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葉芝和愛爾蘭文藝復興
　　人遺忘，只是因為他們與世隔絕，不被英語文學界所熟知而已。文藝復興中，把愛爾蘭文化介紹給英語文學的人，大部分都是英裔愛爾蘭新教徒，他們在擁護早期的文學考古學家的同時，還有辦法在英國文學中建立愛爾蘭文化傳統(tǒng)。
　　葉芝、辛格、格雷戈里夫人、道格拉斯?海德、詹姆斯?斯蒂芬斯（這里指的是小說家和詩人詹姆斯?斯蒂芬斯，而不是那個早期的愛國者）、喬治?穆爾，以及后來的肖恩?奧卡西和詹姆斯?喬伊斯的作品席卷了整個都柏林。這些人幾乎都是在文藝復興的范圍之內或者是為了響應文藝復興而創(chuàng)作。從本質上來講，這場運動是知識界的運動，或許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都柏林比其他城市更專注于這場運動，它控制了都柏林的文化系統(tǒng)長達40 年之久。在《19 世紀的愛爾蘭學者和叛逆者》一書中，特里?伊格爾頓提到了都柏林文人之間的親密交往，他們有著共同的興趣愛好和生活背景，經常在專門的俱樂部或某一家餐廳里高談闊論。這群善于思考的都柏林人就像一個小城鎮(zhèn)，位于基爾代爾街的倫斯特議會大樓。這棟大樓是1745 年為倫斯特公爵而建，《聯(lián)合法案》通過之后，在一場恰如其分、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政治文化運動中，賣給了皇家都柏林學會。在接下來的近百年中，它成了這個城市的文化中心。在倫斯特議會大樓周圍，致力于藝術和科學研究的建筑如雨后春筍般涌現(xiàn)出來，文化機構則由一群大家熟知的人控制著。伊格爾頓用個人崇拜來描述文藝復興運動的影響，城市中的其他人則只是對此表示贊同�！熬瓦@樣，一些嚴密結合在一起的個人可以完全界定一種文化”（Eagleton 43） 。這正是葉芝和他的朋友準備做的事情。
　　6.1 威廉?巴特勒?葉芝
　　威廉?巴特勒?葉芝生命中的第20 個年頭不僅僅決定了他的人生走向, 也決定了愛爾蘭文學的將來。當時, 他正在位于基爾戴爾街的大都會藝術學校學習繪畫。他父親約翰?巴特勒?葉芝本人就是一個刻苦奮斗的畫家, 也在那個地方教學。盡管葉芝出生在都柏林的桑迪芒特大街5 號( 這棟三層小樓至今還在), 但他父親一直想找一份畫家的工作, 而且他家人經常到斯萊戈度假, 于是他性格形成時期大都是在大都市倫敦和充滿民間故事的愛爾蘭鄉(xiāng)村斯萊戈度過的。1881 年, 由于經濟窘迫, 約翰?巴特勒?葉芝被迫回到了生活費用開銷比較低的都柏林, 在約克街44 號開了一間畫室, 威利( 那時大家都是這樣稱呼威廉的) 也轉到了哈克特街的伊拉斯馬斯?史密斯中學上學。那時, 葉芝的父親已經小有名氣, 他經常帶著自己的兒子出入文人圈。1885 年, 葉芝和父親一起去參加現(xiàn)代俱樂部的一次聚會, 在那里他第一次遇見了芬尼亞會老會員約翰?奧利里。
　　葉芝對奧利里著了迷。奧利里博學睿智, 聲音沙啞, 超然卓立, 蹲過監(jiān)獄, 被流放過。曾因出版叛國文件, 被判有罪,當時他選擇在監(jiān)獄服刑, 這樣刑期短些, 只需5 年, 但前提是他必須離開他深愛的祖國愛爾蘭。1885 年年初，他才結束了15 年的巴黎流亡生活回到都柏林。對于民族主義和文學，他有自己的看法。
