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學:一部歷史的和批評的導論》為莫蘭的代表作。莫蘭根據幾十年來的出版資料,對現象學運動中的五位德語代表哲學家(布倫塔諾、胡塞爾、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和阿倫特)和四位法語代表哲學家(萊維納、薩特、梅洛龐蒂和德里達)的豐富學術思想,做了深入淺出的清晰論述。《現象學:一部歷史的和批評的導論》出版后次年即榮獲巴拉德現象學杰出著作獎,并成為西方各大學有關現象學研習的教學參考書。《現象學:一部歷史的和批評的導論》另一個特點是,除哲學家本人的思想背景和主要理論的論述之外,不僅對各相關理論提出批評性解讀,而且附有關于哲學家在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細節(jié)描述,也因此增加了《現象學:一部歷史的和批評的導論》的吸引力。
《現象學:一部歷史的和批評的導論》:
布倫塔諾學派
在布倫塔諾一生中出版的著作(許多是關于哲學史的)既未充分表現出他的哲學觀的豐富性,也未表現出他對受其吸引的天才學生所產生的人格影響力。有關他作為一位思想家的獨創(chuàng)性的更好的證明,可以在其《遺著》中發(fā)現。但是顯然,布倫塔諾本身是一位富于激發(fā)力的獨創(chuàng)性思想家,他刺激了自己的學生們沿著許多不同的方向發(fā)展。這些學生們在他們皈依于老師并希望模仿其方法方面是充分一致的,以至于可以松散地談到一個“布倫塔諾學派”的存在。在胡塞爾之外,此“學派”的成員包括馬爾提(1847-1914),他開創(chuàng)了一種語義分析方法;施圖姆普夫(1848-1936),他發(fā)展了特別是感覺經驗(例如聽覺)的描述心理學;特瓦爾多夫斯基(1866-1938),被稱為“波蘭哲學之父”,其興趣既包括形上學又包括語言哲學;梅農(1853-1920),他發(fā)展了羅素加以反對的“對象理論”;霍夫勒(1853-1922),一位頗有影響的邏輯學家和描述心理學家,他同樣在維也納教書;埃倫費爾斯(1859-1932),格式塔心理學的奠基者;以及馬薩里克(1850-1937),哲學家和民族主義者,曾經任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至死都在支持胡塞爾。雖然不是布倫塔諾學派的成員,弗洛伊德(1856-1939),精神分析學奠基者,在1874-1876年曾經聽過布倫塔諾的課,這是弗洛伊德作為其醫(yī)學訓練組成部分所研修過的唯一哲學課程。布倫塔諾學派的成員們對于實在論形上學、格式塔心理學以及亞里士多德邏輯學革新貢獻良多,而且對于現象學和邏輯實證主義的誕生發(fā)揮了顯著的影響力。[4]然而在此我們主要關心布倫塔諾的研究和教學對于胡塞爾發(fā)展其現象學的過程中所給與的思想激發(fā)力。
胡塞爾隨布倫塔諾學習的兩年(1884-1886)對于他的思想發(fā)展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在其后生涯中胡塞爾滿懷感激地承認布倫塔諾對自己的影響。胡塞爾在獲得了他的純粹數學博士學位后,為布倫塔諾的課程所吸引,急切地希望更多地了解自己的朋友馬薩里克曾經高度稱贊過的這位著名的老師。馬薩里克本人于1876年隨布倫塔諾完成了其博士學位研習,并于1876年至1882年作為私講師任教于維也納大學,其后任教于布拉格大學。[5]
布倫塔諾的講課為胡塞爾提供了有關傳統哲學的最初的嚴肅導論。他留存給胡塞爾一種有關哲學家自我批評和嚴肅生活的信念,而且在短時間內影響了胡塞爾從數學追求轉入哲學追求的決定。胡塞爾繼承了布倫塔諾這樣的觀點:任何有價值的哲學都必定是嚴格科學性的,而不是以思辨方式產生隨意的意見。在其研究生涯的最初十年間(1890-1900),胡塞爾認為自己在推進布倫塔諾關于“描述心理學”的綱領,把布倫塔諾對意向性的論述看作理解意識行為以及心理體驗(Erlebnisse)并對其加以分類的關鍵概念。布倫塔諾關于“明證性”,或更準確地說,關于“自明性”的哲學,對于胡塞爾的哲學概念具有極其顯著的影響,即這種哲學獲得了對可證明的確定性加以支持的真正洞見。[6]胡塞爾也繼承和發(fā)展了布倫塔諾在“真正的”和“非真正的”呈現之間的區(qū)別法,后者在胡塞爾的第一部著作《算術哲學》中,并接著在他對在“空的”和“充實的”之間的、在對象充分現前時所出現的記號思想和心理行為之間的區(qū)別法所做的現象學的論述中起著關鍵的作用。布倫塔諾也激發(fā)了胡塞爾最初研究時間意識的動力,時間意識是一種不同于記憶的最初聯想作用或綜合作用。多年以來胡塞爾越來越批評布倫塔諾教導的方向,并最終看到他已在意識研究和一般哲學概念的程度上大大超過了老師,直至最后完全否定了布倫塔諾的“描述心理學”,認為其不足以恰當地刻畫自己的現象學了。胡塞爾雖然發(fā)展了布倫塔諾的整體和部分的理論,卻似乎從未關注過布倫塔諾的偏于形上學的興趣或受過其影響,例如后者的亞里士多德主義,或者再往后時所轉向的“物基本論”(reism)——主張只有個別物是存在的,它否定普遍項、種屬,以及特性的存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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