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通往不遠將來的“證言”
　　——完成沖繩戰(zhàn)役之審判
　　大江健三郎
　　一
　　從2005年這場審判開始以來，直至最高法院宣布勝訴的今年（2011），我圍繞這場審判，在報紙上名為“定義集”的專欄寫了三篇文章。第一篇寫于審判開始后的第二年，當時，文部科學省在審定2006年度教科書之際，從日本史教科書中刪去了“集體自決”（“強制集體死亡”）是“被日軍所強制”這句表述。我在《琉球新報》上讀了文部科學省教科書科所作的如下說明：
　　圍繞《沖繩札記》（巖波新書版）的審判，關(guān)于參考原告的“不曾有命令”這種意見陳述，“司法判斷在現(xiàn)時點上尚未作出，但是當事者本人已在公開場所作出證言，因而我們無法全然不予參考�！�
　　這場審判，是由特定集團懷有明顯的政治意圖發(fā)起的，倘若在司法判斷尚未作出的時點上，文部科學省就以這種思路處理問題的話，教育將會受到極大扭曲。為了抵抗這一切，我這個被告必須獲得勝訴。
　　第二篇文章則從我站在大阪地方法院的法庭上，閱讀了原告方陳述書以及大量書面證據(jù)，得知對方在公開場所作出證言之事寫起。原告方辯護人德永信一這樣寫道：
　　……在平成12年（2001）10月的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上，曾野綾子譴責大江的《沖繩札記》以“罪之巨塊”等站在“神的視角”的立場上對原大尉赤松作出的定罪，指出“這種論調(diào)固化了‘蠻不在乎地犧牲沖繩縣民眾生命的魔鬼般人物’這種傳聞，傳播并擴展了憎惡之情，以‘自己是和平主義者，社會上卻還有這種惡人’的形式給赤松（原）大尉定罪，深深傷害了赤松部隊所屬成員的內(nèi)心……這無疑是超越人類立場的私刑�！保ㄔ搶徸h會議事記錄）
　　現(xiàn)從曾野的著作《某神話的背景——沖繩：渡嘉敷島的集體自殺》中更為詳細地將曾野的思考抄寫下來。
　　大江健三郎在《沖繩札記》中寫道：
　　慶良間集體自殺的責任者大概也在不斷地試圖如此欺瞞自己、欺騙他人。但作為人要為巨大的罪之巨塊……（后略）（省略部分是《沖繩札記》中接下去的如下內(nèi)容：“站在如此巨大的罪之巨塊面前，他還是希望想方設法堂堂正正地活下去的�！焙竺鎸�會詳細講述，這里所說的他，便是慶良間的守備隊長。）
　　這種判斷是我無法勉力為之的。使用“巨大的罪之巨塊”這種最大級別的告發(fā)形式，有兩個理由我無法做到。
　　第一，作為市民，我不能認定那是確實發(fā)生的事實，因為我當時并不在場。
　　第二，作為人，我無法以那種確鑿的程度來證明他人的心理，因為我不是神。
　　我在法庭上作了證言。在我之前提供證言的赤松秀一表示，他之所以知道《沖繩札記》，是通過曾野綾子的著作從而取來《沖繩札記》，也只是跳著翻閱了一些。另一位原告是梅澤裕，他在稍后提供證言時也表示，在審判開始之前他并未讀過《沖繩札記》。兩位原告陳述了我將慶良間列島兩個守備隊長當作“極惡之人”的旨趣，不過，毋寧說這是受到曾野的文章的影響吧。在《沖繩札記》中，不要說極惡之人，就連惡人這種話語我也未曾用過。原告?zhèn)兲岢龅乃�謂名譽毀損的根據(jù)，大致基于曾野的著作，而準備且推進訴訟，甚至炮制出在高等法院用“謊言”而一舉獲勝的新證人的，則是那些持有政治動機的人。
　　日軍駐守沖繩的第三十二軍和兩個島嶼的守備隊制造出“軍官民等同生共死之一體化”這種縱向結(jié)構(gòu)，強迫多達七百人的島民“集體自殺”，對于這個“罪”，我作為一個從不曾將自己標榜為任何“神”的凡人，不是以“神的視角”，而是以人類的眼睛在進行批判。而且，我也不認為這個戰(zhàn)爭罪行是個體的人（因其為惡人）的行為。兩位守備隊長置身于“日軍駐守沖繩的第三十二軍以及兩個島嶼的守備隊”這種縱向結(jié)構(gòu)的最前端。