　　芬尼亞會這個名字來自傳說中古老的愛爾蘭軍隊——愛爾蘭芬尼團，1858 年愛爾蘭流亡者率先在美國建立芬尼亞會，同一年晚些時候在都柏林建立了分會。芬尼亞會不僅得到了愛爾蘭裔美國人的資助，也得到忍饑挨餓的農民大眾的支持，它放棄了通過立法手段來獲得愛爾蘭的獨立，而是訴諸武力。1865 年，由于發(fā)行芬尼亞會的報紙《愛爾蘭人民》（The Irish People），約翰?奧利里、查爾斯?奇克漢姆、詹姆斯?斯蒂芬斯、杰里邁亞?奧多諾萬?羅薩等人以叛國罪名被捕。1867 年，芬尼亞會發(fā)動起義，但很快被鎮(zhèn)壓，卻因此引起了首相威廉?格萊斯頓的注意，首相做出讓步，頒布了第一部《愛爾蘭土地法》（Irish Land Act），以改善愛爾蘭佃戶的悲慘處境；接著又宣布取消愛爾蘭教會作為國家教會的地位。奧利里返回都柏林的時候，芬尼亞會和其他民族主義團體已經轉而支持政治奇才查理斯?斯圖爾特?帕內爾，他為謀取愛爾蘭獨立所進行的嘗試比19 世紀60 年代芬尼亞會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有希望。
　　葉芝認為，奧利里從事民族主義運動不是因為他相信經過他們的努力可以建立一個愛爾蘭共和國，而是因為他覺得民族主義事業(yè)可以振奮人們的精神，這有利于提高愛爾蘭人民的道德修養(yǎng)。對奧利里來說，個人尊嚴自始至終都是他關注的焦點。葉芝非常喜歡這個老人身上表現(xiàn)出的真誠，因此，他把奧利里的座右銘當作指導他自己藝術生涯的準則：
　　有一次，我為一名被當作普通重罪犯的愛爾蘭政治家辯護時，奧利里說：“即使是為了拯救國家，有些事也一定不能做�！� 他常常會在不知不覺中說出這樣熱情洋溢的話，過后就忘了。（Yeats，Autobiographies 3 ：101）
　　這是告誡大家，不要因為任何事業(yè)犧牲自己的藝術，甚至更廣義地講，犧牲自我。如果為民族而戰(zhàn)可以提高品德修養(yǎng)，那么寫作糟糕的詩歌，就是對尊嚴自身的褻瀆，是弄巧成拙，這是萬萬不能做的。葉芝在他后來的自傳《面紗的顫抖》（The Trembling of the Veil ，1922）中詳細闡述了這一點，他寫道：“……他曾經希望通過二流文學作品而不是二流道德修養(yǎng)來促進愛爾蘭民族主義，現(xiàn)在他不這樣想了……當我問他二流文學作品指的是什么時，他說：‘在公眾面前大喊大叫，’我想，如果我繼續(xù)追問，他很有可能會補充說：‘創(chuàng)作出華而不實或者矯揉造作的作品。’”（Autobiographies 3 ： 178）奧利里把愛爾蘭歷史引入了葉芝的作品，葉芝為從舊的傳統(tǒng)里建立一種文化的可能性所吸引。但是他也警告葉芝，寫詩的時候不要摻雜過多的民族主義色彩。
　　遇見奧利里時，葉芝剛剛在《都柏林大學評論》（Dublin University Review ）上發(fā)表了一些詩歌，但是他同時還在為成為一名畫家而努力。奧利里的贊助讓葉芝在這個雜志上發(fā)表了更多的詩作。當時奧利里借給葉芝一部青年愛爾蘭黨的詩集，在此之前，20 歲的葉芝還從未聽說過托馬斯?戴維斯以及他的詩。當時“他（奧利里）并沒有……說這些詩歌寫得非常好”（Autobiographies 3 ：100） ，只是把戴維斯看作一個善意的愛國者。葉芝在斯萊戈時已經開始迷戀愛爾蘭民間傳說，弗格森、戴維斯、斯坦迪什?詹姆斯?奧格拉帝和其他人為蓋爾文學所做的貢獻更加深了這種感情�？紤]到當時葉芝家經濟窘迫，葉芝通過寫作或者編選集掙的錢也不多，因此，奧利里的推動是葉芝步入文學殿堂必不可少的條件。
