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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吐魯番中醫(yī)藥文獻，是指敦煌藏經洞與吐魯番周邊地區(qū)出土文書中的中醫(yī)藥文書及相關內容文書。這些文書形成約一千年前或稍晚時期，總數約有二百多件。　　《敦煌吐魯番醫(yī)藥文獻新輯校》選取了其中保存較好的一百多件進行研究。書稿內容分總論和分論兩大部分�？傉撌菍Χ鼗屯卖敺t(yī)藥文獻研究作全景式的描述，舉例揭示本研究范圍的主要難點與存在問題。分論主體為各卷子（部分為綴合后的卷子組合）逐件錄寫、校勘、注釋，并在每個卷子開頭處列表記載該卷子的基本信息〔內容屬性、文件數、占有行數、形制、大小、缺損情況、避諱字、不避諱字、擬抄成年代等內容，并列入馬繼興《敦煌中醫(yī)藥文獻輯校》各卷號擬名和酌情舉出其他已出版著作中同卷異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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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煌、吐魯番，都是位于我國西部的歷史古城。
　　敦煌，在我國今甘肅省西部，位于甘肅、青海、新疆三省（區(qū)）的交匯點（東經92。13‘至95。30，，爿匕緯39。53，至41。35’）。敦煌南枕祁連山，西接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北靠北塞山，東峙三危山。干燥少雨，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全年日照時數為3246.7小時，無霜期長。年平均氣溫9.3℃，7月份平均氣溫24.7。C，1月份平均氣溫-9.3℃，屬暖溫帶乾旱性氣候。
　　吐魯番市，位于我國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中東部，天山支脈博格連峰南麓，吐魯番盆地中部（東經88°5′至89°54′，北緯41°20′至43°35′）。地勢北高南低中間凹，火焰山自西而東橫貫盆地中部，山前是戈壁，中部是低洼平原，南部山丘、戈壁、荒漠三種類型兼有。屬典型溫帶大陸性氣候，氣候干燥少雨，太陽輻射強，夏季高溫多風。年均降水低至16毫米。
　　敦煌和吐魯番都在著名的古代絲綢之路上。
　　古代絲綢之路，起點是中國的長安（今西安）。長安是漢朝和唐朝的國都，當時各地絲綢和其他商品集中在長安以后，再由各國商人把一捆捆的生絲和一匹匹綢緞用油漆麻布和皮革裝裹，然后浩浩蕩蕩地組成商隊，運往西域。絲綢之路的東段終于敦煌，因此，敦煌幾乎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敦煌之后，絲綢之路分為南、中、北三道，吐魯番位于中道，也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站點。
　　在絲綢等商品交易的同時，絲綢之路也成了重要的文化交流之路。因此，在絲綢之路各經由點上就很自然地貯藏著大量歷史文物。又由于西部地方氣候乾旱，很多歷史文物都因此得以較好保存，其中敦煌藏經洞的文獻更因為數量大、種類多而享譽世界。敦煌、吐魯番中醫(yī)藥文獻就是隨同這些眾多文物一起存留下來的。此外，本書所收醫(yī)藥文獻還附收了數件黑水域出土文物。黑水城也稱黑城，約束經101。08‘，北緯41。46，左右，位于我國內蒙古西部額濟納旗巴丹吉林沙漠西北部。在敦煌古城的東方偏北，大致與張掖平行。黑水城遺址是古絲綢之路（被稱為“絲綢之路居延路”）上現存最完整、規(guī)模最宏大的一座古城遺址。1908年起，俄國軍人科茲洛夫及續(xù)后到來的西方探險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瑞典人斯文·郝定等）在黑水域發(fā)掘了大量文物（以西夏文獻為主）。這一發(fā)現被公認為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殷墟甲骨、敦煌遺書之后的中國第三大考古文獻發(fā)現。黑水城文獻現主要收藏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國內蒙古自治區(qū)圖書館也收藏有一部分。其中有若干件醫(yī)藥文獻殘卷。（二）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問世
