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漢語詞匯的歷史研究，可以從兩個方向入手，在多數(shù)情況下，我們依據(jù)歷史文獻，從古到今，觀察歷代文獻所使用或記載的詞匯成分，考察不同時代漢語詞匯的面貌，由此了解漢語詞匯在歷史變化中不同成分增入與消減的情況。當然，我們也可以反過來，從當今或某個歷史平面出發(fā)，對處在同一共時平面的詞匯成分，向上追溯，由今及古，考察詞匯的歷時變化。兩個方向，切入的角度不同，其觀察和分析的著力點也不相同，得到的結(jié)果也會有差異。

語言存在于應用之中，并且通過應用互相傳授而代代傳承。在漫長的漢語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漢語除了在漢族群體內(nèi)遞相傳授之外，還可能出現(xiàn)兩個方面的變化，一是本群體內(nèi)部的分化，群體中不同的成員在學習和使用自己的語言時，由各種原因發(fā)生各種變化，不同的變化在不同的人群中留存，逐漸造成語言的分歧和分化；一是與其他的語言群體發(fā)生接觸和交流，在交流中受其他語言的影響而發(fā)生變化。

通常認為，方言作為一種語言的變體，是分化的結(jié)果。分化可能是使用同一種語言的人們因為長期互相隔絕或相對隔絕，導致語言傳承過程中的各種變異形成的差異，在不同地域的人群中累積而成；但是，還有一種可能，就是語言接觸過程中，本來使用其他語言的群體接受了某種語言，同時，他們又把自己原有的某些語言習慣帶進了這種語言，從而導致這種語言的局部性變化，也形成了復雜的漢語方言關系。

關系復雜的漢語方言，在西方學者眼里，往往被看作不同的語言，這顯然與民族傳統(tǒng)的差異有關。當今正在為維持走向松散統(tǒng)一的歐盟而努力西方社會，他們的民族觀和語言觀趨向分離，形成了今日印歐語系中的眾多語言。而中國的社會，很早就有大一統(tǒng)的傾向，春秋戰(zhàn)國雖然諸侯眾多，紛爭頻繁，但“天下”和“天子”的概念卻是深入人心的，當時的人們就是在這樣的觀念之下“周游列國”。中國歷史上，“國”在很長時期內(nèi)，都只是一個相對獨立的行政概念，上面另有統(tǒng)轄他們、代表一統(tǒng)天下的“天子”。到秦漢時期，這種大一統(tǒng)的格局完全定型，大一統(tǒng)的中國，不僅在政治和軍事方面，更在思想文化和語言文字等多個方面，展示出自己的凝聚力，其中秦始皇的書同文政策，確定了漢字的統(tǒng)一標準，影響至今。

統(tǒng)一的漢字跨越了時空的限制，對于漢語產(chǎn)生深遠影響。使用不同方言的人們，采用同樣的漢字彼此溝通，方言與漢字形成了密切的對應關系。這種對應關系進而滲入到語音層面，至今從事漢語方言研究的學者，都會從《廣韻》等古代語音系統(tǒng)中，尋找現(xiàn)代方音的“根”。因此，盡管漢語方言間的差別很大，但通過漢字的記錄，方言口語在向書面語轉(zhuǎn)化后，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這種差別。當然，記錄方言口語的漢語文獻并不能消除方言的隔閡，像清代韓邦慶《海上花列傳》這樣在人物對話中大量直錄方言的書籍，其他方言區(qū)的讀者還是很難讀懂的。但在一種文獻中，漢字同時記錄共同語和方言，使得二者的界限淡化；同時，各地人們采用書面語寫下的文辭，則具有跨方言的特點，漢字的這些功能，強化了我們在語言上的認同感。從情感上看，我們對漢語的認同感，出自我們對自己民族文化的向心力，它與我們對自己文化和自己民族的認同感是一致的，這種認同感強化了彼此之間的情感關聯(lián)，也有益于彼此通過語言的交流。

由于復雜的歷史關系，由語言使用的歷史過程中產(chǎn)生的種種分化性的變化，最后都沉積在某一個語言使用群體的用語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地域方言。因此，在共時的地域方言之中，內(nèi)部包含了各種豐富的歷史關系，不是僅僅通過追尋一條或兩條線索就可以理清的。

贛方言區(qū)地處內(nèi)陸，與今北方方言的西南官話和江淮官話區(qū)，以及湘、吳、閩、客家等方言區(qū)毗鄰，這些地區(qū)人們在數(shù)千年間的來往交流，形成了復雜的語言歷史關系，也鑄就了今天贛方言的面貌。復雜的歷史背景，使得要理清積存在贛方言中的這些關系，成為一件很困難的事。

肖九根是一位有心人，也是一位老成、執(zhí)著的學者，他熱愛自己的母方言，孜孜不倦，長期致力于探尋積存在自己母方言中的各種歷史語言關系，結(jié)合文獻梳理和田野考察，搜集了大量資料，并采用多維方言史觀對這些材料展開分析。本書是他多年鉆研的一個結(jié)晶，其中從詞匯的角度，不僅梳理了留存在當代贛方言中的上古以前古楚語和古吳語的成分，也一一清點了秦漢以下歷代漢語留在當代贛方言中的痕跡，為客觀、歷史地了解贛方言作了切實的工作，也為我們對其他方言歷史面貌的了解和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欣聞本書有幸得到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謹作小序，以表祝賀。

俞理明 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