　　喬治?拉塞爾是葉芝在大都會藝術學校的朋友，尤以筆名AE 而聞名于世，對詩歌也很感興趣。事實上，他步入公眾生活的時候，就已經真正地參與都柏林文藝復興運動了。拉塞爾是一名畫家、詩人、記者、散文作家、經濟學家，和葉芝一樣，對神秘主義很感興趣。在愛爾蘭，宗教觀念、神秘主義對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的作家們產生了驚人的影響。拉塞爾認為，上帝的懲罰是不公正的，所以很早就擺脫了基督教。十八九歲時，他開始有了和古代愛爾蘭神靈有關的幻覺，這讓他進一步卷入了神智學的研究之中。他的筆名AE 來自于他神秘的敏感性，是偶然得來的：據說，他正沉浸在自己的一幅畫中時，聽到有人在他耳邊說AEon。后來，他又在國家圖書館看到一本字典，剛好翻到那一頁，上面寫著，在諾斯替教里，AEon 指的就是宇宙中的第一人。1888 年，他用筆名AE 給雜志《金星》（Lucifer）寫了一封信，讓校對者大惑不解：“AE——？”這個雙元音后面就發(fā)不出來了。盡管葉芝和拉塞爾勢不兩立，但兩人共同促進了文藝復興運動的發(fā)展。影響他們詩歌的唯一因素就是他們自身高度發(fā)展的、植根于深奧體驗論和對大自然尊敬的唯靈論。1885 年是重要的一年，在這一年里，他倆共同創(chuàng)立了都柏林秘術兄弟會。次年，他們的朋友查理斯?約翰斯頓，一位都柏林神秘主義者，建立了神智學會都柏林分會，葉芝和拉塞爾都成了其中的會員。
　　6.2 葉芝和拉塞爾
　　部分是對19 世紀末期科學表面統(tǒng)治地位的反應，部分是對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哲學的反應，部分是對達爾文進化論打破舊傳統(tǒng)的主張的反應，神智學——所有那些它聲稱的與未墮落的異教歷史的聯(lián)系——輕而易舉地就同愛爾蘭民間傳統(tǒng)研究和詩歌創(chuàng)作結合了起來。深受父親實證主義困擾的葉芝，很快就發(fā)現(xiàn)了舊文學、新文學和神秘主義之間的聯(lián)系。他后來寫道：“偉大的詩人在他們鼎盛時期所證實的就是我們能夠接近權威宗教的最近距離，他們的神話學，他們的風水神靈，才是真理。我們最初建立都柏林秘術兄弟會時，我就建議大家考慮這些。”（Autobiographies 3 ：97）好的文學作品才是真理，當然也是葉芝所要的。但這并沒有讓他們的父親高興，雙方的父親都認為，是兒子的朋友誤導自己的兒子走入這個充其量只是謬論的神智學中的。事實上，引導他倆接觸神智學的，是那時經常去約翰?葉芝畫室的他的舊日大學校友愛德華?道登。道登教授后來寫的《雪萊傳》和他在伊頓公學淺嘗神秘主義的記述激發(fā)了這兩個年輕詩人，他們竭力乞求愛爾蘭古代英雄神靈顯靈。
