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宋代文學研究書系: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選擇與詩歌因革》不僅在詩歌研究領域呼應了“唐宋變革論”,而且通過分析陶淵明、杜甫、韓愈、白居易、李商隱等對宋詩進程的影響,深化了典范選擇與詩歌因革的關系研究,更細致而深刻地描述出唐宋詩之嬗變軌跡,突出了中唐到北宋文學的內(nèi)在連續(xù)性和一致性。
復旦宋代文學研究書系序
王水照
2011年上半年,我和幾位弟子商量,能否仿照我所編“日本宋學六人集”,組織一批青年學者的書稿,編輯一套復旦版宋代文學研究“六人集”。這個想法源自以下三點考慮:
第一,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學科是國務院在1981年批準的首批具有博士學位授予資格的學科點之一,2011年恰好是三十周年。古語云“三十而立”,在這三十年中,復旦大學古代文學學科得到迅猛發(fā)展,培養(yǎng)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博士生,同時也產(chǎn)生了許多優(yōu)秀的博士論文,成為推動古代文學研究的一支力量。我自1992年帶博士生始,也培養(yǎng)了相當數(shù)量宋代文學方向的博士,從他們之中選擇幾部著作編成叢書出版,算是對復旦古代文學博士點三十周年的一種紀念。
第二,新世紀以來,由于博士生的擴招,論文的數(shù)量迅速膨脹,但同時質(zhì)量也有所下降。學術(shù)著作的出版較之以前容易許多,大量的各類論著充斥書市,有埋沒精品之虞。過緊或者過濫,都不是健康的學術(shù)出版生態(tài),都不能很好地為學術(shù)發(fā)展服務。精選幾部著作,形成一個“品牌”,或許能夠在駁雜的學術(shù)圖書市場產(chǎn)生一定的積極影響。
第三,當前的宋代文學研究十分活躍,是斷代文學研究中成果比較豐碩的領域,及時從中遴選一些青年學者的優(yōu)秀論著,以叢書形式推薦給學界,能夠促進學術(shù)交流與學術(shù)繁榮。對他們個人而言,也是很好的展示平臺,擴大他們的學術(shù)影響。
我的建議很快得到多位學友的積極響應,他們都紛紛將自己精心撰作的論著加入我的這個計劃,同時也很快得到復旦大學出版社賀圣遂社長的鼎力支持。這件事就迅速提上了日程。
古代文學博士論文的選題,簡單來說有三種常見模式,即個案研究、時段研究和專題研究。個案研究圍繞一個作家展開,就其生平、交游、作品內(nèi)容、藝術(shù)風格進行探究;時段研究截取某個時代,就特定時段的文學現(xiàn)象、文學思潮、文人群體進行描述分析;專題研究則常常是拈出一個重要概念,或做交叉研究,或做源流辨析,或做歷史還原等等。這三種選題模式,各有千秋,也并不對立,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只要不走向程式化,都還大有可為。
我這里著重想說的是交叉課題研究。近年宋代文學研究出現(xiàn)了文學與科舉、文學與地域、文學與黨爭、文學與傳播、文學與家族五個重要的新興交叉類課題,我將它們戲稱為“五朵金花”。這五類課題,均將文學與其他學科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是一種“文化—文學”的展開思路。我一直認為,只有將文學置于文化的背景下,才可能真正看清文學的位置。當然也必須強調(diào),這種研究一定不要忘了文學本位,落腳點一定是解決文學的問題,我們文學研究者,不應該是給其他學科“打工”的。與此同時,這類交叉研究也內(nèi)在地要求我們拓寬文學研究的視野,不必畫地為牢,自為畛域,應以更為寬闊的學術(shù)懷抱去探索古代文學研究的新路徑與新方法。
