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和胡全章博士相識大約是在某一次學術會議上。2005年初夏，我又參加了他的博士論文答辯，對他的印象逐漸加深。近幾年，全章又送給我他寫的幾本書，我對其有了更多的了解，知其屬于勤奮多思、虛心好學的一類。前幾年我在中國近代文學年會上曾經(jīng)說過：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突破和開拓首要的是靠年輕博士們的參與。故我對其中的后起之秀特別關注，希望他們能更快、更踏實地成長，早日開創(chuàng)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的新局面。胡全章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作為近代文學研究隊伍中的一名老兵，其拳拳之忱是可以理解的。�� 

關于“詩界革命”的問題，自1900年梁啟超正式提出之后，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但直到目前為止，人們對“詩界革命”的探討，考察范圍大多仍局限于梁啟超主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少數(shù)報刊，而所涉及的“詩界革命”陣線中的人物也只有夏曾佑、譚嗣同、黃遵憲、康有為、梁啟超，至多再加上蔣智由、丘逢甲、狄葆賢、麥孟華、丘煒萲等人。由于研究主體視野的限制，許多本應屬于“詩界革命”陣營的、當時報刊上刊登的新派詩及其作者均未納入考察范圍，致使若干文學現(xiàn)象被遮蔽。對于“詩界革命”源流、性質(zhì)、特點及其影響的評價就難以做到客觀、公正，符合其原生態(tài)的歷史面貌。�� 

正是有鑒于此，全章從更廣闊范圍的史料考察出發(fā)，通過數(shù)年認真的研究，對“詩界革命”中的諸多問題，做出了自己的判斷，為全方位地研究“詩界革命”運動提出了更多翔實可靠的資料。�� 

首先，全章擴大了“詩界革命”考察的視野。如果說，過去研究“詩界革命”運動依據(jù)的史料，主要是前面提到的梁啟超在日本橫濱出版的《清議報》《新民叢報》和《新小說》三大報刊，胡全章的這部專著則把考察對象擴大到一個更廣的范圍：從梁氏在國外主辦的三大報刊到澳門的《知新報》（1897—1901），從上海的《選報》（1901—1903）、《時報》（1904—1912）、《中國白話報》（1903—1904）到北方重鎮(zhèn)天津的《大公報》（1902—1919）、北京的《京話日報》（1904—1906），從南海之濱廈門的《鷺江報》（1902—1905）到廣州的《粵東小說林》（1906—1907）、香港的《中外小說林》（1907—1908），〖JP2〗從蕪湖的《安徽俗話報》（1904—1905）、常熟的《江蘇白話報》（1904）到重慶的《廣益叢報》（1903—1912），再從上海的《女報·女學報》（1902—1903）、《女子世界》(1904—1907)、《中國女報》（1907）、《神州女報》（1907—1908）到日本東京的《中國新女界雜志》（1907）等，凡是刊登過“詩界革命”體詩歌的報刊都在他的考察之列。從該書后面的征引文獻看，他所使用的報刊主要有52種；這52種報刊，絕大多數(shù)都是百年前發(fā)黃變脆的古色斑斕，過去研究這一課題的學者很少考察過這么大面積、大范圍的資料。全章將它們發(fā)掘出來，使有關“詩界革命”諸問題的研究更加準確和客觀。因為這52種報刊，既有在國外出版的，更多的是出版于國內(nèi)各地，它們反映了20世紀初梁啟超所倡導的這次〖JP〗“詩界革命”運動在中國知識界群起響應、遙相呼應的盛況，以及在中國近代詩壇上所產(chǎn)生的廣泛而巨大的影響。�� 

需要說明的是，近幾年已有研究者關注到這些報刊與“詩界革命”的關系，如左鵬軍的《澳門〈知新報〉與“詩界革命”》 

（《黃遵憲與嶺南近代文學叢論》，中山大學出版社，2007年） 

，郭道平的《“詩界革命”的新陣地——清末〈大公報〉詩歌研究》（刊《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2010年第3期）等。�� 

