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散文。全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共七章,是奧威爾深入英格蘭北部礦區(qū)、與煤礦工人朝夕相處數(shù)月之后寫就的考察隨筆,他在其中對1930年代英格蘭煤礦工人的工作環(huán)境、收入水平、居住環(huán)境、階級意識等進行了詳細記錄;第二部分共六章,主要涉及對1930年代英國政治、階級形勢的分析,對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思潮的檢視,以及對1937年后歐洲局勢的判斷。
奧威爾首部成名作
研究奧威爾的必讀書
《衛(wèi)報》“史上百部英文非虛構”入選作品
這本書讓喬治?奧威爾的名字廣為人知
如果沒有《通往威根碼頭之路》,就沒有《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動物農場》和《一九八四》
社會主義者喬治?奧威爾的精神自傳
寫作本書使奧威爾受到英國情報部門長達十二年的監(jiān)視
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國作家、新聞記者和社會評論家。本名埃里克?布萊爾,出生于英屬印度殖民地“上層中產階級偏下階層”家庭,早年入讀伊頓公學,十九歲進入印度皇家警察駐緬甸部隊服役,五年后辭去公職返英。一九三三年,他以“喬治?奧威爾”為筆名發(fā)表處女作《巴黎倫敦落魄記》,隨后陸續(xù)完成小說《緬甸歲月》(1934)、《牧師的女兒》(1935)和《讓葉蘭繼續(xù)飛揚》(1936)。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奧威爾在英國廣播公司和左翼報紙工作,成為多產的新聞記者和文藝評論家,反烏托邦小說《動物農場》(1945)和《一九八四》(1949)的成功奠定了他在戰(zhàn)后歐洲的文壇地位。
《通往威根碼頭之路》寫成于一九三六年,其時西班牙內戰(zhàn)爆發(fā),奧威爾交稿后即奔赴前線,協(xié)助左翼政府軍抵抗以佛朗哥為首的法西斯勢力,直到因左翼陣營分裂被迫逃回英國。本書遂成為他社會主義信仰巔峰時期的一份見證。
第一部分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二部分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譯后記
我十四五歲時是個討厭的小勢利鬼,但并不比同齡人更壞。我猜世界上再沒有像英國公學這樣的地方,勢利的存在根深蒂固,且細致入微。僅憑這一點人們就不能說英國“教育”失敗。離開學校不出幾個月,你就會忘干凈拉丁文和希臘文——我學希臘文學了八年十年,現(xiàn)在,三十三歲的我甚至連字母表也背誦不全——而你的勢利,除非像拔旋花一樣不斷拔除它,會一直粘附著你直至墳墓。
在學校我處境艱難,因為大多數(shù)同學都比我有錢得多,能去一所昂貴的公學僅僅是因為我碰巧贏得了一個獎學金。對低—上—中層階級家的男孩,如駐印官員或神職人員的兒子而言,這是很常見的經歷,我的反應也很可能是常見反應。一方面,它使我更抓著紳士習慣不放;另一方面,我也憤恨其父母比我父母有錢的男孩,他們總不放過向我炫耀的機會。我鄙視任何不被看做是“紳士”的人,我也厭惡暴富者,特別是最近才變得富有。體面且優(yōu)雅的,我覺得,該是紳士出身,卻沒有錢。這是低—上—中層階級信條的一部分。它有種浪漫的、如流浪的猶太人那樣對待錢的感覺,讓人倍感慰藉。
