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明發(fā)展史進程來看，從告別洪荒到人猿相揖別，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其中最根本的力量乃是“知識”。按照培根的著名論斷“知識就是力量”，或許過于強調了文化層面的因素，但不可否認的是，知識的形成和發(fā)展乃是人類文明發(fā)展史上的核心推動器；如果用一種更為宏闊的理念來看，則是“知識決定命運”。哲學啟自西方，古希臘哲人的“學園理念”和“哲人王理想”，不但開啟了西方文化的源泉，而且將哲學構筑成為一種典型的“西學范式”，雖然其間幾經(jīng)反復，諸如基督教西征而成為主導型宗教、希臘文化東傳阿拉伯再以“東學西漸”的方式使得歐洲精英重拾“希臘原典”。這種復雜的知識交易過程，成為現(xiàn)代世界發(fā)展的根本推動力。
　　自大航海時代以來，探險開辟了新的地理世界圖景，并強化了與資本相關聯(lián)的部分，使得資本語境成為西方現(xiàn)代性的基本特征；尤其是現(xiàn)代大學和學術制度建立之后，知識日益向高端發(fā)展，成為象牙塔中的“孤獨精英”，分科治學本乃不得已而為之的人為割裂，卻日益成為一種普遍的“科學方式”。其邏各斯思維取徑不但成就了引領全球的美國模式，而且也深刻地影響到東方世界。但這不能否認，西方文化的發(fā)展已經(jīng)陷入某種不可知的困境中去�；仡�16世紀大航海時代以來的歷史，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可以有足夠的長時段距離和眼光來審視明辨之，人類社會的發(fā)展，必須引入別種思維特質來“敞開心智”。西學東漸雖不僅限于明清之際，甚至亦非局限于東亞，但五四以來則極為強勢，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中國知識精英的自覺接受，“全盤西化”固為一種極端，但基本潮流則是其承認自己的文化落后而追隨“德先生”與“賽先生”。對于現(xiàn)代中國而言，最核心的問題有三，一是現(xiàn)代漢語建構的任務遠未完成；二是中國道路的制度模式仍未完全定型；三是我們的知識創(chuàng)造仍主要處于西方模式的學術和科學話語乃至思維模式之中。西方現(xiàn)代性雖為主導，但一元孤立必然導致“學脈難通”；所以東方現(xiàn)代性方興未艾，似為大勢所趨。雖然在歐洲形成當中亞洲扮演了重要的影響角色，但如何在一種更為融通的維度中把握其變與常的相關性，以不變?yōu)樽�、變�(yōu)椴蛔�，在易有三義的框架下則顯得更為清晰。學者求知必以務本求真為天職，而修煉理論利器，擴展知識資源則是學術演進的不二法門。正如人是不斷“自否定”的過程，事物也永遠在“僑動”之中，萬物更無法擺脫“易道”之理。僑易學將運動（時間中的位移）引發(fā)的現(xiàn)象（變易、互動、不變）作抽象歸納，自有其思維特點。僑易思維在資鑒西學資源的基礎上進一步凸顯中國本身的文化資源，指向對事物的本體性認知乃至更廣闊的思維模式探尋。凸顯變化與不變的二元維度，同時強調“二元三維”的基本思維模式，關注物質位移和精神質變之間的樞紐關系，彰顯“道變”與“求和”的過程。
　　故此，本刊以“僑易”為名，主要是為了彰顯一種思維特征，至于具體研究內(nèi)容，則并無限制，如留學、傳教、外交、交流、比較、接受等固然是最佳內(nèi)容，其他如涉及跨文化（空間）、跨領域（類型）、跨代際（時間）等，也都可納入視域。就本刊具體的關注范圍來說，核心領域有三，一為知識形成的流轉過程，是所謂“知識史”也；二為資本語境的客觀現(xiàn)象，是所謂“資本論”也；三為倫理本身的規(guī)約維度，是所謂“倫理學”也。誠如蔡元培所言：“修身書，示人以實行道德之規(guī)范者也。民族之道德，本于其特具之性質、固有之條教，而成為習慣。雖有時為新學殊俗所轉移，而非得主持風化者之承認，或多數(shù)人之信用，則不能驟入于修身書中，此修身書之范圍也。倫理學則不然，以研究學理為的�！边@二者雖有差別，但倫理學的學理探索，指向的卻正是為世俗社會立法的“倫理范式”。這在如今“禮樂崩壞”的現(xiàn)時代似乎猶有意義。而無論何種具體內(nèi)容，其實都擺不脫基本的流轉變易的整體框架，這正是僑易思維的特長所在，即既可以“觀僑取象”“察變尋異”的方法細究具體研究對象的前世今生；同時又努力把握背后的規(guī)律性特征，庶幾努力攀升“見木見林”的境界。
　　宇宙四維，大道僑易�；蜓耘畫z補天，或曰盤古辟地，乃有古族之延綿不絕；或謂走出非洲，或稱華夏西來，則見五洲之關聯(lián)雀躍。事物之間的發(fā)展、變化、位移，乃構成人類文明的進程代謝。李石曾僑學之名立，或許正隱約呼應了易經(jīng)肇創(chuàng)后的思維嬗變之默契。此亦《僑易》所以創(chuàng)生之因緣也，愿得一方園地，聚四海賢士，青梅樽酒，月旦英雄；孜孜虔虔，以求知焉，以向真理，庶幾近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