其次，“詩界革命”作為中國近代文學史上一次具有重大革新意義的詩潮，它的作者（即詩界革新運動的參與者）并不局限于過去出版的《中國近代文學史》《中國近代詩歌史》中所描述的那三五條漢子七八條槍，而是20世紀初近代知識群體廣泛參與的一次聲勢浩大的詩界革新運動。它的作者隊伍，如就《近代報刊與詩界革命的淵源流變》一書所提供的資料來統(tǒng)計，當以數(shù)百人計〖ZW(〗關于近代報刊中各種詩歌欄目中的署名作者，據(jù)胡著中的統(tǒng)計，《知新報》約50人，《鷺江報》約60人，《女子世界》約95人，《清議報》約150人，《新民叢報》約100人，再加上已列出的《大公報》和《時報》中的署名作者370人。以上統(tǒng)計數(shù)字還只是近代報刊中的一部分，即使剔除各報刊的署名作者重復的部分，其參與人數(shù)也十分可觀。〖ZW)〗。其中既有眾所公認的早期的“詩界革命”派詩人，如夏曾佑、譚嗣同、黃遵憲、蔣智由、梁啟超，也有以柳亞子、高旭、陳去病、馬君武、金天翮為代表的革命詩潮中的健兒，即后來的南社詩人，還有張揚女權、誓盡女國民天職的巾幗英雄如秋瑾、燕斌、杜清池（持）、唐群英、張昭漢等。由這三個方面軍組成的詩界革命隊伍（其實并不限于這三個方面軍）人數(shù)眾多，十分可觀。這里僅以《大公報》《時報》為例，前者1902年創(chuàng)刊，至1911年約十年間，在《大公報》發(fā)表過通俗詩歌（“詩界革命”體）的作者約140人；稍后，1904年6月，康門弟子狄葆賢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時報》，其“詞林”和“平等閣詩話”兩個專欄（按其中的作品也并非全是“詩界革命”體），就刊登過230余位詩人的作品，僅這兩個數(shù)字就可說明20世紀初的知識界人士對待“詩界革命”爭相參與的熱情和群起呼應的盛況。而這一點在此前的研究著作中缺少具體的描述和原生態(tài)史料的支撐。這一開拓是胡全章教授這本專著對“詩界革命”研究的一大貢獻。�� 

第三，對于女性作者群的發(fā)現(xiàn)和重視。過去人們論述“詩界革命”幾乎無人談到女性的參與。2000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詩界革命”的范圍不能局限于維新派詩人，革命派詩人柳亞子、高旭、馬君武、寧調(diào)元、于右任、黃人、秋瑾等人也屬于“詩界革命”陣營的人。于女性詩人我只是提到有代表性的秋瑾一人，對于眾多參與“詩界革命”的知識女性，并未提及。《近代報刊與詩界革命的淵源流變》專列一章“清末婦女報刊與詩界革命之延展”，書寫了近代女性群體參與“詩界革命”的熱情。作者首先描述了近代婦女報刊刊登“詩界革命”體詩歌的概況，該章從1902年陳擷芬創(chuàng)辦的《女學報》講起，對此后丁初我創(chuàng)辦的《女子世界》（1904）、秋瑾創(chuàng)辦的《中國女報》（1907）、燕斌創(chuàng)辦的《中國新女界雜志〖DK〗》（1907），以及上海城東文學社編輯的《女學生》月刊（1909—1912）、《女學生雜志》（1910）均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在“詩界革命”大潮中所出現(xiàn)的這批女性作者，保守估計也當不少于百人。她們在拯救祖國危亡、大力弘揚女權、宣傳女學、主張男女平等時代主旋律中吟詠了大量的具有新思想、新意境、新名詞而又符合“舊風格”的詩歌，這些新派詩，在女權運動和民族革命的大潮中，又以女性特有的風姿拓展了“詩界革命”的疆域，壯大了“詩界革命”的氣勢和力量，從而成為詩界革命運動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胡全章教授的專著《近代報刊與詩界革命的淵源流變》即將出版，他希望我能為此書寫一篇序。我讀了書稿之后，寫下了上面的幾點讀后感，權作為“序”吧！�オ� 

郭延禮�� 

2016年新春于山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