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紀事
導讀： 從體裁上看，本文是有關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編年史”。陳平原先生曾經(jīng)說:“相對于曾經(jīng)存在過的‘大歷史’，你再詳細梳理，所得者也不過是‘九牛一毛’。如何在面對‘文明的碎片’時，能夠且敢于馳騁想象，回到虛擬的歷史現(xiàn)場，并作出精彩的闡釋，對于做過‘編年史’的人來說，是個極大的挑戰(zhàn)�！奔氉x本文，你不僅會收獲許多文學史知識，而且會由衷地敬佩作者的智慧。
小引
吃慣了北京的豆?jié){油條，何不嘗嘗廣州的早茶點心？這里不涉及生死攸關的“立場”“觀點”，也不屬于產(chǎn)品的“更新?lián)Q代”，只是換一種口味而已。選擇“紀事”的體式來瀏覽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而不是歸納總結出十大（或十二大）特征，除了換口味以及適應報紙篇幅要求，更緣于對世紀末讀者（專家）“居高臨下”的閱讀姿態(tài)的深刻懷疑。與其給出若干眾所周知而又似是而非的“經(jīng)驗教訓”，不如引導讀者回到現(xiàn)場，親手觸摸那段剛剛逝去的歷史。
至于以年系事，只是為了便于記憶與敘說，并無微言大義。
1917年，報刊與學校攜手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學正式就任校長；九天后，教育部根據(jù)蔡校長的呈請，任命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主持的《新青年》雜志社因而由上海遷北京，與北大諸同仁精誠合作，共同致力于思想改造與文學革命。作為一代名刊，《新青年》與《申報》《東方雜志》的重要區(qū)別，首先在于其同仁性質(zhì)。不必付主編費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慮刊物的銷路與利潤，更不屑于直接地討好讀者與當局，《新青年》方才有可能旗幟鮮明地宣傳自己的主張。晚清執(zhí)思想界牛耳的《新民叢報》《民報》等，也都屬于同仁刊物，《新青年》的特異之處，在于其以北京大學為依托，因而獲得豐厚的思想動力及學術資源。晚清的新學之士，提及開通民智，總是首推報館與學校。二者雖同為“傳播文明”之“利器”，卻因體制及利益不同，很難珠聯(lián)璧合。蔡元培之禮聘陳獨秀以及《新青年》之進入北京大學，乃現(xiàn)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質(zhì)的大事。正是這一校一刊的完美結合，使得新文化運動得以迅速展開。
1921年，文學研究會與創(chuàng)造社的競爭
“五四”時期兩大文學社團同年成立，自然形成緊張的對峙與激烈的競爭；令今人大感興趣之處，在于二者到底是齊頭并進，還是互相拆臺？1月，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葉圣陶等十二人在北京發(fā)起成立“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文學，創(chuàng)造新文學”的文學研究會；文研會因其相對注重文學的社會功利性，被看作“為人生而藝術”一派。6月，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田漢等在東京成立力主“為藝術而藝術”的創(chuàng)造社。作為挑戰(zhàn)者，加上強調(diào)忠實于自己“內(nèi)心的要求”，創(chuàng)造社在與文研會的爭論中，時有過激的言辭，但總的來說，無傷大雅。值得慶幸的是，至今尚未發(fā)現(xiàn)任何一方有借助政治、軍事力量來解決文學紛爭的企圖�！拔逅摹睍r期社團林立，影響較大的，除了文研會和創(chuàng)造社，還有新月社、語絲社、淺草—沉鐘社、湖畔詩社等。眾多文學及文化觀點大相徑庭的社團，均以自我發(fā)揮為主；即便發(fā)生論戰(zhàn)，也是“君子動口不動手”。如此百家爭鳴、互相砥礪的局面，至今仍令人懷念不已。
1926年，舊派小說的新變
晚清“小說界革命”的大獲成功，靠的是國民日益高漲的政治熱情。辛亥革命后，闡發(fā)“政界之大勢”與表彰“愛國之思”，不再成為小說的主要功能。“回雅向俗”的新小說家，為了滿足已經(jīng)變化的市場需求，轉(zhuǎn)而追求娛樂性和趣味性。這一游戲文章、媚俗心態(tài)以及金錢主義，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掃蕩的主要目標。經(jīng)過一番自我選擇和調(diào)整，由“小說界革命”發(fā)軔而來的“新小說”，演變成為以章回小說為外部特征（夾入不少西洋小說表現(xiàn)手法）、以適應市場要求為主旨的“通俗小說”潮流，與以“五四”文學革命為起點的“嚴肅小說”形成雅俗并存的局面。這一局面的形成，促使作家和讀者進一步分化，有利于各自特長的發(fā)揮和各自表現(xiàn)形式的進一步完善，對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的基本面貌和運動軌跡影響甚大。而本年度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zhèn)b傳》和張恨水的《春明外史》的出版，代表著民國舊派小說已經(jīng)從最初的致命打擊中恢復回來，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1928年，新詩的自我調(diào)整
