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拿破侖時代
　　無論人們對拿破侖· 波拿巴的品格作何評價，無論人們怎樣看待他的豐功偉績，不管是被敬仰為卓越的軍事領袖，還是被譴責為20 世紀獨裁“先驅”，沒有人可以否認，拿破侖主宰了自己的時代。他并不是正統(tǒng)的法蘭西人，1769 年，他出生在科西嘉島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就在一年前，法國剛剛從熱那亞手中接管這一地區(qū)。青年時期，他爭取到了國家獎學金，并在法國的軍校深造�；蛟S是把自己看作在他鄉(xiāng)求學的“異類”，因而他想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并且發(fā)憤圖強。他鉆研歷史和地理的同時，也研習軍事謀略和戰(zhàn)術。1785 年，年僅16 歲的拿破侖被任命為炮兵部隊少尉，但是因為他的外來血統(tǒng)，他在皇家軍隊的晉升之路并不樂觀。然而革命的到來為他打開了新的一扇門。拿破侖回到科西嘉島，并在之后的三四年間致力于當?shù)氐莫毩⑦\動，這也是他兒時就有的夢想。這一階段的結束以他和當?shù)貝蹏�領導人帕斯夸萊· 迪保利（Pasquale diPaoli，1725—1807）的決裂為標志，他全家也因此被流放。放棄了早期的計劃后，他成為了一名熱情的愛國者和雅各賓黨人。
　　1793 年冬天，拿破侖率軍從保皇派和英軍手中奪回了土倫港。這一役使他從上尉晉升至準將，并吸引了著名政客巴拉斯的注意，也正是巴拉斯日后給予了他很大幫助。羅伯斯庇爾的垮臺給拿破侖的命運帶來了短暫的反轉。他被當作恐怖分子逮捕，并被剝奪了委員資格投進監(jiān)獄。然而，隨之在1795 年10 月爆發(fā)的起義促使巴拉斯派拿破侖去保衛(wèi)公會，他出色完成了任務，這樣他被提拔為國內軍隊的總指揮官。那時，他遇到了美麗的約瑟芬· 博阿爾內（Josephine de Beauharnais，1763—1814），她的丈夫是一位貴族將軍，死于恐怖時期的斷頭臺上。她比拿破侖年長六歲，有兩個孩子，也不富裕，然而年輕的拿破侖卻熾熱地愛上了她，并在1796年3 月9 日與她結婚。
　　在拿破侖結婚前的兩天，他被任命去擔任意大利戰(zhàn)場的指揮，在那里，他第一次將自己的軍事才能顯露出來；在進攻中，他重點運用迅速移動和發(fā)動奇襲的戰(zhàn)術，大破敵軍。在意大利的戰(zhàn)事讓他成為了民族英雄。在1798—1799 年的埃及遠征失敗并未削減他的榮耀，部分原因是他遠征失敗一事當時沒有被宣揚出去。
　　是什么促使拿破侖在1799 年達到了權力至高點？從同時代人的大量言論來看，幾乎不可能得到一個完整合理的判斷，因為大多數(shù)言論是帶有偏見的。安德烈· 弗朗索瓦· 繆特· 梅里托伯爵（Count André Franois Miot de Melito，1762—1814），法國的一位國務議員，在1796 年的意大利戰(zhàn)役中第一次遇到拿破侖，并記下了當時對拿破侖的印象：
　　我看到他的樣子時，著實感到震驚。他和我想象中的形象大相徑庭……他個子低于正常身高，而且身材極其瘦小。他粉飾的頭發(fā)梳成奇怪的發(fā)型，正正方方地垂到耳朵以下，快要及肩的位置。他身著筆直的外套，戴著一頂插有三色羽毛的帽子，扣子一直扣到下巴的位置，衣領上是很窄的一條金色刺繡。第一眼看到他時，并沒有給我留下英俊的感覺；但是他特征鮮明的外形、敏銳的眼睛、簡單而生動的姿態(tài)，無不展現(xiàn)出一個熾熱靈魂的形象，同時從他寬廣沉靜的眉宇間又能看得出他是一個有深度的思想者。他邀我坐在旁邊，和我談起意大利的種種。他都是用簡短的語句講話，他說當時的形勢并非他所期望。