但是在那時,即在戰(zhàn)爭期間以及戰(zhàn)爭剛剛結束之時,英格蘭曾無比接近革命,不論是與今天,還是與上個世紀相比都更加接近。連學校也不僅僅是學校了,一股革命感奔涌于整個民族——后來被扭轉,忘記,留下種種沉淀。從本質上說——當然,那時的人們無法做這樣的透視觀,這是年輕一代對年長一代的反叛,由戰(zhàn)爭催生的反叛。年輕人一個個犧牲,而年長者的做法,即使已過去這么久,仍糟得不堪回顧;他們待在安全的地方頑固地愛國,而他們的兒子在德國機槍掃射中像一束束干草一樣倒下。而且戰(zhàn)爭主要由年長者指揮,指揮才能卻少得可憐。到了1918年,每一個四十歲以下的人都和長輩頂著一股火,反戰(zhàn)情緒順勢演變?yōu)閷φy(tǒng)與權威的全面反叛。在青年中間,有種不尋常的對“老頭子”的仇恨情結。“老頭子”主宰一切被認為是一切罪惡的源頭。每一樣流行事物,從司各特的小說到上議院,都遭到嘲弄,僅僅因為“老頭子”支持這些。有那么幾年,當個“布爾什”(那時人們這樣叫)是一種風氣。英格蘭充滿了唯信仰論的含混意見。綏靖主義、國際主義、各種類型的人道主義、女性主義、自由戀愛、離婚改革、無神論、生育控制——這樣的話題比平常獲得了更仔細的傾聽。革命情緒自然也輻射到還太年輕不能上戰(zhàn)場的孩子,甚至包括公學男孩。那時我們都自詡新時代受了啟蒙的新人,拋掉了被那些討厭至極的“老頭子”強加于頭上的正統(tǒng)。我們仍秉持勢利態(tài)度,理所當然地認為該一直獲取利息或投身安逸的工作,同時,似乎也很自然地“反政府”,對OTC(軍官訓練團)、基督教、甚至對學校組織的體育活動和皇室家族都嗤之以鼻。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僅僅是加入了世界范圍內的反戰(zhàn)潮流。有兩件事刻在我腦里,可見那個時期非比尋常的革命情緒。一天,英語教師布置我們完成一張常識問答,其中有個問題是:“你認為當今世上最偉大的十個人”。十六個男孩里(平均年齡約十七歲)有十五個把列寧列了進去。這是在一所昂貴公學,時間是1920年,俄國革命之可怕仍在每個人腦子里栩栩如生之時。還有1919年所謂的和平慶祝。長輩為我們決定我們應該以傳統(tǒng)方式慶祝和平,即向倒下的敵人歡呼。我們手持火炬,在校園里行進,唱“統(tǒng)領吧,不列顛”之類的愛國歌曲。男孩們——自豪地,我想——從頭搗亂到尾,和著原調唱褻瀆而煽動的歌詞。我不知在今天那樣的事是否還能發(fā)生。如今我遇到的公學男孩,比起十五年前我和我的同代人來說,即使是頭腦聰明的,也持右翼得多的態(tài)度。
因此在十七八歲時,我既是個勢利眼又是個革命者。我對抗一切權威。我把蕭伯納、威爾斯、高爾斯華綏(當時還被視做危險的“進步”作家)出版的所有作品讀了又讀。我把自己大致概括為社會主義者,但我對社會主義是什么理解甚少,也沒意識到工人也是人。遠遠地,并且是通過書本——如杰克·倫敦的《深淵居民》(ThePeopleoftheAbyss)——我對工人所受的苦難感到焦慮,但我仍憎惡、鄙視他們。我仍反感他們的口音,受不了他們成了習慣的粗魯。必須記得在那時,戰(zhàn)爭剛剛結束,英國工人階級斗爭勢頭高漲。那是大型煤礦罷工不斷的時代,礦工被認為是殘忍的人,老婦人每天晚上都要看看床底下是否藏著羅伯特·斯邁利。在整個戰(zhàn)爭期間,以及戰(zhàn)爭剛剛結束時,工資高,就業(yè)也充分,而后形勢急轉直下,工人階級自然反抗了。男人們被花哨的許諾引誘進軍隊,從戰(zhàn)場上回來卻發(fā)現(xiàn)回到的是沒有工作、連棲身之所也沒有的世界。更何況他們在戰(zhàn)場上待過,把一種軍人態(tài)度也帶回了家。這是一種本質上無視法律的態(tài)度,盡管他們有紀律?諝庵杏縿又鴦邮幉话。這首朗朗上口的抱怨之歌屬于那個時代:
沒什么能確定除了
富人更有錢,窮人生崽子
難熬的日子
不好不壞的日子
不可樂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