談論中國新詩的成長，一般習慣于從胡適的《嘗試集》（1920）和郭沫若的《女神》（1921）入手。之所以將話題推后幾年，乃是有感于學界對早期白話詩的評價過于熱情奔放，頗有將“文學史意義”與“文學價值”混為一談的偏向。胡適的“清楚明白”，郭沫若的“激情燃燒”，在我看來，并非新詩的最佳狀態(tài)。經(jīng)歷過最初的精神亢奮與狂飆突進狂飆突進: 本指18世紀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早期，由歌德、席勒等領導的發(fā)生于德國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學運動，這里用來形容新文化運動初期的狂熱狀態(tài)。，詩人們開始冷靜下來，思考新詩的出路。郭沫若、成仿吾等創(chuàng)造社詩人反省早期白話詩的過分理性化，重提“詩的本質(zhì)專在抒情”；聞一多、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月派則提出“理性節(jié)制情感”的美學原則，批評此前詩壇的感傷與濫情，并開始“新詩格律化”的嘗試；再加上王獨清之突出“感覺”，穆木天之主張“純詩”，以及象征派詩人李金發(fā)、戴望舒的浮出海面，種種跡象表明，二十年代末，新詩開始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感覺”。
1930年，左聯(lián)的話題
對于左聯(lián)的評價，從來就不是一個輕松的話題。1929年底開始籌備并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不只直接影響了三十年代的一系列文學論爭，并促成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新潮流與新趨勢。其精神遺產(chǎn)，起碼籠罩了半個世紀的中國文壇。而且，很長時間里，左聯(lián)的意義及其闡發(fā)，影響到整個思想文化界的建設�？紤]到左聯(lián)諸君是在國民黨政治高壓之下，以理想主義情懷從事艱險的探索，其功績固然值得表彰，其缺失與遺憾，也“應具了解之同情”。
1932年，小品文的生機與危機
1932年9月，林語堂在上海創(chuàng)辦《論語》半月刊，提倡閑適、性靈與幽默，由此引發(fā)了“小品文熱”。左翼作家對此很不以為然，另辦《太白》《芒種》與之對抗。魯迅更發(fā)表《小品文的危機》，反對將小品文做成“小擺設”。三十年代關于小品文的論爭，可以看作“散文”的重新自我定位。一主“閑適”與“性靈”，一講“掙扎”與“戰(zhàn)斗”，表面上水火不相容�？烧摖幍慕Y果，雙方互有妥協(xié): 即所謂“寄沉痛于悠閑”、所謂戰(zhàn)斗之前的“愉快和休息”。就對“宇宙”與“蒼蠅”的把握方式而言，雜感與小品始終無法協(xié)調(diào)；但強調(diào)自我，張揚“個人的筆調(diào)”，鄙視“賦得”的文章，以及文體上“不為格套所拘，不為章法所役”，又都是對于正統(tǒng)文章“載道”功能的消解。很不一樣而又可以互相補充，這其實正是現(xiàn)代散文發(fā)達的奧秘。
1933年，走向成熟的中、長篇小說
經(jīng)由魯迅、郁達夫、葉圣陶等人的努力，現(xiàn)代意義上的短篇小說，在二十年代已經(jīng)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至于中、長篇小說的成熟，則是三十年代的故事。就在1933年，幾部極有分量的長篇小說幾乎同時面世，給時人、也給后世的文學史家一個意外的驚喜。1月，開明書店出版茅盾的《子夜》；5月，開明書店又推出巴金的《激流》（即《家》）；8月，良友圖書公司發(fā)行老舍的《離婚》。這三部長篇小說題材、風格迥異，但都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時至今日，仍被視為不可多得的珍品。沈從文呢？稍為慢了半拍，本年度出版的四部中、短篇小說集均非上乘之作，但很快地，沈便迎頭趕上。第二年10月，生活書店出版了《邊城》一書，證明了沈與上述三位一樣，完全有資格躋身本世紀中國最好的小說家行列。
1935年，話劇的“日出”與“回春”
作為一種舶來的藝術樣式，話劇的發(fā)展道路顯得格外崎嶇。從世紀初的“文明戲”，到二十年代的“愛美劇”和“小劇場運動”，再到三十年代的“職業(yè)劇團的建立，長期公演話劇的固定劇場的出現(xiàn)”，借用茅盾的話，此乃中國話劇“從幼稚期進入成熟期的標志”。1935年春天，年僅二十五歲的曹禺繼《雷雨》之后，創(chuàng)作了更具獨創(chuàng)性的《日出》；而長期從事戲劇運動的田漢，也在這一年的5月出版了其代表作之一《回春之曲》。與此同時，原先主要從事電影工作的夏衍，完成了第一部多幕劇《賽金花》的寫作。
1941年，女性作家的獨特視角
本世紀的中國小說界，女作家的迅速崛起，絕對是個標志性事件。漫長的中國文學史上，詩詞歌賦乃至彈詞文章，均有歷代才女馳騁筆墨。唯獨日漸輝煌的小說界，基本上未見女作家的倩影。這一令人尷尬的局面，本世紀初方才有所改變�！拔逅摹蔽膶W革命尚未謝幕，冰心、廬隱、馮沅君、凌淑華等已經(jīng)躍上文壇，初步展現(xiàn)女性從事小說創(chuàng)作的巨大潛能。進入四十年代，對于女小說家的創(chuàng)作，批評家們逐漸從不敢漠視，轉(zhuǎn)為大力推崇，尤其對基于獨特的人生體驗、女性敏感以及鮮明的文體意識所營造的《呼蘭河傳》（蕭紅，1941）、《在醫(yī)院中》（丁玲，1941）和《傾城之戀》（張愛玲，1943）等，更是拍案叫絕。
1945年，《講話》的巨大回響
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四十年代延安整風的產(chǎn)物，正式發(fā)表于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報》。此后，無論在解放區(qū)時期，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講話》均是中共中央制定文藝政策、指導文藝運動的根本方針。
◎ 我思我在
1. 作者在回顧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歷程時，盡量保持著客觀的敘述，但他的欣喜與遺憾還是會流露于筆端。你能找出幾處，并說說其中蘊含的感情嗎？
2. “創(chuàng)造社”和“文學研究會”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著名的兩個社團，他們都有各自的文學主張。如果回到那個時代，你更贊同哪一方的文學主張？談談你的理由。
3. 選文概述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10個年份、不同領域的發(fā)展與變化。在你看來，哪一個年份、哪一個領域的發(fā)展變化，相對而言是最具突破意義的，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