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一生交游甚廣,但不掩其犀利文風(fēng)。無論是朋友還是論敵,他都直言不諱,用詞潑辣,力透紙背,大大小小的論戰(zhàn)多達百余次,正是這些筆墨論戰(zhàn)成就了魯迅和他的文壇地位。
本書通過描述、評析魯迅與林紓、章士釗、陳源、顧頡剛、梁實秋、周揚、周作人、胡適等十余位主要論敵的筆墨官司,來反映魯迅作為“凡人”的本質(zhì)面目,以及其他文化名人的本色人生和真實人性。
讓魯迅回歸本真面目,也讓那個群星璀璨的年代重現(xiàn)。
張守濤,80后,知名青年學(xué)者、新銳作家,南京大學(xué)碩士畢業(yè),現(xiàn)工作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學(xué),在各類紙媒發(fā)表文章百余篇,出版作品《說說當(dāng)今這些文化名人》《先生歸來》。
武昌首義,辛亥革命,民國成立,袁氏篡權(quán),二次革命,宋公被刺,洪憲帝制,護國運動,張勛復(fù)辟,討逆運動,軍閥混戰(zhàn)……短短幾年,神州巨變,天翻地覆,可波瀾壯闊的水面下似乎一切又沒變,似乎黑夜越來越深了。
這是1916年,還叫周樹人的魯迅時年三十五歲,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這是魯迅一生最寂寞無望的時期,已過而立之年的魯迅仍然是個“屌絲”,業(yè)未興,愛無蹤,家殘缺。因看不過國人麻木,而在東京棄醫(yī)從文的他原希望以筆為槍喚醒國民,如今卻出于生計做了一個“區(qū)區(qū)僉事”。他也曾希望在體制內(nèi)有一番作為,制定字母方案,討論小說審核標準,籌備博覽會……
可“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險惡的環(huán)境下又能成就什么呢。魯迅的頂頭上司夏曾佑原是鼓吹“詩界革命”和“小說革命”的風(fēng)云人物,而今深知一切不可為,整日喝酒敷衍。其他同事要么賭博,要么討姨太太,要么玩弄書畫。大家都在逃避、頹廢,“莫談國事!濒斞冈緦Ω锩、共和充滿期待,可革命原本是讓人生,而結(jié)果卻是讓人死;革命以前是奴隸,革命以后卻成了奴隸的奴隸。微風(fēng)吹起幾個漣漪又能怎樣,不久就一切復(fù)原,渣滓重新泛起。
共和了,人人“咸與維新”了,可舊思想、舊傳統(tǒng)仍在一波波地襲來。范源濂任教育總長后,甚至提出“祭孔讀經(jīng)”。魯迅堅決反對,聯(lián)名同事寫信駁斥。結(jié)果,其他同事被排斥到外地,魯迅因為身在重要崗位而免于外放。社會是如此的黑暗,反抗是如此的無力,魯迅能做的也只有逃避,逃到他的古籍里去。
讀佛經(jīng),抄古碑,玩古董,沉悶之余,魯迅便坐在院子里的槐樹下?lián)u蒲扇。天空看不見幾顆星星,唯有冰冷的槐蠶不時地掉下來。夜正長,路也正長,這樣絕望的黑夜到底什么時候是個頭啊,心中深埋的夢想究竟還能否實現(xiàn)?魯迅在“麻痹”、在“裝死”、在沉默,“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fā),就在沉默中死亡!痹诤谝估,如果不能發(fā)光發(fā)亮,那至少還可以不喪其志,積蓄羽毛,守時待機。黎明總有一天會到來,積蓄羽毛的人總有一天會展翅高飛。對于魯迅,不久,這一天就到來了。
“我怎樣做起小說來”
1916年8月,魯迅的同窗好友錢玄同來訪。同在東京聽章太炎課時,錢玄同的話最多,而且愛在席上爬來爬去,故被魯迅稱之為“爬翁”。這位“爬翁”今非昔比,現(xiàn)是北京大學(xué)和北京高師的教授,兼《新青年》雜志編輯。
看到魯迅桌面上的古碑抄本,錢玄同很不屑地問:“你抄了這些有什么用?”“沒有什么用!薄澳敲,你抄它是什么意思呢?”“沒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點文章……”
魯迅明白錢玄同的意思,他看過《新青年》雜志,原本有些瞧不起它。《新青年》剛開始雖然倡言“文學(xué)革命”,登的卻是古文,魯迅認為其中很有些謬論。而且,雖然《新青年》諸位同仁賣力呼喊,但應(yīng)者寥寥,甚至連激烈的反對聲都沒有。這種寂寞是最可怕的,魯迅想起了自己當(dāng)年在東京留學(xué)籌辦《新生》雜志時類似的情景,不免有些同情,但依舊感到絕望。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xiàn)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shù)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魯迅又問。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錢玄同堅定地回答。
“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zé)o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yīng)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后,便一發(fā)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就有了十余篇。”魯迅后來在《吶喊?自序》中如此解釋自己為何答應(yīng)錢玄同。
1932年,魯迅在為《自選集》作《自序》時,對于這段往事,又補充回憶道:“為什么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為了對于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zhàn)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幾聲助助威罷。首先,就是為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shè)法加以療治的希望!
“希望”、“助威”其實都是“借口”,歸根結(jié)底,重新提筆還是因為魯迅心中的夢想在燃燒,他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是打破鐵屋喚醒國民。從1918年5月《新青年》發(fā)表中國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開始,魯迅加入了新文化運動陣營,從周樹人轉(zhuǎn)為魯迅,開始了自己一生的戰(zhàn)斗生涯!棒敗笔悄赣H的姓,“迅”字表示自己的中國夢并未中斷,還是要迅捷地反抗要挑戰(zhàn)要救國民。
雙簧戲
魯迅等“新青年”的第一場論戰(zhàn)很快來了,對陣的是自己曾經(jīng)的偶像林紓。
1917年1月,還在美國留學(xué)的胡適在《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文學(xué)改良芻議》,首舉“文學(xué)革命”大旗,“以為今日而言文學(xué)改良,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wù)去濫調(diào)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彪s志主編陳獨秀隨之在下一期《新青年》刊出自己撰寫的《文學(xué)革命論》進行聲援,明確提出“文學(xué)革命”和“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xué),建設(shè)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xué);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xué),建設(shè)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xué);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xué),建設(shè)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xué)。”
“文學(xué)革命”雷聲滾滾,震驚了守舊勢力,首先跳出來反對的是林紓。他在1918年2月8日上海的《民國日報》上發(fā)表《論古文之不當(dāng)廢》,認為白話文可以提倡,但古文不必因此廢除:“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民國新立,士皆剽竊新學(xué),行文亦澤之以新名詞。夫?qū)W不新而唯詞之新,匪特不得新,且舉其故者而盡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絕也……吾恐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幾何不為東人之所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