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重行行：東漢行旅文化與文學》：

　　在艱苦的扶喪之舉獲得高度認可的東漢社會中，我們也注意到士人扶喪對象在構成上的一些特色�；�本上，扶喪對象分為如下幾類：父母親族、上級主管官員，師友。其中，扶父母之喪最是習見，毋須多談。而在東漢社會核心家庭的結構之下，大家族內部的喪葬活動更多是吊唁或幫扶安葬的形式，比如折像“家貲二億，故奴婢八百人，盡散以施宗族，恤贍親舊，葬死吊喪”，除了沒有分家獨立的兄弟之外，扶親眷之喪的個人行為并不多見。值得注意的是，在扶喪歸塋行為中，無論是作為行為者還是作為行為對象，女性的地位并不突出。就行為對象來看，父母之喪絕大多數(shù)以扶父喪的情形出現(xiàn)，包括母親、妻子在內的其他女性親眷幾乎從來沒有作為扶喪對象出現(xiàn)。就行為者來看，在扶喪活動中，作為一家之主的男性居于主導地位，比如鄭興向扣留自己的隗囂請求東行歸葬父母，寧肯以妻子為質，由此不難看出，在扶喪歸塋的行為中，男性理所當然承擔著更大的責任�？梢韵胍姡�廉范年僅十五歲便踏上危險的扶喪之路，正是出于同樣的原因。但我們也注意到，扶喪行為中鮮少有以上對下的情況，成年者卒于它地，由父輩迎喪的情況基本沒有。在某些時候，當核心家庭中的男子意外故去而家中又無男丁時，作為妻女的女性會成為扶喪的行為者。呂榮迎夫喪于路，曹娥尋父尸于水，便是如此，但這樣的情況并不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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