本套叢書收入了朱剛《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李貴《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選擇與詩歌因革》、金甫暻《蘇軾“和陶詩”考論——兼及韓國“和陶詩”》、陳湘琳《歐陽修的文學與情感世界》、成瑋《制度、思想與文學的互動——北宋前期詩壇研究》、侯體健《劉克莊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tài)的一種考察》六種著作。朱剛、李貴、成瑋的著作,是時段研究與專題研究的結(jié)合。他們的聚焦點都在唐宋之際,特別是朱剛和李貴的兩部書,有著“唐宋變革論”的明顯印記。朱剛從博士學位論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論與文學》開始,就密切關注唐宋“古文運動”,陸續(xù)撰作了十余篇相關論文,在學界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獲得了同道的好評。《唐宋“古文運動”與士大夫文學》一書即是他多年來鉆研“古文運動”的集中展示,他標舉“士大夫文學”,敏銳地抓住了唐宋“古文運動”與之前、之后文學“運動”的不同,強調(diào)科舉制度產(chǎn)生的士大夫精英構(gòu)成的唐宋社會與文學的特殊性。論著對傳統(tǒng)“古文運動”有所反思,拓寬了“古文運動”的研究視野。所著重闡明的“古文運動”與新儒學、賢良進卷、蘇轍與“古文運動”的關系等命題,均有獨到的見解。
李貴《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選擇與詩歌因革》歷時十余年的修訂,較之其博士論文,有了很大的增改和深入。在他剛剛撰寫博士論文的時候,關于這個論題,學界相關論著還比較少,若干年過去了,“中唐—北宋”的詩歌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對學界來說是學術(shù)發(fā)展的必然,值得慶賀,對李貴來說恐怕卻是無形的壓力。不過這部書稿雄辯地證明,好學深思的他在廣泛吸取海內(nèi)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有力地推進了該領域的研究。該書不僅在詩歌研究領域呼應了“唐宋變革論”,而且通過分析陶淵明、杜甫、韓愈、白居易、李商隱等對宋詩進程的影響,深化了典范選擇與詩歌因革的關系研究,更細致而深刻地描述出唐宋詩之嬗變軌跡,突出了中唐到北宋文學的內(nèi)在連續(xù)性和一致性。
成瑋《制度、思想與文學的互動——北宋前期詩壇研究》與李貴的論題有些重合,但卻表現(xiàn)出不一樣的面貌。他在上編抓住詩學觀念、文人分布和詩體發(fā)展三個重要因素,從制度、思想和文學的互動關系入手,清晰地描述出宋初三朝詩壇的具象圖景。在下編則選取歐陽修作為描述框架,通過辨析歐陽修與時代之間的契合或疏離,展現(xiàn)出仁宗朝詩壇的歷史現(xiàn)場。這對于深化北宋詩歌研究,特別是對于探源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具有重要的學術(shù)價值。
金甫暻、陳湘琳、侯體健的著作則是個案研究與專題研究的結(jié)合,分別涉及蘇軾、歐陽修和劉克莊三位宋代重要的文學家。雖然都是個案研究,他們的方法卻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說代表了個案研究的不同范式。金甫暻是韓國學者,他選取的切入點比較小,《蘇軾“和陶詩”考論——兼及韓國“和陶詩”》一書就蘇軾“和陶詩”的形式、內(nèi)容、背景、影響等問題進行了細致分析,獲得了不少與前人同題研究不同的具體結(jié)論。其中對韓國“和陶詩”相關資料的輯錄和論述,更給國內(nèi)學界提供了嶄新的研究資料,這對于認識東亞漢字圈的文化交流,有著特殊的意義。
陳湘琳《歐陽修的文學與情感世界》一書表現(xiàn)出女性學者特有的敏感和視角,注重“美感經(jīng)驗”的發(fā)掘,對面向內(nèi)心的歐陽修的情感體驗、地域記憶、空間書寫、生命底色、文化風度等問題,進行了全面的解讀。該書大處著眼,小處著筆,運思精細,闡微發(fā)覆,以“細讀”和“體察”的方法,從大量文獻中摹畫出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歐陽修,并將這種生命個體的內(nèi)心世界與北宋文化整體的發(fā)展局勢暗自勾連,跳出了原有研究窠臼,是近年來歐陽修研究的一大收獲。
