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被刻意縮小的閃電

　　無論是西方的“水仙”還是中國的“屈原”，詩人在原型和人格上都被指認為是不健全的�！霸娙恕庇心撤N特殊的天性。而這種天性在詩歌之外的日常語境中就成了根深蒂固的“痼疾”。這是否意味著在眾多的文體中只有詩歌要去接受各種“悲觀主義、諷刺、苦澀、懷疑的訓練”？但不要輕易認為“大眾”就代表了真理，大眾所構成的“閱讀民主”既可能是一種觀察角度，也可能作為一種支配性的態(tài)度而成為偏見。

　　新詩一百年了！但是新詩仍沒有建立起具備足夠公信力的“共識機制”和“傳統(tǒng)法度”。這該歸罪于誰——詩人？詩評家？讀者？教育？大眾？一貫被指認為“邊緣”“小眾”“朦朧”的詩歌，其命運卻是吊詭莫名的，在很多重要的時間節(jié)點上率先對詩歌發(fā)難的正是那些言之鑿鑿“讀不懂詩歌”的社會、媒體與公眾。那么，詩人之“原罪”何以發(fā)生？“大眾”和公共媒體以及自媒體所關注的往往不是詩歌自身的成色和藝術水準，而更多是將之視為一場能引起人們爭相目睹集體熱議的社會事件——哪怕熱度只有一秒鐘。這可能正是目前中國詩歌在寫作、傳播與評價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悲哀！甚至這份悲哀來得讓人無言以對。那么多的局外人、陌生人和不懂詩歌的人卻是對評價尤其是批判新詩充滿了難以想見的熱情。

　　而回到當下的詩歌現(xiàn)場，這似乎是一個熱鬧無比的時代，尤其在新媒體和自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詩人的自信、野心和自戀癖空前爆棚。面對著難以計數(shù)的詩歌生產(chǎn)和日益多元和流行的詩歌“跨界”傳播，詩歌似乎又重新“火”起來了，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公眾”身邊。但是憑我的觀感，在看似回暖的詩歌情勢下我們必須對當下的詩歌現(xiàn)象予以適時的反思甚至批評。因為在我看來，當下是有“詩歌”而缺乏“好詩”的時代，是有大量的“分行寫作者”而缺乏“詩人”的時代，是有熱捧、棒喝而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批評家”的時代。即使是那些被公認的“詩人”也是缺乏應有的“文格”與“人格”的。正因如此，這是一個“螢火”的詩歌時代，這些微暗的一閃而逝的亮光不足以照亮黑夜。而只有那些真正偉大的詩歌閃電才足以照徹，但是，這是一個被刻意縮小閃電的時刻。

　　是的，我們討論新詩從來沒有變得像今天這樣吊詭而艱難。鑒于新詩話語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以及愈益復雜難解的生態(tài)場域，那些持“純詩”立場或“及物寫作”“見證詩學”姿態(tài)的人們都有完備的理由來為新詩辯護。你可以認為詩歌就是純粹自足的修辭練習，也可以認為是社會的回音室，但是問題的復雜性恰恰在于缺乏彼此信任和相互溝通的機制。對于新詩而言，任何一種觀點、說辭、立場和姿態(tài)都會遭遇到其他論調的不滿或憤怒。專業(yè)的讀者和詩人、評論家一直語重心長甚至義憤填膺地強調或警告普通讀者要“把詩當作詩”來閱讀�？墒钦嬲�把詩置放于公共空間，詩歌專業(yè)人士的“純詩”愿望必然會落空。“純詩”和“不純詩”的相互博弈和膠著構成了詩歌史的兩面。詩歌與批評、閱讀的復雜共生關系是所有文體中最難以說清的。因為無論詩歌被業(yè)內指認為多么繁榮和具有重要性，但總會有為數(shù)眾多的人對詩歌予以批評、取笑、指責、攻訐。這就是“新詩”和“現(xiàn)代詩人”的“原罪”。

　　好詩的標準是什么？有沒有一個既被專業(yè)人士認同又能夠在最大面積的受眾那里產(chǎn)生共識的詩歌評價標準？換言之，被指認為文學性要求最高又最為私密的詩歌如何能夠有效地被社會公眾認可？甚至被指認為“天才事業(yè)”的“小眾”“精英”詩歌有沒有必要“取悅”于更多的讀者？而圍繞近期被熱議的余秀華、許立志等“草根詩人”，我們看到的是專業(yè)詩人內部對其詩歌美學的莫衷一是。既然連專業(yè)人士內部都沒有共識又何談詩歌寫作和詩歌評價標準的公信力？這既在于現(xiàn)代漢語詩歌傳統(tǒng)自身建構的不完善且尚需時日，又在于一些詩歌批評家和研究者們的話語幻覺。

　　很多詩歌批評家以為一篇文章能夠引領讀者和時代前進。而批評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變大眾對某位詩人、對過去某個時期文學的興趣？批評家在多大成程度上影響他所處時代讀者的趣味？艾略特的答案是：幾乎沒有。而事實上卻是評論家一個個更像是站在舞臺上的魔術師，手里拿著那頂黑色禮帽。他們用各種眼花繚亂又看似高深莫測的專業(yè)伎倆不斷掏出花樣翻新的東西。但最終，那頂帽子里卻空無一物。