　　后來他倆還到道登教授家登門造訪，在他家里，道登教授向兩人介紹了布拉瓦茨基派的辛尼特所寫的《密宗佛教》。這兩人后來遠離了海倫娜?佩特洛娃?布拉瓦茨基夫人這個大騙子，拋棄了她宣稱的神智學。拉塞爾是先不信神智學的，但是辛尼特的書的確較早地對他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事實上，葉芝瘋狂地尋求超自然的具體證據，爭取多接觸布拉瓦茨基宣稱的超自然力。早在1888 年，在都柏林的一次降神會上，葉芝飽受恐怖的精神折磨。當時他太害怕了，以至于當他盡力想祈禱的時候卻什么也記不起來，最后，只能記起《失樂園》開頭的幾句話，這才渡過了難關。從他的文學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次經歷讓他從心底里恐懼，盡管他把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欺騙拋置腦后，但依然在尋求秘教的真諦。他長期與神智學者交往，這為他早期的作品集《十字路口》注入了印度氣息。
　　葉芝一直奔波于倫敦和都柏林之間，直到1896 年，他才開始和奧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在她庫爾公園的家定居下來。與此同時，拉塞爾也離開了藝術學校，在南喬治大街的皮姆兄弟布店找到了一份售貨員的工作。布拉瓦茨基死前一個月，拉塞爾搬到了艾利大街8 號，這里通常被稱作艾利之家或者是大家庭，為安妮和弗雷德里克?迪克斯所有，被當作神智學會在都柏林的總部。19 世紀90 年代，拉塞爾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這里，直到他和同住在大家庭的維奧萊特?諾斯結婚才搬走�，F(xiàn)在這里是一個天主教會圣克拉姆巴納斯騎士團集會的地方，不過至少拉塞爾畫的一些裝飾壁畫還保存了下來。
　　喬治?穆爾是那個時代的另一個文化巨人，他的自傳《問候與再見》提供了愛爾蘭文藝復興人物的寶貴資料，是一筆財富。當時他住在伊利大街4 號，這棟房子曾經屬于著名的律師約翰?菲爾波特?柯倫，他的女兒和反叛者羅伯特?埃米特保持著曖昧的關系，這位受人尊崇的大律師因此而蒙羞。正如葉芝在《劇中人》（1935 年）中描述的那樣，喬治?穆爾在這個死胡同里制造了各種各樣的麻煩。他不顧違反房東和住戶之間的協(xié)議——這個街區(qū)所有的門都必須漆成白色——把門漆成了綠色。穆爾辯解說，他這樣做是因為他是一個藝術批評家，這招致了住在附近的一對兒姐妹的怨恨。他們買了穆爾的小說《埃斯特?沃特斯》，把它撕得粉碎，裝到一個信封里，上面寫著“太骯臟了，不能放在屋子里”，然后投到了他家信箱。對此，穆爾也進行了報復。他一晚上起來三次，用棍子猛敲她們家的鐵柵欄，讓她們家的狗狂吠不止。于是，這對兒姐妹雇了一個街頭手風琴師，在穆爾寫作時到他家窗外拉手風琴。后來，穆爾威脅要采取法律措施來起訴那位手風琴師。街對面的花園也是穆爾的，他常常坐在那里，或在那里舉行宴會，或聆聽他最喜歡的一只烏鴉的歌唱。過了一段時間，穆爾開始擔心那對姐妹家的貓會抓走他的烏鴉，于是他用石頭砸她們家的貓，但那只貓神出鬼沒（穆爾擔心貓起來得太早），于是就又設了一個陷阱。后來，葉芝偶然碰到絕望的穆爾時問他：“‘還記得那個陷阱嗎？’‘記得�！�‘還記得那只鳥兒嗎？’‘記得。’‘是我逮住了那只鳥�！�”（Autobiographies 3 ：328—329） 葉芝和拉塞爾都幻想在新世紀來臨之際，文學能夠起催化作用，引發(fā)形而上學的變化。1896年，拉塞爾寫信給葉芝：