　　我曾表示，作家曾野綾子的立論源于對《沖繩札記》文本的誤讀。首先，我要從《沖繩札記》中，復原被曾野省略掉的部分，在必要之處加上著重號并予以引用。
　　作為人所要進行的贖罪，就是站在如此巨大的罪之巨塊面前，他還是希望想方設法堂堂正正地活下去的。
　　這里所說的他，是渡嘉敷島的守備隊長。罪之巨塊，則是他在現(xiàn)場不可能沒有目睹的、日軍陣地旁的低洼處躺著的“巨大數(shù)目的尸體”。站立在罪之巨塊前的他，是如何使得這罪之巨塊成為可能的呢？
　　當時，我不愿寫為“躺臥在渡嘉敷島山里的三百二十九具島民的尸體”。在準備高考期間，我曾借助綠色企鵝叢書讀了《沒有尸體的殺人》那類偵探小說，得知指他殺致死之遺體的corpusdelicti這個短句。倘若回到原初的拉丁語里，corpus是身體、有形物，而delicti則是罪惡的。我將這個指尸體的話語原樣處理為“罪之塊”這個日語，還從超過三百人的巨大數(shù)目這個語義上寫為罪之巨塊。守備隊長就站在將他置于縱向結(jié)構(gòu)前端的日軍的強制所造成的集體死亡（自不待言，這里說的是大量殺人）、作為犯罪實體本身而累積起來的尸體面前。我不能理解的是，為什么會被誤讀成這位守備隊長是罪之巨塊呢？
　　對于原告方律師德永（他一度輪換下去，做好準備之后再度上場）的反對詢問，我作了如此回答。在被告方直接詢問這個環(huán)節(jié)，我們的律師秋山幹男要求我從書面證據(jù)中朗讀《某神話的背景》中的一節(jié)。
　　當年集體自殺之際曾在赤松嘉次大尉屬下任中隊長的富野稔少尉后來出任自衛(wèi)隊一佐，曾野前往他任職的地方進行交談，并摘取以下一段談話放入自己的這本書里：
　　毋寧說，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以如此美好之心為國捐軀，為什么到了戰(zhàn)后，那些人的事跡被說成是命令之下的被強制行為？這不是在自行藐視那種死亡的純潔嗎（自行：原文如此）？對此我不能理解。
　　“我堅信正是講出這番話的人才是藐視人類�！蔽矣眠@句話結(jié)束了自己的證言。
　　二
　　無論一審還是二審，我們都獲得了勝訴。接下去，這個勝訴在最高法院得到了確定。最高法院宣判之后，我將自己的評述全文寫在里：
　　因在柏林自由大學授課，我需要在柏林滯留一段時間，無法直接聽取判決�，F(xiàn)在，我很高興我們的主張被全面認可。三十八年前，我之所以寫下這部《沖繩札記》，是因為認識到?jīng)_繩的人們在日本現(xiàn)代化歷史中被強加的諸多犧牲，清晰地自覺意識到那個責任。在沖繩戰(zhàn)役之中，在渡嘉敷島和座間味島上，七百島民由于軍隊的參與（通過接連出現(xiàn)的新的證詞，我認為這是無限接近于強制的那種參與）而集體自殺，這便是沖繩民眾的犧牲之典型。本土的我們清楚地記得這一切嗎？我使用向包括自己在內(nèi)的同時代的日本人詢問這個問題的方式，寫下了這本書。
　　我對于這場審判的基本態(tài)度，就是守護目前仍被持續(xù)閱讀的《沖繩札記》這一作者的愿望。原告方明確表示了發(fā)起這場訴訟的政治目的，那就是用所謂“為國捐軀”和“美好的尊嚴之死”這個悲慘的犧牲蒙騙民眾，從而使得民族主義的氣勢得以復興。
　　在來日無多的當下，我要將對此的抵抗置于自己身為作家的工作之中心。這便是我的所思和所想。
　　這里講述的內(nèi)容，我想在目前這個階段為其中兩點加以附注。其一，是我剛才所說的、將“守護目前仍被持續(xù)閱讀的《沖繩札記》這一作者的愿望”當作自己面對審判的基本態(tài)度。
　　在這場訴訟的審理期間，圍繞《沖繩札記》的以下記述出現(xiàn)了“那不是歧視性表述嗎”的批判。1970年春，讀了慶良間島遭強制的集體死亡事件之責任人為出席舉辦于渡嘉敷島的慰靈儀式而前往沖繩這個報道后，我寫下了當時的思考。圍繞其中一部分內(nèi)容，還產(chǎn)生了先前所說的誤讀，不過關(guān)于歧視性表述這種批判，則是出于“時隔二十五年后的屠殺者和幸存者的重逢，就連被甘甜的淚水所包裹著的和解不也有可能實現(xiàn)嗎？對于存有渡嘉敷島實際發(fā)生之慘劇的具體記憶的人來說，這卻大概是他所能抱有的經(jīng)不住正視且扭曲了的幻想”這段內(nèi)容中的、現(xiàn)在被我加上了著重號的單詞“屠殺者”。
