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內(nèi)容，多多少少與我最近十來年當中所承接的兩個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有關，一個是關于當代中國人精神生活的，[1]一個是關于當代中國發(fā)展模式的。[2]回過頭來看，這兩個課題大致對應于梁漱溟先生在接受其傳記作者艾愷訪談時所說的占據(jù)了我的頭腦 的那兩個問題人生問題 和中國問題 ，[3]也大致呼應了我對馮契先生之所以把中國向何處去 看做一個哲學問題曾做過的那個解釋：問中國向何處去 ，很大程度上就是問中國人向何處去[4]兩位先生告別我們已有兩三個十年；在中國向何處去 越來越影響世界向何處去 的今天，中國人該如何回答自己的人生問題，是當代中國所面對的最大的精神挑戰(zhàn)，也是我們作為當代中國學人應該付出最大努力去攻關克難的重大課題。[5]
　　本書的主體是講演稿，主要是面對非專業(yè)聽眾所做的公共演講，也有少量面對專業(yè)聽眾而做的學術發(fā)言，再加上幾篇訪談和對話。
　　這些文字的共同特點，是它們最初不是以書面文字的形式發(fā)表，而是以口頭表達的形式發(fā)表的。從1985年開始的教學經(jīng)歷告訴我，面對實際在場的聽眾表達自己的思考，與面對想象的讀者表述自己的研究，有很大的區(qū)別。在實際在場的聽者面前，講者直接就能感受自己的話語效果；話題是否引起興趣，觀點是否形成共鳴，論證是否具有說服力，立場是否具有感召力，講者立刻就能有所感知和了解。這種感知和了解即使不對講者的發(fā)言質量造成實時影響，也多半會對講者 走下講臺或退出對話以后作為思者 和寫者 的工作，產(chǎn)生獨特刺激。一場特別成功的講演和一場特別失敗的講演，都能讓具有適量敏感性和自尊心的學者產(chǎn)生刻骨銘心的感覺，甚至使他們的學術生涯發(fā)生方向性的轉變。講演的意義除了可以作這種思想史 角度的理解以外，或許也可以從哲學史 的角度加以考察：中國人傾向于把理性 理解為講理 ，德語中與理性 對應的 Vernunft一詞有傾聽 的意思；講理 或說理 和聽理 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或許也可以通過對演講現(xiàn)場或對話現(xiàn)場中講者與聽者的這種主體間關系的分析，做一番研究。
　　本書各篇都曾分別在報刊發(fā)表過，個別還曾收入其他小冊子，收入本書時我補全了被刪內(nèi)容，并增加了引文注釋，特此說明。對曾以不同方式對書內(nèi)各篇文字的形成有過幫助的老師、朋友、同事和學生，在此也表示衷心感謝。

　　童世駿 2017年4月3日于松江小屋

　　注 釋
　　[1]其最終成果是由我主編的《當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一書（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叢書之一，經(jīng)濟科學出版社 2009年版）

　　[2]這個課題后來因為我于 2011年7月從上海社會科學院回到華東師范大學任職，而改由潘世偉教授主持，在方松華等同事的共同努力下，該課題的最終成果《中國模式研究》已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于 2016年11月出版。

　　[3]《這個世界會好嗎 梁漱溟晚年口述》，艾愷采訪，梁漱溟口述，一耽學堂整理，東方出版中心 2006年版，第32頁。

　　[4]童世駿：《作為哲學問題的中國向何處去 理解馮契哲學思想的一個視角》，《華東師范大學學報》（雙月刊）2016年第3期。

　　[5]很大程度上作為前兩個課題的延續(xù)，我和華東師大相關學科同事們又承接了另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現(xiàn)階段我國社會大眾精神文化生活調查研究 ，即將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