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歲月:1964-1976年的清華》作者劉冰原是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親身經(jīng)歷了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并因其所處的地位而深受沖擊。十年中,劉冰等人三次向毛主席、黨中央寫信,反映清華大學“文革”的一些錯誤做法以及“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共和國史上那場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是從文教領域首先發(fā)動的,清華大學作為高校的重中之重首當其沖。1975年8月和10月劉冰等人告發(fā)遲群、謝靜宜的兩封信被毛主席批為“矛頭是對著我的”,這使清華大學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處于風口浪尖上,劉冰等人也被打為“右傾翻案的急先鋒”。
《風雨歲月:1964-1976年的清華》是作者本著對歷史及未來負責的態(tài)度,對清華大學及整個教育界那段特殊歷史的記錄。
《風雨歲月》于1998年2月內(nèi)部出版發(fā)行,當年4月第二次印刷,F(xiàn)在應讀者的要求再版,并且公開發(fā)行。
這本書記錄了我在“十年浩劫”中的親身經(jīng)歷。記錄這段歷史是想讓人們了解那場動亂中的一些真實情況,從中汲取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
“文化大革命”是黨的領袖毛主席親自發(fā)動和領導,并被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的從黨內(nèi)波及到黨外的一場全國規(guī)模的大的政治斗爭。在這場非常特殊的斗爭中,作為共產(chǎn)黨員既要堅持真理、敢于斗爭,又要遵守黨的紀律,服從組織原則,實屬不易。
我在“文革”中,無論是上書毛主席、黨中央,還是在校內(nèi)與師生員工一起同“四人幫”的代理人作斗爭,在凄風苦雨中掙扎搏擊,支撐我思想和精神的,固然源于自己的理想信念,相信黨、相信群眾。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與蔣南翔同志長期共事中,他的那種敢于堅持真理的勇氣和精神,一直是鼓舞著我同錯誤和邪惡勢力戰(zhàn)斗的力量。我想借再版的機會講述一些蔣南翔同志這方面的事,作為對這本書的補充。
蔣南翔同志是一位杰出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家,也是一位當之無愧的無產(chǎn)階級政治家。他善于依據(jù)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jié)合清華大學的實際,貫徹落實黨中央、毛主席的教育理論、教育方針,給黨和國家培養(yǎng)輸送了成千上萬“又紅又專”的高質(zhì)量人才,創(chuàng)造了“蔣南翔教育思想”。這在清華大學的發(fā)展史上是一個高峰。我作為他的助手,在工作中跟他學習辦高校、搞教育,也學習了政治。當時在學生中流傳“劉冰報告、南翔精神”,確是如此。
60年代初,南翔同志多次提醒我注意“左”的影響,防止思想政治工作中簡單化的傾向。在他的啟示下,我和學校團委的同志研究,制定了一個團支部的工作條例,以便學生中黨團組織的工作有所遵循。團委的同志走群眾路線,集中了五十條思想、政治上的政策界限,在團員和同學中普遍征求意見后,又經(jīng)黨委討論通過。這就是《清華大學學生團支部工作條例》,簡稱“五十條”。實行之后,反應熱烈,效果良好。
《條例》被《紅旗》雜志選登在《內(nèi)參》上。1961年春天,一次中宣部部長辦公例會,我隨南翔同志參加了會議?瞪跁鲜种甘Y南翔,高聲斥責:“你那個清華大學,自己搞了個團支部工作條例,昨天我全天都在看你那個條例。好家伙,你一個學校可以制定團的工作條例,真了不起!能這樣做嗎?”對康生這個以勢壓人的話,南翔同志未予理睬。會議室里沉默了幾分鐘,不了了之。會后,南翔同志對我說:“我們黨歷來有個規(guī)矩,為了貫徹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各級黨委可以根據(jù)本地區(qū)、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制定貫徹實施的具體條例、規(guī)定。我們這個‘條例’正是為了切實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從學校的實際和工作需要出發(fā)制定的。條例的執(zhí)行情況是好的,是合法的。學校仍應按照原定計劃實行。”并且要我以黨委名義寫出報告,送康生,同時報送中央文辦、中宣部、高教部、北京市委,說明制定“條例”的理由和實行的情況。南翔同志說:“對于領導人的話,我們要尊重,但我們頭腦要清醒。”按照南翔同志的意見,校黨委作了妥善處理,得到了學校廣大黨團員的支持和歡迎。
1965年,在一次全國高等院校負責人會議上,一位中央領導同志批評清華大學辦得太大了,要一分為四。這個批評因為涉及到清華的命運,使我心情沉重。1964年中央決定清華在四川辦分校,學校正在貫徹落實之中,基本建設已大規(guī)模展開。中央領導應該都是知道的,F(xiàn)在提出一分為四是什么含義?清華該怎么辦?散會后,我立刻問南翔同志知道不知道此事?他說:“不知道,你先回學校,待我了解情況后再告訴你。”晚上南翔同志來電話,說他問了彭真同志,中央書記處、中央政治局都沒有討論過,也未聽有誰提出過這個問題。南翔同志說:“你告訴黨委的同志,清華辦多大,怎么辦,要根據(jù)黨中央的正式指示和決定執(zhí)行。對領導同志的話,我們要尊重,但那只是個人的意見,我們不能執(zhí)行。”南翔同志這種為了黨的事業(yè)堅持原則,充滿黨性的言語,至今我記憶猶新。
