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傳播研究前沿書系:中國政治傳播策論》是由抽象虛緲的學理研判和高大宏遠的人類政治,向具體的中國政治傳播現(xiàn)實“轉型”的橋梁之作。
《政治傳播研究前沿書系:中國政治傳播策論》所選20篇“策論”,從歷史演變、研究意義、思維范式、傳播主體、軸心邊界、話語構建、媒介選擇、提升路徑等諸多方面,論述了中國政治傳播實際運行和理論研究的種種應對之道。
策,說文解字,即計謀、計策;“策”引來“策問”與“對策”,因而,“策問”與“對策”是蘊含“策”的實踐中的基本關系和基本矛盾;“策問”與“對策”的矛盾運動生成了理論上的“策論”!安哒摗币蚱鋬热菖c“治國安邦、國計民生”相關而超越日常生活層面成為政治話語,即政治傳播;“策論”因其內容針對“問題”而答,所以成為基于基礎理論和基本理念的“策略”。
把“策論”的基本認知框架套在我對中國政治傳播的研究上,也是說得過去的。因為,我對中國政治傳播進行研究的“始發(fā)點”,是基于當前人類政治文明中、中國政治傳播實踐中的諸多問題的,所以,從研究動機上看,還是有一點“對策”的架勢的。當然,沒有理論框架作為基礎的“對策”研究,只能是一種“空中樓閣”式的扯淡,因此,我把關于政治傳播的基本理論的研究“挺在前面”。這幾年來,搭乘“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的便車,我致力于適合中國政治機體的政治傳播之“中國特色”的理論構建,研究成果集中在我之前已經出版的《政治傳播活動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和《政治傳播簡明原理》(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之中。
現(xiàn)在,我在回頭審視自己的理論研究時發(fā)現(xiàn),在實際的研究過程中,我并沒有熱衷或拘泥于西方那些更適合于西方政治機體的政治傳播理論,包括那些來自古典自由政治時代的所謂經典及產生于西方當下如火如荼的媒體政治實踐的種種時髦理念,而是就當下中國政治傳播實踐的諸多問題,本能或自覺地發(fā)表了許多“看法”或“建議”。刊發(fā)于各種學術刊物的學術論文自覺或不自覺地、自愿或不自愿地、或多或少地,都“塞進”了這樣那樣的“策”(最容易被美其名曰“現(xiàn)實意義”),如果把這些巧妙地隱藏在種種基本理論研究中的“策”抽取出來,大體上也可以視之為“策論”了。
國家對于高校研究的支持是“一浪高過一浪”。這次政治傳播的研究有幸被裹進“雙一流建設學科”經費支持的美好浪花之中,要出版一套“政治傳播研究前沿書系”,想了又想,索性我就把散落在幾十篇學術論文之中的,或者仍然在我腦海之中的“策”著撰成《中國政治傳播策論》與讀者見面。當然,必須聲明的是,書中諸多內容已經在《中國社會科學》《新華文摘》《政治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現(xiàn)代傳播》等我所鐘愛的學術刊物上發(fā)表過,書中就不再一一注明了。
當我產生這樣的想法之后,往前想,出版了《政治傳播活動論》,往后想,還要撰寫和出版《政治傳播秩序論》,加上這部《中國政治傳播策論》,正好形成了政治傳播研究“三部曲”。人的“理想”首先是用來激勵自己的,那我就認準目標,以堅定的學術信念為支撐,在這個時代奮力前行吧。
荊學民,1959年生,哲學博士。中國傳媒大學政治傳播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傳媒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文法學部學術委員會主任。主持并完成多項國家社科、教育部、北京市等基金項目。出版《政治傳播活動論》《政治傳播簡明原理》《人類信仰論》等多部學術專著;主編大型學術叢書“當代中國政治傳播研究”(8部)、“政治傳播研究前沿書系”(7部)。在《中國社會科學》《求是》《哲學研究》《政治學研究》《文藝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南開學報》《現(xiàn)代傳播》《光明日報》等學術刊物發(fā)表學術論文180多篇。其中,CSSCI期刊約80余篇;《新華文摘》全文轉載7篇;論點摘要20篇;人大復印資料轉載80余篇。
第1篇:新中國成立以來政治傳播的歷史演變
第2篇:中國在何種意義上需要政治傳播研究
第3篇:中國政治傳播需要自覺的主體意識
第4篇:中國政治傳播需要秉持何種“國家”觀念
第5篇:誰來扮演中國政治傳播的主體
第6篇:中國政治傳播的基礎、軸心與邊界
第7篇:中國的政治傳播研究需要怎樣的思維范式
第8篇:中國的政治傳播研究亟待政治學深度介入
第9篇:中國特色政治話語該怎樣建構
第10篇:在中國,媒體能創(chuàng)造政治嗎
第11篇:從學理上審視中國政治傳播效果
第12篇:政治傳播內容的中國戰(zhàn)略選擇
第13篇:民主作為一個傳播問題對中國的啟示
第14篇:中國的政治傳播何以借力中國的品牌傳播
