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不論怎么艱難，我們的文學，總是隨著我們革命的事業(yè)在一道前進。勝利了的人民，回頭去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人事、是非，比之他們在被奴役的年代，更有權利，更具權威，可以加以評說。對于某些殘缺、不確切、甚至被篡改了的史料，對于那些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把問題越說越糊涂，以至于做出某些不確切評價的，我們自然有理清它的責任，客觀地重新做出
　　評價的問題。
　　可是，我們的認識，決不是從“0”起步。對某些具體問題的認識，有個完善的過程，即便針對完全陌生的問題，研究對象的陌生，也不能成為我們改換觀點的理由。它的理論基礎，是永遠鮮活的奔流，忠于人民的基點，永立不敗之地。新的時期新的思潮，可以活躍我們的思想，哪怕涌來濁流，也能在奔騰中白凈。一場浩劫之后，百廢待興，撥亂反正。但亂了的，才撥正，并非亂與不亂的，都要翻個個兒，那樣，“正”與“亂”之間，已無分界線，也無“撥”與“反”的必要。
　　朱湘的詩集，就在我們思考這些問題時，推到面前來了。
　　如果說，要給他翻案，那么，首先得問，他的原案是個什么樣的案。
　　如果說，要對他重新評價，那么，過去對他眾說紛紜，有毀有譽，既是“重新評價”，紛紜之說中，首先要看我們自己認為哪種說法是能代表過去對詩人相對穩(wěn)定的、總體的評價。
　　有的說：朱湘曾被魯迅先生譽為“中國的濟慈”。濟慈（JohnKeats1795—1821），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中最有才氣的詩人之一。他的詩對后世的影響很大。魯迅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旗手，由他來說朱湘為“中國的濟慈”，非同一般。
　　魯迅的話，出自他的《通訊·致向培良》：“第三篇斥朱湘的，我想可以刪去，而移第四為第三。因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沒人提他了——雖然是中國的濟慈。”《魯迅全集》的注釋說：“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京報副刊》發(fā)表聞一多的《淚雨》一詩，篇末有朱湘的‘附識’，其中說：‘《淚雨》這詩沒有濟慈……那般美妙的詩畫，然而《淚雨》不失為一首濟慈才作得出的詩�！�這里說朱湘‘是中國的濟慈’，疑系誤記。”注文說“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是“疑指他當時日益傾向徐志摩等人組成的新月社”。
　　事實是，1923年，朱湘就加入了“文學研究會”，1925年，他的第一部新詩集正列為《文學研究會叢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而《新月》月刊是1928年3月辦起來的，是徐志摩接掌《晨報副刊》也是在1925年10月，遠在魯迅《致向培良》之后。《副刊》改版《詩鐫》，又在1926年4月1日，前后出了十一期，為期不到三個月。何況《詩鐫》也不等于《新月》。
　　那時，魯迅既然認為“斥朱湘”的，“可以刪去”，那么“似乎也已掉下去”是指什么，就值得重新考慮。
　　不過，明顯的是：前者是借魯迅的名義肯定朱湘，說他是“中國的濟慈”；后者通過魯迅著作的注釋，得到的是另一種效果。
　　朱湘在《南歸》中說：
　　許多朋友們一片好意，
　　他們勸我復進玉琢的籠門，
　　他們說帶我去見濟慈的鶯兒，
　　以糾正我尚未成調的歌聲；
