可見，北京版《格斯爾》底本的最初記錄來自于很可能是厄魯特史詩藝人的口頭表演文本，而這種表演文本還保留著藏族《格薩爾》的說唱特征。

再次，北京版《格斯爾》木刻刊行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值得我們認真討論。就板框欄內(nèi)“三國志”字樣，有學者提出《格斯爾》的刊行者假托《三國志》躲避清朝的審查制度。而且扉畫左側(cè)的格斯爾可汗的圖像帶有明顯的《三國演義》人物特征，特別是格斯爾可汗紅臉長須，讓人馬上聯(lián)想到關(guān)公；伯通的形象被畫成諸葛亮。而 《格薩爾》 在西藏被譽為《藏三國》是眾所周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