　　我的這篇文章最初送往《世界》雜志連載之際，曾有人詢問“‘屠殺者’該不是歧視性用法吧”，當時，我曾向來函的這位讀者說明了我所思考的內(nèi)容。我當然是在“殺死悲慘之人的人”這個語義上使用這個詞語的，而且還經(jīng)過了諸多思量。
　　執(zhí)筆時，我曾確認現(xiàn)在的出版物（在自己閱讀過的日本作家的著作以及翻譯作品）中，并不存在作為屠夫那種為制作食用肉類而殺死動物這個職業(yè)的人之通稱而使用“屠殺者”的例子。我認為或許會有“屠殺人”這種用例，便創(chuàng)出了從日語的感覺錯開去的“屠殺者”這種用法。
　　“即便如此，把你的這個造詞理解為歧視性話語的讀者也還會有吧。”對于這個詢問，我也沒有答以“那是不可能的”的根據(jù)。但是，我想強調(diào)的是，自己想要守護這個造詞。我還告訴對方，如果有人將其理解為歧視性話語的話，我將在公開場合進行說明。然后，我們之間的對話就此結(jié)束。
　　審判處于最高潮之際，某人（們）對于“屠殺者”的批判再度出現(xiàn)，就連我方律師也對我進行了詢問，而我則述說了同樣的話語，并將其寫在了提供給最高法院的預備書面材料上。尤其是既然已成為審判的對象，我更懷有一種情感——想要一個詞一個詞地堅守寫在《沖繩札記》里的文字。然后，審判結(jié)束了，倘若今后需要增印的話，我打算將這一行改寫“時隔二十五年后的殺人者和幸存者的……”
　　我想加以附注的第二點，是關(guān)于評述中所說的“接連出現(xiàn)的新的證言”。審判剛剛開始，我方律師秋山幹男、近藤卓史、秋山淳三位先生隨即動身前往現(xiàn)場并持續(xù)工作，他們是要從集體死亡事件的幸存者那里聽取講述。那是充滿痛苦和悲傷的發(fā)言，他們還清楚地了解到一種危機感——那些幸存者中的大多數(shù)已然永久沉默，終將從教科書中抹去的危機感。這些證言將為我們帶來勝利，更將超越這個勝利，為沖繩戰(zhàn)役的歷史結(jié)出重要的果實，我將其視為貫穿自己作家生活的最大自豪。
　　那些非人的慘劇難道可以被說成“為國捐軀的美好之心”所造成的行為嗎？我希望能夠閱讀石原昌家的《沖繩之旅?系數(shù)壕和轟壕——當國內(nèi)成為戰(zhàn)場之時》（集英社新書版）、謝花直美的《證言沖繩“集體自殺”——在慶良間諸島曾發(fā)生何事》（巖波新書版）。
　　三
　　在被告知最高法院的裁定之時，我仍處于東日本大震災的沖擊之中。我開始重新閱讀《沖繩札記》，從曾經(jīng)成為審判爭議點的章節(jié)中，找出接近開首部分的、正確說來是第二章“《八重山民謠志》”69、第三章“面向多樣性”這兩章。我在這里講述了寫作這些章節(jié)時自己最為急迫的關(guān)注。直截了當?shù)卣f，是“關(guān)乎覆蓋沖繩的核戰(zhàn)略體制”。
　　約翰遜總統(tǒng)命令全面停止轟炸北越后不久，從嘉手納機場起飛的美軍戰(zhàn)略轟炸機B52墜落并引發(fā)了大爆炸，我為報紙上的這條新聞報道所觸動，開始寫作第二章，擔心據(jù)說儲藏于嘉手納附近的美里村知花彈藥庫里的核武器也受到大爆炸影響的話……
　　我在反復思考發(fā)生于福島核電站的核事故以及目前的普天間機場之事，更在思考亞洲核狀況的前景。而且，我再度回想起自己開始寫作《沖繩札記》時，盡管已經(jīng)深刻意識到，卻沒能遵從自己的意愿深究下去（沒有那個能力，也沒有那勇氣）的問題還有不少，目前那些問題仍然原樣存在。
　　審判開始之際，我決定在結(jié)束階段必須寫出結(jié)尾——把寫下有關(guān)死于事故的沖繩友人的文章作為序章而起筆的《沖繩札記》的結(jié)尾。不過，現(xiàn)在我感到為此而使用的稿紙數(shù)量和時間都很多，毋寧說，或許會成為另一本新書吧。在這場審判的五年零八個月期間思考的問題和目前仍在持續(xù)思考的問題，都在不斷凸起、膨脹。