　　大多數(shù)同時代的人都認為，拿破侖有著非凡的智慧、不同尋常的持久力和強大的專注力。下面的這段評價出自讓· 夏普塔爾（Jean Chaptal，1750—1832），他曾是拿破侖在帶領國內部隊時期的長官。夏普塔爾也許比任何一個人都了解拿破侖，他對霧月政變后拿破侖第一執(zhí)政官的功績如是說：
　　每天傍晚，我們都會在第一執(zhí)政的房間見面，然后從十點到凌晨四五點進行討論研究。正是這些會議讓我逐漸意識到，把政府交給這樣卓越的人是值得信賴的。雖然他很年輕，行政經(jīng)驗也不足，但他在會議中體現(xiàn)出的清晰而精確的想法、雄辯力，以及廣闊的視野已經(jīng)使大家折服。他是一個不知疲倦又睿智超群的工作狂，他對這個龐大行政系統(tǒng)下的各個細枝末節(jié)都做了十分充足的準備�！�…即使一天工作十二個小時，身心的疲倦?yún)s從未在他身上表現(xiàn)出來。1
　　他有著每位軍事指揮官應有的品質，他所做的決定基于細致的策劃和詳盡的知識儲備，而非簡單的直覺。每一個看似靈感的火花都是經(jīng)過細致理性分析的結果。“每一次行動都需要一套體系，”他說，“因為僅僅靠機遇并不能成功�！�2 這一理性的思想讓很多人認為拿破侖是啟蒙運動的追隨者，然而他性格的另一方面又使他成為了羅曼蒂克時代的偉大英雄之一。雖然他并不信仰宗教，但他感覺到妻子被所謂的“星”所引導，而且他頻繁提到了“命運”的杰作。雖然他對自己的目標制定了精確的計劃，然而他最終的目標似乎是沒有界限、無法定義的。他崇拜亞歷山大大帝、愷撒大帝以及查理曼大帝，崇拜的并非他們的某個功績，而是建立統(tǒng)一帝國的遠見卓識，這些都激發(fā)了拿破侖的想象力和行動力。喬治· 勒費弗爾（George Lefebvre）在描述拿破侖性格中浪漫的一面時說：“（一個現(xiàn)實主義者）在制定目標時會考慮到種種可能性，如果他的想象力和榮譽感驅使他行動，他也應該知道在何處收手�！�3 從這方面看，拿破侖的確不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者，因為他的野心沒有止境。從長遠看，這使他走向了毀滅。
　　人們在討論拿破侖的國內政策時，最常提到一個問題，即他的管理方式是否順應了革命，或者用他的話說，是為革命“加冕”，還是與革命相悖。當然，答案在一定程度上與我們對“革命”的定義相關：我們所定義的革命時期是1789—1792 年間國民議會和立法議會的溫和統(tǒng)治階段，還是1789—1799 年包括恐怖政府和督政府的這一完整時期。有一派觀點認為拿破侖是“大革命之子”，革命初期的建設性成就在國民公會和督政府統(tǒng)治下被中斷、妨礙，隨著第一執(zhí)政官波拿巴的上臺，革命的任務才得以繼續(xù)完成。反對派的觀點認為，執(zhí)政府和法蘭西帝國時期的許多措施都源于君主立憲時期的改革，但是他們稱拿破侖政治體制的特征，也就是他對于輿論的嚴格控制和對反對派的處理方式，都有違1789 年的理念。有些人甚至說拿破侖和18 世紀的獨裁君主，而不是和革命者有更多的相同點。根據(jù)這一觀點，他對理性化和系統(tǒng)化表現(xiàn)出的熱情，與腓特烈大帝及奧地利約瑟夫二世十分相似。而且無論他進行怎樣的改革，都脫離不了專制政府的體系。他被當作在啟蒙時期專制主義下的獨裁者，與邏輯極端主義相抗衡。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將權衡證據(jù)以闡明這些對立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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