　　敦煌藏經洞文獻是1900年發(fā)現的。發(fā)現的具體情況有不同說法，大致的情況是：
　　敦煌市東南方約20公里，有一處石窟群，被稱為莫高窟或千佛洞。莫高窟所在的斷崖由礫石構成，斷崖上被開辟了500多座石窟，石窟中有大量的塑像和壁畫。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即公元1900年6月22日，當時管理莫高窟的道土王圓祿在清理151號窟（敦煌研究院新編號為16窟）中的流沙時，偶然發(fā)現洞的甬道北壁有一個被封閉隱藏著的側窟，這個側窟就是后來聞名世界的“藏經洞”（敦煌研究院新編號為17窟）。這個洞并不大，只有2米多見方，高2米，但洞中堆滿了大量古代文獻以及一部分文物資料。這個洞窟封藏的原因和時間尚有爭議。大致上應該是在宋元佑八年（1093）封藏，而所藏文物又以唐五代抄成者為多。
　　藏經洞文獻問世后，王道士曾拿出部分經卷和佛畫贈給地方官員（包括敦煌縣令乃至甘肅省學臺），但未能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而那個時代正是西方探險者熱衷于中亞探險的時候，敦煌文獻很快吸引了這些探險者的注意。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arcAurelStein，1862-1943）首先來到藏經洞，采用各種手段，利用王道士的無知，只用少量馬蹄銀就購得24箱敦煌寫本和5箱其他敦煌珍寶，并在7年之后再次購得570余件（一說600多件）寫本。其次是法國人伯希和，伯希和于1908年初到敦煌，以其精通漢學漢語之長處，得到王道士許可入洞挑選文物（斯坦因是由王道士提供購買物而非自己入洞挑選的），最終以500兩銀子換得大批品質最佳的珍寶。1910年，由于敦煌卷大量外流的消息傳出，清王朝做出決定，把剩余的敦煌文獻全部運往北京保存，但在運送途中，沿途各方面的侵占和毀壞造成了另一次浩劫；而王道士也在此前預先私存了一部分敦煌文獻，此外當地民間也有不少散佚的敦煌文獻。日本大谷光瑞（1876-1948）、橘瑞超（1890-1968）曾數次到中國西域探險，1911年他們來到敦煌，由于當時藏經洞已成空窟，他們只是從王道士處購得不多的敦煌寫本。俄國方面，據說奧勃魯切夫1905年就已經從王道士手中換回過兩包寫本，但大規(guī)模收得敦煌文獻的俄國人是奧登堡。1914年，奧登堡帶領一個較大規(guī)模的考察團到敦煌，對莫高窟進行了全面的攝影、測繪、發(fā)掘，他們所得敦煌文獻雖然較為零散，但總數達到一萬多件，這些文獻的具體來源較為雜亂，主要是洞窟殘余，也有王道土私藏、民間散存等。
　　吐魯番文獻并不專指現今的吐魯番市轄地的文獻，而是指以吐魯番為中心的廣大地域出土的歷史文獻。包含有高昌古城、交河古城、吐峪溝諸佛窟、伯孜克里克諸佛窟等處出土的佛經和社會文書：吐魯番文獻的發(fā)掘比敦煌文獻的發(fā)掘還早一些。上述的數國探險者（另外還包括德國探險者）原本就是在吐魯番等地探險發(fā)掘的，也各自從吐魯番得到了數量不等的文書。吐魯番文獻往往出于古代墓葬：與敦煌文書相比，吐魯番文獻內容更為廣泛，文獻的時間跨度更長，民族的多元化色彩更濃。但吐魯番文獻原藏點較為分散，文獻多較零散，所以從這方面看，收集資料和研究方面難度更大些。近年來，吐魯番地區(qū)仍不斷有新的文書出土，所以，相關研究也會不斷有新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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