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法制史概論（代序）

　　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末代王朝，經歷了二百六十余年由盛到衰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在這期間，封建經濟取得了超越前代的發(fā)展，典章制度也獲得了顯著的成就。清朝所處的歷史地位，決定了其法制歷史的價值。

　　清朝的封建法制輾轉傳承，相當完備：表現在法律體系上，由刑事、民事、行政、訴訟、經濟等各個部門立法組成了完整的法律體系；表現在法律內容上，不僅涉獵廣泛，而且更加符合社會的實際和民情；表現在司法制度上，程序嚴格，審級明確，會審和死刑復核進一步制度化、法律化。特別是為適應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需要，還在邊陲少數民族聚居地區(qū)因族因俗制宜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法律，加強了國家統(tǒng)一的司法管轄和國家的穩(wěn)定。因此，剖析清朝的法制史，有助于了解整個封建法制歷史的一般規(guī)律性。

　　清朝是以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政權，從天命元年（1616年）建立后金政權時起，就表現了滿洲族對于法制建設所特有的見地，開始了由習慣法向成文法的過渡，并沿著“參漢酌金”的路線實現著漢滿法文化的融合，在后金國制的基礎上，出現了三院六部的新體制和“十惡”入律的新的法律內容。順治元年（1644年）入關以后，全面擴展了“參漢酌金”的路線，完成了有清一代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創(chuàng)設。

　　中國悠久的法文化傳統(tǒng)表現了中華民族的理性思維和偉大的創(chuàng)造力，其中，也蘊藏著少數民族的貢獻。中國歷史上，多次建立了少數民族的地方政權，還出現了元朝的集中統(tǒng)一的國家管理，但或因年代久遠，或因統(tǒng)治的時間短暫，遺留下來的法制史料缺乏完整性。只有以滿洲族為主體的清朝法制，從關外一隅發(fā)展到整個中國，史料詳備，脈絡清晰，是研究中國法制史和少數民族法制史的圭臬。

　　道光二十年（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前夜，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已經把侵略的觸角伸進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的疆域。當時除林則徐痛感睜眼看世界、了解外國情勢的緊迫性之外，整個清朝朝野上下依舊沉浸在閉目塞聽、因循舊章、歌舞升平的氛圍之中。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腐朽昏聵的清朝被英國侵略者打敗。此后，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一次次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一次次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

　　如果說維持與外界的隔絕狀態(tài)，是保存清朝固有的經濟、政治、文化機構的必要條件，那么在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炮火轟開閉關鎖國的國門以后，不僅西方的商品如潮水般涌入這個廣大的市場，西方的文化（包括法文化）也同其他商品一樣，迅速涌入中國。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因循守舊的局面也隨著封閉環(huán)境的破壞而遭到沖擊。

　　面對西學東漸的新形勢，一部分愛國士大夫與開明官僚，也在思考著龐然大物般的清朝為什么會如此不堪一擊？西方國家戰(zhàn)勝中國難道僅僅源于船堅炮利？在國家管理體制上究竟出了什么毛��？中國要雪恥圖強在思想文化上應該如何準備？經過不斷地、痛苦地反思，逐漸把思路集中到采西學以變革圖存上。

　　在中國近代史上，救亡圖存是一條主線。就內部而言，矛盾的焦點集中在國家體制上。隨著西學東漸的深化，改良派與維新派逐漸懂得了西方國家的強盛之由不僅在船堅炮利、科學技術的先進，更重要的是在民主與法治學說指導下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法律制度的優(yōu)勝。以儒家學說為基石的傳統(tǒng)法律文化，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發(fā)展和滿足人民救亡圖存的需要。因此，先進的中國人把希望寄托在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上。于是，西方的法學著作和各種法律也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以嚴復為代表的維新派翻譯的西方法學著作，不僅成為維新派變法維新的理論武器，也使他們意識到改革中國傳統(tǒng)法制的走向。

　　義和團運動以后，清朝已經不能照舊統(tǒng)治下去了，被迫宣布變法革新，實行預備立憲。在這個背景下，變法修律、改革司法，也提上了議事日程，中國法制的近代化由此開始。中國法制的近代化，有其歷史必然性，它所追求的目標是富國強兵、救亡圖存。在中國法制近代化的歷程中，西方的民主法制思想起了先導的作用，而初步掌握了西方民主法制思想的中國的政治家與思想家則起了鼓動進步的歷史潮頭的作用。中國法制近代化的路徑是外源式的，這在當時也是不二的選擇。移植來的西方法律改變了中國固有的法律體系，但有的缺乏與本土國情密切結合，成為與社會生活無關的紙片。

　　法律的近代化是一個歷史的進步的過程，它只有階段性而沒有終結。晚清只是揭開了中國法律近代化的序幕而已。

　　清朝距今為時不遠，它在法制建設上所提供的歷史借鑒具有極為現實的意義。而遺留下來的官書檔案資料又浩如煙海，對其認真地加以整理總結，對于傳承法律文化遺產具有重要價值。

　　張晉藩

　　2014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