　　在特殊的社會文化語境之下公眾對詩歌的解讀（誤讀）形成集體性的道德判斷。甚至詩歌的歷史由此會被修改。指認一首詩的優(yōu)劣，評價一個詩人的好壞在很多時候已經(jīng)不是問題。我們不要充當廉價的支持者或反對方，而應該去關注現(xiàn)象、問題背后的認知和評價機制是如何形成并發(fā)揮公眾效力？更多的時候人們已經(jīng)習慣將一首詩和一位詩人扔在社會的大熔爐中去檢驗，把他們放在公共空間去接受鮮花或唾液的“洗禮”。面對公共事件和個人的日常生活哪個更具有重要性？道德的天平和文學的準星該如何平衡一個詩人和詩歌從內到外的優(yōu)劣？而對于中國文學場域來說，詩歌更多時候是被置放于國家道德和民眾輿論評判的天平上。

　　我們如何在一個詩人的生前和死后認認真真地談論他的詩歌？如何能夠有一個不再一味關注詩人死亡事件、社會身份、公眾噱頭的時代到來？反過來，需要追問的是中國百年新詩史上是否真正存在過一個階段是完全的“純詩”和“新批評”意義上的？恰恰相反。我們的詩歌歷史總是在政治運動、詩歌運動和公眾輿論中進行的詩歌討論和爭論。很大程度上詩歌的美學接受與社會因素很多時候是難以完全區(qū)分開的。當下，社會學批評、傳記式批評、弗洛伊德性心理批評以及媒體批評正在大行其道。

　　詩人的個人才能與“傳統(tǒng)”的關系永遠都是實實在在的。面對自媒體閱讀語境下詩歌的“原罪”、詩人身份以及涉及現(xiàn)實場域的“見證詩學”，面對著缺乏共識可言的激辯，面對著公信力和評判標準缺失的現(xiàn)代漢語詩歌，亟須建立詩歌和詩人的尊嚴。這既是美學的問題，又是歷史的問題。來路正長！還是那個長久以來縈繞耳畔的疑問——詩人應該對誰負責？

　　“怎樣才能站在生活的面前？”而在寫作越來越個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寫作的難度卻正在空前增加。由此，做一個有方向感的詩人顯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艱難。尤其是在大數(shù)據(jù)共享和泛新聞化寫作的情勢下，個人經(jīng)驗正在被集約化的整體經(jīng)驗所取消。近年來詩歌乃至文學界討論最多的就是“現(xiàn)實”“生活”和“時代”。如何講述和抒寫“中國故事”已然成為寫作者共同的命題，無比闊大和新奇的現(xiàn)實以及追蹤現(xiàn)實的熱情正在成為當下漢語詩歌的催化劑。

　　很多詩人沒有注意到“日�，F(xiàn)實”轉換為“詩歌現(xiàn)實”的難度，大抵忘記了日�，F(xiàn)實和詩歌“現(xiàn)實感”之間的差別。過于明顯的題材化、倫理化、道德化和新聞化也使得詩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詩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戰(zhàn)。這不是建立于個體主體性和感受力基礎之上的“靈魂的激蕩”，而是淪為“記錄表皮疼痛的日記”。很多詩人寫作現(xiàn)實的時候缺乏必要的轉換、過濾、變形和提升的能力。

　　在北京的城市空間，我偶爾會想起鄉(xiāng)下院子里父親和三舅親手打造的那架松木梯子——粗糙、結實、沉重。它如今更多的時候是被閑置在院子里一個角落，只有偶爾修房補墻的時候才能派上用場。顯然這架有著淡淡松木香味的梯子成了我的精神象征。在一個精神能見度降低的鋼鐵水泥城市空間，我需要它把我抬高到一個位置——看清自己的處境，也順便望一望落日，看一看暮色中并不清楚的遠方。我想這把梯子不只是屬于我一個人的，更是屬于這個時代的每一個人。詩歌就是生活的梯子——沉滯麻木的生活需要偶爾抬高一下的精神景觀，哪怕詩意只是提高小小的一寸。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實際上是一條路。正如備受爭議的余秀華說的“詩歌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說不出來，不過是情緒在跳躍，或沉潛。不過是當心靈發(fā)出呼喚的時候，它以赤子的姿勢到來，不過是一個人搖搖晃晃地在搖搖晃晃的人間走動的時候，它充當了一根拐杖”（《搖搖晃晃的人間》）。如今很多人已經(jīng)不知梯子為何物。而對于詩歌而言，這一架梯子顯然代表了寫作的難度和精神方向性。當年的很多先鋒詩人盡管目前仍然勉為其難地堅持寫作（很多早已經(jīng)偃旗息鼓），盡管他們也仍扛著或提著一個想象性的梯子，但是這個梯子更多的時候是無效的。因為在一些人那里，這個梯子不是來自于中國本土，而是來自于西方的材料。到了文學如此飛速發(fā)展的今天，這個單純由西方材料制造的梯子已經(jīng)承受不起人們踩登上去的重量。而更多的時候這一詩歌的梯子也只是被提在手里，甚至更多的時候是橫放在門口或某個角落——不僅不能發(fā)揮高度和長度的效用，而且成了龐大的累贅和擺設。

　　2014年的10月中旬，秋風漸起的時候我獨自一人站在溫州的江心嶼和楠溪江，看著不息的江流我竟然在一瞬間不知今夕何夕。千年的江水和嶄新的大樓同時出現(xiàn)在我們的面前，這就是生活。在那些迅速轉換的地理和歷史背景中詩人應該時時提醒自己和當代人牢記的是，你看不清自己踩著的這片土地，不呼吸當下有些霧霾的空氣，不說當下體味最深的話，你有什么理由和權利去憑空抒寫歷史，以何感興又何以游目騁懷、思接千載、發(fā)思古之幽情？

　　詩人，還是老老實實、踏踏實實地把文字揣在自己懷里，繼續(xù)說“人話”為好。再一次強調的仍然是那句話——你必須站在生活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