如果說陳湘琳的個案研究是“內(nèi)省式”,侯體健的則可以說是“外爍式”!秳⒖饲f的文學世界——晚宋文學生態(tài)的一種考察》一書,吸收了當前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關注到相鄰學科的前沿與熱點,從“晚宋文學生態(tài)”的大背景入手,展開對劉克莊周圍世界與環(huán)境的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討和研究,凸現(xiàn)出劉克莊文學世界構(gòu)成中的時代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復雜因素或基礎,這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在劉克莊和晚宋文學研究中可謂獨辟蹊徑、另具手眼。該書的研究框架和目錄設置,也別出心裁,在同類著作中較為少見,是個案研究模式的新探索。
學術(shù)研究的推陳出新,無非在新材料、新方法、新視野與新觀點。本套叢書除了朱剛的之外,其余五部都是以博士畢業(yè)論文為基礎修訂而成的,是他們的處女作,也是他們向?qū)W界交出的第一份答卷。這六部書稿自然不是十全十美之作,許多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探討。老師審讀學生輩文稿,本應優(yōu)點說全,以資鼓勵,缺點講透,俾便精進。這篇序文信筆寫來,卻多為褒飾之語,不免自夸之嫌。但我自信并非空洞贊揚,未違“修辭立其誠”的古訓。希望讀者能夠看到他們所作的可貴的學術(shù)努力,在新材料的發(fā)掘、新方法的運用、新視野的拓展、新觀點的提出諸方面,均已提供的不宜輕視、值得玩索的學術(shù)內(nèi)涵。
我和六位作者都有師生之誼,都曾在不同時期的復旦園中共探學問之道,往事歷歷,猶如昨日。如今,我們或隔海相望,或同系共事,看到他們?nèi)〉玫某煽儯覀涓行牢。不過,治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希望他們戒驕戒躁,持之以恒,假以時日,一定能夠取得更大的成績。
李貴,廣東化州人。1973年生。2001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師從王水照教授。大阪大學國家公派訪問學者(2010-2011)。現(xiàn)任上海財經(jīng)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中文系副主任。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文學批評、佛教與文學、近代學術(shù)史的教學和研究。曾獲教育部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二等獎、上海市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chǎn)》等國內(nèi)外刊物發(fā)表學術(shù)論文多篇。
緒論
第一節(jié) “中唐-北宋”:從“唐宋變革”論到“宋元明變革”說
一、日本和美國的“唐宋變革”論
二、中國的“唐宋變革”論
三、對“唐宋變革”論的反思
第二節(jié) 文學史上的“中唐-北宋”連貫說
第三節(jié) 北宋的古典主義詩學與師古-創(chuàng)新模式
第一章 白居易、賈島與唐末五代宋初的白描詩風
第一節(jié) “晚唐兩詩派”說略考
第二節(jié) 樂天體:在朝與近道
一、白居易的追隨者
二、從白集流傳看白體流行
三、白體詩人與道教
第三節(jié) 賈島格:在野與近佛
第四節(jié) 徐鉉對宋詩的先導作用
一、忠義志節(jié)
二、以道自守
三、以詩自持
第五節(jié) 王禹偁的意義
第六節(jié) 在詩歌的家園里棲居:苦吟的意義及影響