　　殊不知我只是東方一只小鳥，
　　我只想見荷花陰里的鴛鴦，
　　我只想聞泰岳松間的白鶴，
　　我只想聽九華山上的鳳凰。
　　詩人這段自白，從根本上否認了朱湘是否稱得起“中國的濟慈”之爭的意義。
　　濟慈，在詩歌史上的地位，無疑是該肯定的。正確對待外來文化，只應該是：既不排外，也不媚外。任何一位真正的詩人，他只能立足于自己生根的土壤，就是同一土壤上的詩人，又得以各自的藝術個性相異于他人，才有各自詩的存在價值。因此，在詩壇一股崇洋之風興風作浪時，對這位歌聲“尚未成調”的朱湘，要朱湘去跟濟慈的鶯兒學舌，作為躍進龍門的手
　　段，而詩人，只知自己“是東方一只小鳥”，“只想聞泰岳松間的白鶴”，又是怎樣的一只東方鳥啊。對這樣一位詩人，怎么評價他的創(chuàng)作成是另一回事，他這種追求，卻不能不說是真
　　正的詩的追求。
　　這位詩人，很久很久，幾十年都沒人提起了，也許是被人
　　遺忘，也許另有原因。詩人，生前未必被人認識；身后，有待
　　我們認識。
　　2
　　朱湘（1904—1933），安徽太湖人，卻沒有到過太湖。1917上半年還在江蘇第四師范學校附屬小學三年級讀書，下半年就上南京工業(yè)學校，有志學實科。1919年秋，考上清華學校，插入中等科四年級。1924年即將畢業(yè)時，因為抵制齋務處在學生吃早餐時點名的制度，經(jīng)常故意不到，記滿三個大過被開除學籍，轟動全校。事后他寫信給羅念生說：“人生是奮斗，而清華只是占分數(shù)；人生是變換，而清華只有單調；人生是熱辣辣的，而清華是隔靴搔癢。我投身社會之后，怪現(xiàn)象雖然目擊耳聞了許多，但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于清華中最高尚
　　的生活，都逃不出一個假，矯揉。”
　　1925年3月，他在南京同劉霓君結婚，這是門當戶對的人家，指腹為婚的親事。代父行使家長職權的長兄要五弟行跪拜禮，弟弟只肯行新禮鞠躬。晚上哥哥大“鬧”新房，把喜燭打
　　成兩截，新郎當即離去，搬到撫養(yǎng)他長大的、曾留學法國的二嫂薛琪英家。
　　1924年，朱湘加入了“文學研究會”，他的譯詩《路瑪（羅馬）尼亞民歌》、新詩創(chuàng)作《夏天》，也是以《文學研究會叢書》分別于1924年及翌年出版的。
　　1926年，徐志摩辦起了《詩鐫》，它是以詩的名義吸引了作為詩人的朱湘。并由劉夢葦、聞一多、“清華四子”——子沅（朱湘）、子潛（孫大雨）、子離（饒孟侃）、子惠（楊世恩）輪流編輯，徐志摩、聞一多出面負責。很快，因為詩人劉夢葦與楊子惠的逝世，朱湘看到《詩鐫》沒有很好地表示紀念，加上平日看不慣那些人的生活作風，就與徐志摩鬧翻了，拂袖而去，以示他對亡友的義氣。五年之后，他又寫了《悼徐志摩》，為“《花間集》的后嗣”早逝而“酸辛”。也是出于同樣的感情吧。因此，今天把他當年這番行為作為對“新月”的革命，大可不必。反過來，硬要把他跟“新月”捆在一起，也非事實。當時，他寫的《評徐君〈志摩的詩〉》《評聞君一多的詩》，從某一個角度看，也許他對詩的形式、音律的要求，其唯美的色彩并不亞于徐、聞，可是，胸襟坦白，還不是結黨營私之詞。
　　1927年8月，朱湘結伴柳無忌，由上海乘船赴美留學。
　　住在威斯康星州北部的亞坡屯（Appleton）進勞倫斯大學（LawrenceCollege）四年級，選修拉丁文、法文、古英文以及英國文學。有一次，法文班上念法國作家都德（LéonDaudet
　　1867—1942）的游記，上面說中國人像猴子，學生聽了哄堂大笑，朱湘當即退出課堂，盡管教師向他表示歉意，他還是憤然離開勞倫斯，轉到芝加哥大學，念高級班德文和古希臘文。把辛棄疾與歐陽修的詞譯成英文詩；自己也用英文寫詩，發(fā)表后頗受讀者歡迎。后來，因為一位教員疑心他不曾將借用的書歸還，可殺不可辱的詩人，又憤然離去，轉到俄亥俄大學。旅美兩年，總是伴著頹傷之情。