蔣南翔同志一直比較重視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學習。這一點,無論是在團中央還是在清華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秋,在他的提議下,我從團中央調(diào)到清華工作,往后的歲月里我經(jīng)常當面受到他的教誨。1957年有幾次我到他的寓所,都遇到他在圈圈點點閱讀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正確處理人民內(nèi)部矛盾》一文征求意見稿。他問我對主席的著作學得怎么樣?我說:“學習了,但很粗糙,不深入。”他說:“主席的著作很精辟,要仔細認真學習。有些重要的地方,要多讀幾遍。”在他的啟示下,我通讀了“毛選”四卷,并把《矛盾論》、《實踐論》反復學習了多遍,使我終生受益。
林彪主持軍委工作后,大搞個人崇拜,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背警句、搞“立竿見影”。南翔同志不贊成這種搞法。他在學校多次說,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學習立場、觀點、方法,學習精神實質(zhì),不能簡單化。有一次,因一篇文章要發(fā)表,我請他幫我看看。我說,我寫東西不愿搞引證。他說,搞引證干什么,現(xiàn)在是一股風,重要的是學習精神實質(zhì)。現(xiàn)在有人提出“頂峰”,就不發(fā)展了嘛?
“文革”前夕,林彪搞的“個人崇拜”聲勢已快到“頂峰”了。此時,蔣南翔同志在全校大會上講話,批了“頂峰論”。他說:“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頂峰’就是不發(fā)展了嘛!這是不符合辯證法的,辯證法是發(fā)展的嘛!‘高峰’比較確切。”這真是語出驚人!他在政治上的勇敢,理論上的真知灼見令人敬佩!這使我聯(lián)想到“一二·九”運動時,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關(guān)頭,學生時代的蔣南翔奮起救亡,寫出《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民眾書》,喊出了“華北之大,已經(jīng)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千古絕唱,喚起了千千萬萬的中國青年,F(xiàn)在,還是這個蔣南翔,在“文化大革命”即將爆發(fā),很多人頭腦發(fā)熱的時候,他站在清華大學的講臺上,公開批了“頂峰論”。他勇敢無畏,堅持馬克思主義、捍衛(wèi)真理的膽識和精神,仿佛再現(xiàn)了“一二·九”運動中那個英姿勃發(fā)的青年蔣南翔。所不同的是,這時的蔣南翔已年過半百,經(jīng)過長期革命斗爭,千錘百煉,更加成熟了。
蔣南翔同志從1966年6月8日第一次被批斗開始的往后幾年中,不管是在批斗時,還是在北京衛(wèi)戍區(qū)關(guān)押“監(jiān)護”期間,他始終不承認自己是“走資派”,是犯了“路線錯誤”。他堅持十七年新中國高等教育工作的方針是正確的,取得的成績是主要的,是基本的。
1970年工農(nóng)兵學員進校幾個月后,遲群、謝靜宜炮制了一篇《為創(chuàng)辦社會主義理工科大學而奮斗》的文章,他們簡稱為《創(chuàng)辦》,并稱是毛主席批示肯定的。文章完全否定新中國建立以來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一概稱之為“封、資、修教育”;把教師統(tǒng)統(tǒng)劃為“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誣蔑“學校越辦越修”,“學生越學越蠢”。文章一出籠,張春橋、姚文元在上海立刻召開座談會,炮制《座談會紀要》,南北呼應,并在《紅旗》雜志1970年第8期上同時刊登。全國各大報刊也隨之轉(zhuǎn)載。此時遲群、謝靜宜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把蔣南翔從北京衛(wèi)戍區(qū)要到清華“監(jiān)督勞動”。蔣南翔同志回校后,遲、謝們大言不慚地問蔣南翔對“學習《創(chuàng)辦》有什么看法?”南翔同志當即把他在衛(wèi)戍區(qū)“監(jiān)護”時,對《創(chuàng)辦》逐條批注的那本第8期《紅旗》雜志交給了他們,并嚴肅地說:“這就是我的看法!”①遲、謝們沒有料到身陷囹圄、處境困難的蔣南翔,竟然敢于對自稱“主席的兩個兵”、位居國務院科教組領導的“大人物”這樣藐視,立即下令對蔣南翔加緊連續(xù)批斗。
在與遲群面對面時,蔣南翔說:“對過去和現(xiàn)在的工作都應從實際出發(fā),全面地評價,不能以偏概全、舉幾個例子就概括全體。你們對過去十幾年的教育工作舉了些例子,說我是黑線。我也可以舉出另外一些毛主席、周總理肯定的例子,如1958年密云水庫的設計、二百號原子反應堆的建成等等,這些紅點連起來就是一條紅線。你們這些批判說服不了人,不能搞實用主義。”遲群怒不可遏,指著蔣南翔說:“你為自己辯護,沒有悔改之意。”蔣南翔同志回答說:“你們在全國報刊上點名批判我,對群眾的批評,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赡銈兪穷I導,對我的批判要負責任!我不為自己辯護,誰來為我辯護?”