　　謹抄錄留存的卡片上的新內(nèi)容。5月24日的《朝日新聞》刊載了如下新聞：政府與沖繩縣共同設置的沖繩政策協(xié)議會的美軍基地減輕負擔部會已在首相官邸召開。在預定于6月下旬舉辦的日美外交、國防部長級（2+2）會議上，日美兩國政府將對推進普天間機場在沖繩縣內(nèi)搬遷之事進行確認。在此之前，菅直人政府有必須預先對沖繩方面說明減輕負擔的政策，據(jù)說減輕負擔部會即是為此而召開的。然而，沖繩方面卻未能接觸到政府的具體構(gòu)想。聽說仲井真知事表示：“美國與琉球的關(guān)系極為糟糕。日美所希望的基地之穩(wěn)定將難以維持�！�
　　在那篇報道中，唯有一處顯現(xiàn)出松本剛明外相對沖繩方面表現(xiàn)出建設性姿態(tài)。那就是依據(jù)東日本大震災的狀況，沖繩縣民眾提出在遭受災害時希望能夠前往美軍設施內(nèi)避難這個要求時，外相答以“將考慮積極支持美國與沖繩之間的交涉……”
　　沖繩本島建有巨大的美軍基地，沖繩縣民眾卻被拒之于門外。在遭受災難時，沖繩縣民眾（比如普天間機場近旁的學校的孩子們）希望能夠進入美軍設施內(nèi)避難。這簡直讓人感到本末倒置，而日本政府說是將支持為獲得這個許可而進行的交涉。
　　沖繩沒有核電站，但如前所說，在我開始寫作《沖繩札記》的時候，沖繩兩家報紙集中報道了美軍戰(zhàn)略轟炸機墜落以及由此引發(fā)大爆炸這個危機性事件。那些報道的寫作者將其視為沖繩所有島民感覺到的切切實實的憂慮，因為與表面情況不同，得知嘉手納附近的彈藥庫里儲藏著核武器，很可能引發(fā)這種憂慮。
　　假如核戰(zhàn)爭爆發(fā)（無論是有準備而發(fā)動的，還是始于事故的核戰(zhàn)爭），美國核戰(zhàn)略中的亞洲最大前線基地將會變得怎樣呢？較之于百年一遇、二百年一遇那種規(guī)模的巨大天災，核爆炸無疑更具有現(xiàn)實性。我們必須說出一種奇異的景象，就是我們對這個核爆炸不予考慮，或是作出一副不予考慮的模樣而生活過來，并將繼續(xù)生活下去。然而，我在寫作《沖繩札記》第二章和第三章期間，就已經(jīng)感到手足無措，一籌莫展。
　　且不說以上這種“將來”可能發(fā)生的事態(tài)，即便是關(guān)于“過去”業(yè)已發(fā)生的往事，我在《沖繩札記》中也未能挖掘出來。那些內(nèi)容，以及在沖繩戰(zhàn)役期間“軍官民等同生共死”之一體化的吆喝聲中、島民被強制殘酷死去的那一個個的集合體，作為清晰顯現(xiàn)出來的新證言，在審判期間接連出現(xiàn)。我認為今后倘若《沖繩札記》中有新的東西出現(xiàn)，那將始于我收集的、為不遠將來可能發(fā)生的可怕事態(tài)所作的證言。
　　對業(yè)已發(fā)生的往事所作的證言是多么重要��！在審判中，我已強烈感受到并學習了這一點。來自于通往不遠將來之現(xiàn)場的證言，則給予我們一種或許能夠有效地避免悲劇不再發(fā)生的希望。這就是我將這本書（盡管從剛開始寫作《沖繩札記》時，還在壯年的我就為反復哀嘆“日本人是什么，能否將自己改變?yōu)椴皇沁@種日本人的日本人”而遭受嘲笑）和《廣島札記》置于自己工作之根本的理由。這也是我盡管步入老境，卻仍然為了守護這本書而從正面接受審判的理由。
　　現(xiàn)在，我們正處于這場巨大的危機之中，日本人將如何超越福島并立足于這個經(jīng)驗之上，從只能與核電站共存這個固定觀念出發(fā)，前往不能與核電站共存這個新的信條并面向?qū)�來。在我來說，收集這些證言的工作已經(jīng)開始。我要把它作為與年輕人的工作相互聯(lián)結(jié)的手段，以收集不能與基地共存這種證言作為自己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