　　1929年9月他回國，在安徽大學任外國文學系主任。他教書認真，很受學生歡迎，卻常和夫人口角，生活也不愉快，除饒孟侃、謝文炳外，很少和同事們往來。1929年暑假，學校
　　改組，因為欠薪半年有余，有人自動離去。朱湘對人熱情、直爽，又倔強、暴烈，容易輕信于人，更不洞達人情世故，處處上當，得罪人太多，學校改組，他也沒有接到聘書。出國前，
　　有人認為他和聞一多、徐志摩關系好，可以找胡適上北大教書，他絲毫不予考慮：“找他們？犯不著！”好友柳無忌電報通知他上南開大學，他也不想去。
　　離開安大，南北奔波，一直沒有找到職業(yè)。在清華讀書時，吃飯都是向廚房賒賬，由羅念生擔保付還，但他還要擠出錢來辦一個只有二十個訂戶的刊物《新文》，在東安市場的一家舊書攤發(fā)行，出了兩期就停了。自費印行，費神、虧本，他卻很得意：“什么都是自己出的主意，那一股滋味真是說不出的那樣鉆心。”
　　后來，鉆心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拿到錢時，還買些古玩、字畫，夫妻吵架，又全給砸毀。學校欠薪時，這位系主任的幼子，不到一歲，因為沒有奶吃，哭了七天七夜，活活被餓死。他離開安大后，更加狼狽。有時因為付不起房錢，人被旅館扣留，竟要茶房押去找朋友解救。寫詩譯詩，實難糊口養(yǎng)家，何況人家說他的詩不如戲票值錢。而寫稿，也得詩文刊出之后才
　　付稿費，遠水不解近渴。他，既無媚骨，也難隨和。不太愿意找人幫忙，拿著稿費單也不愿拋頭露面去取，既自傲，又自卑。他冷天身穿夾袍，妻子從郵局寄來的棉袍一到手卻立即送
　　進當鋪。
　　走投無路，貧寒難熬，他向寡嫂薛琪英借了二十元，買了三等船票，于1933年12月4日，由上海乘吉和輪赴南京。次日清晨6時，他從隨身攜帶的小皮箱取出酒來喝了半瓶，倚著船
　　舷，讀著原文的海涅詩，當船過傳說李白撈月的采石磯，縱身投江……
　　一位純粹的詩人，一位孤高不肯隨俗的詩人，蹈赴清流，尋其歸宿。
　　一位詩人的悲劇，一個悲劇性的詩人。
　　自好難潔身，潔身難生存，詩人的悲劇，不是對那個不合理的社會的控訴么？一個詩人，在黑暗的舊社會，沒有同人民找到一個共同的基點，一同笑，一道哭，一起斗爭，靠個人奮斗，憑個人意氣，橫沖直闖，頭破血流，盡管磨難對他太多，他還是在磨難之中暴露了自身的脆弱性；盡管創(chuàng)作的成就并沒有帶給他多大的榮譽，他的傲慢、孤僻，仿佛勝利全在他的掌握中。后來這悲劇的果實，社會原因是種子，詩人自身的弱點，也不同樣是釀成悲劇的因素之一么？凡此種種，對于今天的詩壇，它也提出了有益于我們思考的問題。
　　短短兩行，其意象的清新、鮮活感，在《草莽集》里就很少了。詩人在其中追求音律的效果，既是詩之長，又成詩之短了。
　　《草莽集》，過去都說是朱湘到美國前出版的。根據(jù)趙景深回憶，書稿卻是朱湘從芝加哥寄到上海，趙景深作為開明書店的編輯，因此而與朱湘書信往來認識的。
　　第三個詩集《石門集》，雖說是詩人生前編好，死后由趙景深整理出版，但是，有些詩稿顯然弄殘了，有首十四行詩，書上只印出十行，大概就是這個緣故。
　　1936年時代出版公司出版的《永言集》，又是趙景深尋得沒有成集的手稿、殘稿。
　　這本詩集，集中了目前能搜集的朱湘的全部詩作，主要是為研究現(xiàn)代文學和對新詩特有興趣的同志提供一份較完整的資料。雖然我們可以惋惜、設想那些尋不回來的手稿是更有意義的作品，事實上，又只好在這些我們可以看到的作品上來認識朱湘。
　　我們要是急忙從貶義上稱朱湘為“新月詩人”，或是說他寫的是浩氣凌霄的愛國詩，不如先讀讀他的全部詩作。
　　朱湘有怎樣的詩，也就有我們今天可以看到的怎樣的朱湘！
　　周良沛一九八四年三月北京—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