　　還記得我在給你的信中提到的要喚醒古代的火種嗎？啊，現(xiàn)在這一點已經從其他渠道得到了證實，我們很可能要公布這一消息。諸神已經重返愛爾蘭，盤踞在圣山上，讓這股火燒遍整個國家。有些人在幻覺中已經看到了這些火種，它們將喚醒各地神奇的天性，這個民族將皈依督伊德教……一縷曙光將從愛爾蘭升起，改變很多年代和民族……我深信，新的天神將要下凡……（Russell 17）
　　1898 年，葉芝預測世界將爆發(fā)“最嚴重的危機”。和達爾文的進化論形成鮮明的對比，他認為先前人類接受上天啟示，擁有真理，卻逐漸退化，現(xiàn)在形勢就要逆轉；他還認為，世界正處在：
　　這樣一個時刻，人類將帶著他們長久以來積蓄的財富，沿著最初降落人間時走過的臺階，升上天空……
　　我相信，藝術將接過牧師肩膀上的重任，用事物的本質，而不是事物本身，來充實我們的思想，帶領我們回到原來的征程。（Yeats， 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192）
　　這是一個文學藝術享有特權的地方，愛爾蘭文學還要發(fā)揮更大的作用。葉芝覺得，通過恢復在民俗和詩歌中保存下來的古老的愛爾蘭思想，愛爾蘭人民將能帶領人類回到更高級、更真實的狀態(tài)。但是在現(xiàn)實的層面上，他又不能堅持這一論點。他宣稱，古老的凱爾特文學有利于促成優(yōu)秀而又有新意的文學作品。1897年，他在散文《文學中的凱爾特元素》中這樣寫道：
　　如果文學中缺乏對古代的熱情和信仰，它將逐漸退化成一本流水賬，一種虛無縹緲的幻想和毫無感情的思索。在古代歐洲所有斯拉夫、芬蘭、斯堪的納維亞和凱爾特激情和信仰的源泉中，只有凱爾特文化多年以來一直接近歐洲文學主旋律。（Essays and Introductions 185）
　　這是葉芝心靈和藝術體系中一種歷史民族主義的切入點，它把民族主義的觀點融入到文藝復興中去。
　　葉芝贊同愛爾蘭人民通過復興文化起到救世主的作用，但他很謹慎，不冒卷入政治民族主義的風險，但是后來愛爾蘭最漂亮的女人莫德?岡娜敦促他這么做了。莫德?岡娜富有革命
　　精神，葉芝愛上了她，這種愛戀激發(fā)了葉芝的靈感，他寫出了最具政治色彩的劇本和詩歌，但她遠遠不滿足于此。她至少曾經三次拒絕了葉芝的求婚。后來，葉芝又向岡娜的外甥女伊索爾特（其實是她的私生女）求婚，但是伊索爾特覺得他過于慈祥，更像一個父親，也拒絕了他。在余生中，葉芝一直都深愛著岡娜。葉芝一邊寫關于充滿泥土氣息的大自然旅程和愛爾蘭神話的早期詩歌；一邊忙于編選集、批評過去的愛爾蘭作家。他為學術界的愛爾蘭文學制定了總的原則和標準，在這一點上，他比誰的功勞都大，這也為他的同代人推陳出新打下了基礎。1894 年，他已經有了足夠的影響力，可以把拉塞爾作為一個詩人隆重推出。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通常從1885 年即葉芝首次發(fā)表詩歌算起，至1939 年葉芝去世為止，這足以證明他在這次文藝復興運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
　　6.3 愛爾蘭國家劇院