第15篇:互聯(lián)網時代中國社會治理的政治傳播理路
第16篇:政治傳播中權力、媒體、資本的博弈及對中國的警示
第17篇:中國需借力西方政治傳播中政治營銷的先進理念
第18篇:中國的政治傳播如何彰顯“公共性”
第19篇:中國融入國際政治傳播共振機制的戰(zhàn)略選擇
第20篇:推動中國的政治宣傳進入新形態(tài)和新境界
《政治傳播研究前沿書系:中國政治傳播策論》:
五、強化政治傳播主體意識的幾種策略
我們強調政治傳播的主體意識,但不是以犧牲政治傳播效果為代價的。我們要做的是,在政治傳播主體意識與傳播效果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既要在政治傳播活動中保持明確的主體意識,又不至于使傳播效果受到影響;既要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又不至于喪失政治傳播的主體意識。
1.保持政治傳播的主體意識與受眾接受之間的適度張力。毋庸置疑,政治傳播的主體意識與受眾之間存在一個一個張力關系。在傳播過程中,我們強調政治傳播的主體意識,勢必會使傳播的勸服性、灌輸性、傾向性、強制性、單向性和虛構性凸顯,這些特性在本質上與傳播所強調的互動性、雙向性是互相矛盾的,而這種互相矛盾如果得不到恰當?shù)奶幚恚瑢蟠笥绊憘鞑サ男Ч。我們強調政治傳播的主體意識并不是不顧受眾的感受,將之丟棄在我們的傳播謀略之外,而是要讓政治傳播的主體意識與受眾接受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在政治傳播過程中既要具有明確的主體意識,同時又要考慮受眾的接受程度,在政治傳播的主體意識與受眾的接受程度之間尋求適度的平衡,以求得傳播效果的最大化。
2.媒體要敢于堅持自己的價值立場,發(fā)揮媒體對政治傳播主體的積極作用。近年來,國內諸多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國外尤其是西方國家對中國媒體的信任度是很低的,即使我國的媒體報道的是鐵定的事實,西方媒體在轉述我們的報道時,仍然會加上“據中國官方媒體”等字眼,以表示自己的懷疑態(tài)度。由中西方傳媒制度和傳媒理念差異所導致的這種刻板成見在短期內無法改變。換言之,期望西方國家對中國發(fā)出的信息持無保留的贊成態(tài)度只能是一廂情愿。在這種情況下,強硬地去改變持有不同意識形態(tài)的任何一方都是徒勞的。讓西方在短期內認同我國媒體制度的合理性,認同我國媒體的運作理念,無異于緣木求魚。讓我國從根本上采用西方的媒體管理體制、媒體運作方式,更是不可能的。這就需要我國媒體以新聞傳播的專業(yè)精神來處理問題,以寬廣的胸懷借鑒西方媒體在幾百年中所積累的良好經驗,比如客觀性原則、中立原則、平衡原則等新聞專業(yè)精神;在弘揚主流意識的前提下,與政府保持適當?shù)木嚯x,做“社會的捍衛(wèi)者”,做人民“無處不在的耳目”,做“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政治傳播主體應該充分尊重傳播規(guī)律,合理運用媒體來展示自己國家的政治文明成果。當然,這樣做的前提,是政治體系應該變得更為開放,權力的運行應受到更多的制約,而不是相反。
無論政治傳播的構成要素多么復雜,政治組織、受眾、媒體是至關重要的三大要素。其中,媒體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如何看待媒體和政治的關系并擺正媒體在政治中的合理位置,充分發(fā)揮媒體的政治傳播作用,是我們必須正視和解決的重要問題。我們認為,媒體在政治傳播中要敢于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闡明自己的政治價值判斷,正確引導受眾的政治價值取向。誠然,政治傳播中媒體的“偏見”,是政治傳播理論中特別令人關注的問題。一些研究者指出,政治“事實”由三個層面的事實構成:客觀的政治事實即真實發(fā)生的政治事件,主觀的政治事實即政治行動者與公民認識到的政治事實,構建的事實即媒體報道中的政治事實。著名政治傳播學者麥克奈爾在其《政治傳播學引論》中以大量的事實為依據,尖銳地指出:“媒體當然不會以一種中立的不偏不倚的方式簡單地報道政治領域中發(fā)生的一切。”也就是說,在政治傳播中媒體的特有政治立場和相應的政治價值判斷是不能否認的客觀事實。因此,對于政治傳播中媒體報道政治事實時,需不需要特有的政治立場和政治價值判斷,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F(xiàn)在一些媒體消極地回避這個問題,因而不能在政治傳播中堅持應有的政治立場,對政治事實的報道沒有進行必要的政治價值判斷,從而無法引導受眾的政治價值取向,最終消解了政治傳播的目的和意義。糾正這種傾向的關鍵在于從認識上把政治傳播與一般的文化傳播、新聞傳播區(qū)別開來,并強化對政治傳播特質的把握與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