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新詩批評的維度》：

　　五四時期翻譯詩歌的“他文化”性決定了譯詩必然會引起中國詩歌形式發(fā)生根本性質(zhì)的變化，必然會在古老的中國詩歌土壤上催生出與古詩嚴謹形式相悖離的自由詩體。詩歌翻譯是中外文化交流活動的產(chǎn)物，1871年王韜翻譯的《馬賽曲》拉開了近代中國人翻譯西方詩歌的序幕，之后，梁啟超、馬君武、蘇曼殊、胡適等人先后翻譯了大量的外國詩歌。但清末的譯詩在形式上存在著非常大的缺陷：“以古典詩歌的形式，用文言翻譯外國詩，不論是五言、七言，抑或是騷體或詞的長短句，其語言既是文言，就很難完美地翻譯外國詩，讀者總感到它們并不像英國詩、法國詩、德國詩和印度詩，而帶有濃郁的中國詩的風味�！蓖鈬�詩歌的漢譯為什么會染上濃厚的中國色彩呢？在此不是論述文言和白話譯詩孰優(yōu)孰劣的問題，而是要解決為什么清末人士的譯詩具有“中國詩的風味”。原因當然與當時人們對待西方文學的態(tài)度有關(guān)，美國人安德烈·勒菲弗爾認為阻礙翻譯進行的往往不是語言的相異性，而是文化本位主義：“那些視他們自己為所居住世界中心的文化，往往不大可能和‘他文化’交流，除非他們是被迫的。”中國人一直以來懷有“天朝上國”的迷夢，認為西方文化水平遠在中國之下，所以他們在翻譯西方詩歌時采取了“中體西用”策略，將外國詩歌納入本國詩歌體系并使其形式特征泯滅在“絕句”和“騷體”之中。然而，世界的變化以及中國文化面臨的危機使知識分子開始輸入西方先進思想，這使“五四”前后的翻譯詩歌與之前的所有翻譯詩歌相比在性質(zhì)上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即此時的翻譯者是懷著引進外國詩歌形式和精神的目的而不是力圖將外國詩歌納入中國詩歌體系。“近代翻譯和現(xiàn)代翻譯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是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作為基礎，是古代漢語體系，因而在根本上具有中國古代性，它的作用是推動中國傳統(tǒng)文化向中國現(xiàn)代文化轉(zhuǎn)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