　　格雷戈里夫人從1896 年開始和葉芝同居，以自己的名義搜集民間故事。他們是1894 年在倫敦認識的，從此以后一直都是朋友。格雷戈里出身于一個很有權勢的家庭，1892 年開始守寡。她承認，這樣的遭遇讓她有了寫作的自由。跟格雷戈里夫人合作以后，葉芝的詩歌開始內斂。她從事地方自治事業(yè)，1898 年，她開始與葉芝和天主教劇作家愛德華?馬丁商討建立愛爾蘭國家劇院以推進愛爾蘭文化自治的計劃。除了模仿倫敦的舞臺之外，都柏林從來沒有興起過深厚的戲劇傳統(tǒng)。因此，他們把建設愛爾蘭劇院看作是對愛爾蘭文化的重要貢獻和取得國家獨立的前提。
　　葉芝早期曾經認為會有凱爾特英雄神靈或者愛爾蘭救世主出現(xiàn)，由此看來，文學在爭取國家獨立的斗爭中能否起作用似乎是值得懷疑的。但是這樣的想法讓葉芝開始考慮愛爾蘭特性的重要性，因此這場新的文學運動的重心是建立獨立的愛爾蘭文學。拉塞爾曾經擔任過愛爾蘭國家劇院的副團長，他在一篇社論中提煉了這種觀點，文章寫道：“一個國家要生存，關鍵在于對自身的設想�！保╭uoted in Kain，26）至19 世紀末期，地方自治的政治運動已趨于停滯，愛爾蘭文藝復興肩負的建立文化的重任吸引了民族主義者們，因為他們把這看作是使愛爾蘭國家合法化的途徑。
　　1899 年，愛爾蘭國家劇院租用位于皮爾斯街的都柏林古代音樂會大廳，進行了首場演出——葉芝的《凱瑟琳女伯爵》（The Countess Cathleen ）和馬丁的《石南花地》（The Heather Field）。這本將成為劇院將來發(fā)展的趨勢，但是隨之而來的論戰(zhàn)卻扭轉了這一趨勢。在《凱瑟琳女伯爵》中，愛爾蘭農民飽受饑荒折磨，為了得到食物，把自己的靈魂賣給了魔鬼。農民階級遭受苦難時會背叛自己的信仰，這種想法傷害了一些群體，包括都柏林天主教當權者。在首場演出的那個晚上，人們在劇院外邊游行示威，但不管怎樣，這次演出最后還是取得了成功。
　　但是9 個月以后，愛爾蘭國家劇院就遇到了一個很現(xiàn)實的問題：能否在都柏林經營一家先鋒派的劇院。1901 年，觀眾對愛爾蘭演員（大部分都是當?shù)氐臉I(yè)余演員）蹩腳的演技很失望。這個時候，喬治?拉塞爾和莫德?岡娜出面挽救了劇院，使它免遭垮臺。多年以來，弗蘭克和威廉?費經營的愛爾蘭國家劇團專門為愛爾蘭舞臺挖掘和培養(yǎng)為數(shù)不多的本土演員。應他倆的要求，拉塞爾為他們的《迪爾德麗》（Deirdre ）寫了兩個劇本。拉塞爾把費氏兄弟引見給了葉芝和格雷戈里夫人，他們安排《迪爾德麗》和葉芝的民族主義戲劇《胡里痕的凱瑟琳》1902 年4 月初在位于克拉倫敦街的圣特雷莎大廳同臺演出。莫德?岡娜領導的激進的民族主義團體愛爾蘭之女全體成員對此全力支持。拉塞爾負責背景和服裝，岡娜扮演葉芝劇本中的女主角凱瑟琳，梅爾?奎因扮演愛爾蘭英雄迪爾德麗。演出非常成功，這確保了改名后的愛爾蘭國家劇團未來的發(fā)展。1903 年，愛爾蘭國家劇團接手了阿貝街的力學研究所，至此，該公司擁有了自己全新的家。從此以后該劇院改名為阿貝劇院，并沿用至今。1951 年，該劇院在上演肖恩?奧卡西的《犁和星》（The Plough and the Stars ）時著了大火，后臺被燒毀，15 年以后，政府撥款重建阿貝劇院。今天，游客們可以在阿貝劇院里看到很多人物的肖像，他們?yōu)榘⒇悇≡旱某晒α⑾铝撕柜R功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