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裁中的賠償理論研究》：

　　梁根林認為我國刑罰的目的應該定位于報應與功利的二元論，在他看來，唯有以正義報應為基礎，在此基礎上追求刑罰的功利目的，才是報應和功利關系的很好選擇。在以報應為本質的社會正義觀念還左右著人們的價值判斷的當代社會，報應觀念始終應當是確定刑罰限度的決定性的依據(jù)。

　　從目前我國學者對懲罰的正當性理論研究來看，在法學界似乎形成了報應限制功利的價值信念。也就是說經(jīng)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法治發(fā)展，我國一個重大成就就是在法律共同體中形成了報應主義的觀念。報應主義強調責任、應得和比例原則，在張明楷看來，這是尊重人權的基本要求。因為在我國報應還有另外一層含義，對權力的限制。隨著我國改革開放深入發(fā)展，我國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然而在社會轉型時期，犯罪現(xiàn)象急劇增加，因此，國家和民眾認為通過嚴厲的法律來威懾犯罪人或潛在的犯罪人，達到減少犯罪的目的。所以在國家層面和普通大眾中有著威懾主義的傾向。比如運動式的“嚴打”和民眾反對廢除死刑。正是因為我國法學界大多數(shù)人，強調了報應在理論上的意義和威懾在現(xiàn)實中的需求，報應限制功利被當下認定為我國法律制裁（懲罰）的正當性原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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