一、懷著詩歌尋找家園
二、通過苦吟思考存在
第二章 李商隱與北宋詩
第一節(jié) 富貴態(tài)與貴族味:選擇李商隱
第二節(jié) 甜美而有用:西昆派的詩歌理論與實踐
第三節(jié) 類書的詩化:以才學為詩
第四節(jié) 雄文博學的意義及影響
第三章 韓愈與“宋調(diào)運動”
第一節(jié) 天圣尊韓與宋調(diào)初興
第二節(jié) 言盡意論:中唐-北宋的語言觀念與詩歌藝術(shù)
一、韓愈與劉禹錫:語言能“妥帖”“明百意”
二、北宋的語言樂觀主義
三、中唐-北宋禪宗的“語言學轉(zhuǎn)向”
四、言盡意論與詩歌語言大變局
第三節(jié) 以文為詩:“出位之思”與文體革新
一、術(shù)語“出位之思”的中外來源及內(nèi)涵
二、“以文為詩”的含義和表現(xiàn)
三、“以文為詩”的文體學背景和文學意義
第四章 杜甫與中唐-北宋詩的大變局
第一節(jié) 慶歷尊杜與宋調(diào)成熟——以杜集從寫本到印本的轉(zhuǎn)向為中心
一、慶歷前后的杜集諸寫本
二、寫本異文與慶歷學杜
第二節(jié) 杜甫苦熱詩的新天地
一、苦熱詩的現(xiàn)實性
二、苦熱詩的審美形態(tài)和詩人意志
三、杜甫苦熱詩的歷史地位
第三節(jié) 中唐-北宋苦熱詩的再出發(fā)
一、中唐到五代的發(fā)揚
二、北宋的創(chuàng)造
第五章 陶淵明與宋調(diào)的自贖
第一節(jié) 元豐尊陶與宋調(diào)自贖——以北宋后期的陶淵明崇拜為中心
一、從唐代到北宋陶淵明祠的建置
二、北宋后期陶淵明祭祀的國家化及其社會功能
第二節(jié) 從陶杜并尊到獨尊淵明:北宋后期的陶淵明圣化與宋學轉(zhuǎn)向
第三節(jié) 奇趣:北宋后期詩的美學特質(zhì)
一、陶詩與北宋后期的奇趣理論
二、北宋后期詩的奇趣
結(jié)語
參考文獻
后記
如前所述,本書以各個專門史學領域的“中唐-北宋”連貫說為邏輯起點,以中唐一北宋詩學的典范選擇為理論框架,以中唐北宋人對陶淵明、杜甫、韓愈、白居易、賈島、李商隱這些詩學典范的選擇、因革過程為研究路徑,追溯了中晚唐詩歌里的新變因子,也追蹤了這些因子在北宋詩里的繼承程度和演變軌跡。
北宋人成熟的典范意識或日詩學上的古典主義原則指導著他們的詩歌創(chuàng)作,共同選擇的作詩典范則維系著中唐-北宋的詩歌血脈。宋調(diào)在北宋成熟、定型,而隨著文化的衰落、初興、繁盛,白居易與賈島、李商隱和韓愈或先或后、或淺或深地影響了北宋的詩學理論和實踐,中晚唐詩人的詩學精神貫穿于北宋的詩學歷程,并促進了“宋調(diào)”的最終確立。而開創(chuàng)中唐-北宋詩歌新局面的先鋒則是杜甫。此外,在中唐到北宋的詩學時空里,始終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有時甚至是最高的創(chuàng)作典范,那就是陶淵明。典范的選擇在這場運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中晚唐詩歌和北宋詩歌因此而被聯(lián)接到同一個鏈條。結(jié)合古文和詞的發(fā)展,可以看出,中唐到北宋的文學具有內(nèi)在的連續(xù)性和一致性,不應因朝代的變遷而把它們硬性分開。湯用彤指出:“夫歷史變遷,常具繼續(xù)性,文化學術(shù)雖異代不同,然其因革推移,悉由漸進;”②此論也適用于文學史分期的研究。
這場“宋調(diào)運動”以陶淵明為共同典范,由杜甫導夫先路,以韓愈、白居易等人的創(chuàng)作為第一次高峰,以蘇軾、黃庭堅等人的作品為第二次高峰。在兩宋之交,蘇、黃的作品本身也成為典范。蘇軾在當時已經(jīng)被尊為文化高峰、文壇典范,并以之為師范形成了網(wǎng)絡寬廣的文人集團“蘇門”。在北宋后期和南宋初期,以杜甫、黃庭堅為師范形成了影響深遠的“江西詩派”。這些都已經(jīng)是文學史的常識。至于蘇、黃并稱并共同被尊為典范,也發(fā)生在北宋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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