蔣南翔同志對好心規(guī)勸他的幾位教師說:“在偉大的革命事業(yè)面前,我只不過是滄海一粟,個人的安危是微不足道的。可教育事業(yè)是關(guān)系黨和國家命運前途的大事,正確的我就要堅持。”南翔同志的話擲地有聲,震動了整個清華園,也深深地震動著我。1966年6月9日清晨,南翔同志在電話上告誡我的話語“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此時又響起在我的耳邊。
在整個“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中,蔣南翔同志這種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的風范,始終激勵著我去斗爭,直至和“四人幫”的代理人遲群、謝靜宜作最后的斗爭——上書毛主席。
蔣南翔同志是我學習的榜樣,是清華大學永遠的驕傲,他的名字和業(yè)績在新中國的教育史上將永遠熠熠生輝。
以上就是我在《風雨歲月》再版時要說的話。一方面以此來緬懷我的良師益友南翔同志,另一方面也把蔣南翔同志的崇高人品介紹給廣大讀者。
劉冰
2007年12月12日
劉冰,原名姚發(fā)光,河南省伊川縣人,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曾在延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后在八路軍一二九師隨營學校、抗大六分校、太岳抗日根據(jù)地工作。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在豫西工作。1949年至1953年,在河南工作,任中共河南省委青年工作委員會副書記、書記,青年團河南省委副書記、書記。1953年任團中央辦公室主任、青農(nóng)部部長;1954年任團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主持工作。1956年調(diào)任清華大學黨委第一副書記,在清華大學工作二十二年。1978年調(diào)任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1979年并任甘肅省副省長。1982年任甘肅省委副書記兼秘書長,1983年任省委常務副書記。1986年任甘肅省人大黨委會主任、黨組書記。1988年任第七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wèi)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93年任第八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wèi)委員會顧問。
再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 山雨欲來
一 毛主席批評了教育工作
二 北京大學開始社教運動
三 懷仁堂會議
四 對《海瑞罷官》、《三家村札記》的批判
五 毛主席批評北京市委
六 《五一六通知》
第二章 狂風暴雨
七 北京飯店會議
八 第一次受到圍攻
九 北京飯店會議結(jié)束
十 急風暴雨式的批斗會
十一 紅衛(wèi)兵的誕生和紅衛(wèi)兵運動
第三章 路難行
十二 初次上書毛主席
十三 “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口號的出臺
十四 上書周總理和中央文革領導人
十五 作為王光美、彭真等同志的陪斗
十六 囚禁
十七 更為殘酷的迫害
第四章 宣傳隊進駐
十八 紅衛(wèi)兵運動完結(jié)
十九 “犯走資派錯誤”的典型
二十 “解放”了的“另冊人”
二十一 王洪文宴請遲群
二十二 綿陽分校之行
第五章 新的斗爭
二十三 “三個月運動”對何東昌發(fā)動突然襲擊
二十四 遲群、謝靜宜施展陰謀
二十五 遲群的鬧劇
第六章 上書毛主席
二十六 與遲、謝斗爭公開化及籌劃上書
二十七 艱難的投書、焦急的等待
二十八 參加國慶招待會
二十九 再次上書
第七章 招來橫禍
三十 被告審原告
三十一 列席政治局會議
三十二 “大辯論”招牌下的“反擊右傾翻案風”
三十三 周總理逝世
三十四 “四五”運動被鎮(zhèn)壓,白色恐怖籠罩清華園
三十五 斗爭何時了,逆境中見真情
第八章 粉碎“四人幫”后
三十六 毛主席逝世
三十七 “四人幫”覆滅
附錄一 兩封信
附錄二 蔣南翔同志對《創(chuàng)辦》的批注
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