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以新出土的郭店竹簡、上海博物館藏簡與《大學》、《中庸》、《禮運》、《孟子》等傳世文獻相結合,對思孟學派的形成、演變、發(fā)展做了細致的考察,對思孟學派的特點、內容做了概括、總結。《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對竹簡《五行》、《性自命出》、《內禮》等篇做了深入的解讀,對《中庸》、《大學》、《禮運》、《大戴禮記》等傳世文獻的成書做了細致的考察,對先秦儒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如天人關系、心性論、仁內義外、仁與孝的關系等做了深入的探討,提出了一系列獨到的見解。在此基礎上,對儒學的當代價值、現實意義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構想。
《郭店竹簡與思孟學派》寫作前后歷時十年之久,為利用出土文獻研究思孟學派的第一部專著。
國學是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簡稱,它應該是包羅宏富的。其中,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學,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以及諸子學,以屈宋為代表的楚辭學,以左遷為代表的史學,以韓柳歐蘇為代表的文章學,以《詩經》、樂府、李杜韓白蘇辛周姜為代表的詩詞學,以周程張朱為代表的理學,以關王白馬高孔洪為代表的曲學,以《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為代表的小說學,還有其余相關的如古文字、音韻、訓詁學、目錄版本學等諸種學問,應該是國學的主要內涵。我們的國家是偉大的多民族團結融合的國家,我們不能把國學局限于某一局部,這是顯而易見的。同時,國學也不是凝固、僵化的,而是隨著歷史的進步在不斷豐富發(fā)展,唐代的國學總比秦漢要豐富,后代往往勝過前代,國學經典著作的解讀,也隨著時代的進展而有所深化、有所革新,國學的典籍、文獻資料也有所擴展增添。近百年來,大量甲骨文的發(fā)現,青銅銘文的發(fā)現,戰(zhàn)國秦漢魏晉南北朝簡牘、古籍的發(fā)現,敦煌寶藏大量經卷典籍的發(fā)現,西部大量古文書簡的發(fā)現,不是使我們的國學、我們傳統(tǒng)文化的內容都大大地豐富了嗎?使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有了更深一步的認識和了解嗎?所以,國學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民族意志的共同載體,是我們偉大中華民族的精神長城,是我們偉大民族頂天立地的思想根基、力量根基,也是我們不可被戰(zhàn)勝的強大自信力量的源泉。
梁濤,男,1965年6月出生,陜西西安人。1996年于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獲博士學位,后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做博士后研究,出站后留歷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2006年調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現為國學院副教授,復旦大學儒學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兼職教授。主要研究中國思想史、儒學思想史、經學思想史、出土簡帛等,出版《訄書評注》(陜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先秦學術思想史編年》(陜西師范大學出皈社2005年,第一作者,撰寫春秋戰(zhàn)國部分)等,在《哲學研究》、《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臺大歷史學報》等刊物發(fā)表論文三十余篇。主編《中國思想史研究通訊》,曾為香港中文大學鄭裕隆訪問學人(2005)、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2006-2007)等。
第一章 竹簡、文獻與學派
第一節(jié) 郭店竹簡的發(fā)現與研究
第二節(jié) 郭店竹簡《子思》作品考
第三節(jié) 思孟學派考述
第二章 孔子的仁、禮思想與孔門后學的分化
第一節(jié) 郭店竹簡“身心”字與孔子仁學
第二節(jié) 孔子的禮學思想
第三節(jié) 孔子之后儒學的分化
第三章 思孟學派的醞釀:曾子、子游學派研究
第一節(jié) 曾子與《大學》
第二節(jié) 《大學》的思想與影響
第三節(jié) 竹簡《性自命出》與子游心性論
第四節(jié) 《禮運》與子游后學的“大同”、“小康”說
第四章 思孟學派的形成:子思學派研究(上)
第一節(jié) 子思《五行》新探
第二節(jié) 簡、帛《五行》“經文”比較
第三節(jié) 茍子對思孟“五行”說的批判
第五章 思孟學派的形成:子思學派研究(下)
第一節(jié) 子思《緇衣》、《表記》、《坊記》試探
第二節(jié) 郭店竹簡與《中庸》
第三節(jié) 郭店竹簡與“君子慎獨”
第六章 思孟學派的完成:孟子學派研究(上)
第一節(jié) 孟子“四心”說的形成及其意義
第二節(jié) 即生言性的傳統(tǒng)與孟子性善論
第三節(jié) 孟子“道性善”的內在理路及其思想意義
第七章 思孟學派的完成:孟子學派研究(下)
第一節(jié) 竹簡《性自命出》與《孟子》“天下之言性”章
第二節(jié) 孟子的“仁義內在”說
第三節(jié) 孟子后學對子思“五行”說的繼承和發(fā)展
第八章 思孟學派與早期儒學
第一節(jié) 竹簡《魯穆公問子思》與早期儒學的政治理念
第二節(jié) 竹簡《窮達以時》與早期儒家天人觀
第三節(jié) “仁”與“孝”-思孟學派的一個詮釋向度
結語: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統(tǒng)論的檢討與重構
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從竹簡的內容來看,它主要繼承了古代“天地之性”的思想,認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性是氣性,表現為情,故是以情言性。竹簡的上篇主要談喜、怒、哀、悲、好惡之情,屬于自然人性論,心是認知心、理智心,內容主要是“交性”、“養(yǎng)性”、“長性”,等等,尤突出《詩》、《書》、禮樂對性情的塑造、培養(yǎng);竹簡的下篇主要談仁愛、忠、信之情,屬于道德人性論,與此相應,心具有了道德心的含義,并突出了情在道德實踐中的作用,“茍以其情,雖過不惡”。而從以后心性論的發(fā)展來看,茍子顯然更接近竹簡的上篇但又有所改造,而孟子則繼承了下篇又有所發(fā)展。由于竹簡由上篇到下篇呈現出思想的過渡,所以它更傾向以后的孟子而不是荀子。
對于竹簡論情的內容,學者給予極大關注,認為重情、以情為本是竹簡的一大特色,感嘆情得到前所未有的高揚等。其實,這種籠統(tǒng)的說法既不利于對竹簡的理解,也無助于對早期儒學思想的判斷和把握。從竹簡的內容來看,它對情實際是有所區(qū)別,并分別對待的。如果說竹簡突出了人的自然情感,提倡自然情感的自由流露,那未免把古人想得過于浪漫;如果說竹簡突出了道德情感尤其是仁在道德實踐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不過是儒家尤其是思孟一系的一貫主張,也并非什么新奇的東西。而從以后的發(fā)展來看,孟子突出了道德情感,更接近竹簡的下篇,但又有所發(fā)展;荀子主要談自然情感,更接近竹簡的上篇,但在理解上又存在差異。
以往人們在研究中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孟子是反對“生之謂性”的,而荀子則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其實,這一看法大有疑問。孟子固然反對過告子的“生之謂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他沒有受到即生言性傳統(tǒng)的影響。即生言性乃古人論性的一大傳統(tǒng),當時許多學者都在這一命題下表達自己的觀點、看法。就告子而言,他主張“食色,性也”,認為“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孟子·告子上》),把性僅僅理解為生理欲望,其所談僅僅是“生之然”之性,而不是“生之所以然”之性,并不完全符合古代即生言性的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