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說明

張伯元著《律注文獻叢考》，原是楊一凡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續(xù)編》（13冊，本社2009年出版）中的一冊。該書出版后，在學界引起良好反響。根據(jù)教學和研究的需要，征得作者同意和《中國法制史考證續(xù)編》主編的支持，我們將此書再版。
律注文獻研究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它主要研究古代律典的注和疏，及其對法律律意的條理，解析和釋疑，如《唐律疏議》中的疏議，《大明律集解附例》中的集解、纂注等�！堵勺⑽墨I叢考》全書22篇，除按時代分秦漢、魏晉、唐、明、清幾個章節(jié)作律注文獻的考證外，還對刑法類書目和法律用語作了考訂和詮釋。
本書的主要特點有三：一是課題新，為法律史研究開辟出一塊嶄新田地。律注文獻研究，因其貼近法律文本，貼近司法實踐，貼近其時代的桑海變幻，其體量大，有待開發(fā)；其積淀深厚，法律史的深化研究又不可或缺，因此引起法律史學界的關注。二是涉及面廣，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文本，從不同的角度做出考證，如從數(shù)十種明律中遴選，有的側重校讀，有的側重遺文輯考，有的注重制律經(jīng)驗的總結，還有的注重考察著述的動機等�？v橫交錯，歸于律典。三是立足實證。讀古書，特別是研讀古代法典，綜合運用�？薄⒈�?zhèn)�、輯佚、訓詁等傳統(tǒng)的考據(jù)學方法加以整理必不可少；本書對注和疏的考釋，言必有據(jù)，信而有征，對近乎固化的律文理解往往會產(chǎn)生不小的沖擊。
這次再版時，作者對一些文字做了修訂。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年8月


《律注文獻叢考》序
楊一凡

律注是中國古代法律解釋學、古代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張伯元研究員著《律注文獻叢考》，以法律文獻及其注疏為研究對象，從不同的側面考證和闡述了我國古代律注文獻的概況。全書由22篇構成，分別就秦漢時期的律注文獻 、晉和唐代律注文獻、明代律注文獻、刑法類書目及清代律注文獻、有關律令及法律用語等進行了扎實的考證。作品內(nèi)容涉及面較廣，有注文的考析，有佚注的輯考，有版本的考異，時出新見，多為前人所未發(fā)。
一部有建樹的學術著作，勝過百部平庸之作。張伯元先生治學，學風嚴謹，勇于探索，求真求實。他撰寫的幾部論著都是在多年研究的基礎上反復錘煉而成，富有獨立見解，在學界影響頗廣。如《法律文獻學》被多所大學列為研習中國法制史的參閱書目；《包山楚簡案例舉隅》堪稱楚國司法探討的拓荒之作，經(jīng)作者深入淺出闡釋，讓今人領略到上古司法的魅力；《出土法律文獻研究》《出土法律文獻叢考》兩書，匯聚了作者研究戰(zhàn)國秦漢法律制度的多篇論文，篇篇都有新意。他還歷時多年，考證中國歷史人物的名、字、別號、稱號，乃至少數(shù)筆名、綽號、謚號，裒為《人名字號辭例》一書。這部浩博淵雅的工具書，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將會為古代人物傳記和文獻版本研究提供諸多方便。
我與張伯元先生結識已有三十多年，深感他是一位道德文章皆令人敬佩的真正學者。他淡泊名利，潛心治學，謙和待人。如今社會上漫延不衰的急功近利浮燥之風，與他無緣。他把認真寫作視為學者對讀者應負的社會和道德責任，研究問題務求窮盡資料，立論有據(jù)。他以研究法史為人生志趣，即使年事已高，仍樂在其中。退休十多年來，讀書寫作從未間斷，還時常參加學術會議，把握學術動態(tài)，開闊學術視野。我每次遇見張先生時，常看到他電腦隨身，稍得閑暇，便會開機工作，不肯絲毫浪費時光。他近年大作迭出，我想這是他數(shù)十年耕耘不息、勤于思考、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
張伯元先生對待青年學子，做到了滿腔熱情，精心指導，全力扶持。關于這一點，學界有口皆碑。他教育方式獨到，在學生定題、列提綱、論文起草的過程中，他重視具體問題的討論、斟酌與修改。無論學生基礎深淺，他都極具耐心，循循善誘，使學生漸知目標在何處，改進有何方，從而獲得不同程度的提高。他原為華東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長。2009年起又出任該所的名譽所長，與所內(nèi)同事一道開設了出土法律文獻研讀班、《左傳》研讀班。他每周堅持出席研讀班活動，風雨無阻，至今不輟。在他的悉心關照下，研讀班培養(yǎng)出多位優(yōu)秀學子，并在出土文獻研究特別是金文、戰(zhàn)國楚簡等領域取得重要學術突破。近年來，張先生不畏嚴寒酷暑，帶領學生前往山東、甘肅、湖北、湖南等地考察簡牘金文，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使學生們受益良多。他也從學子的成長中感受到無窮愉悅，像年輕人一樣精神煥發(fā)，樂此不疲。
《律注文獻叢考》曾于2009年收入我主編的《中國法制史考證續(xù)編》，此次經(jīng)張伯元先生修改后再版。我期待這部著作廣為流傳，惠及學林。


自　　序

有法律必定有律注。
律注，指的是古代法典的注及疏，它是我國古代法律解釋學、古代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古代統(tǒng)治者對律注的編纂相當重視。以唐律律疏為例，永徽之初，唐高宗就下了詔書，組織了以長孫無忌為首的19人的寫作班子參撰律疏。詔書中說：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明法，遂無憑準。從統(tǒng)治者的角度看，編撰律疏除了讓司法官員正確把握律意外，還為科舉考試提供了讀律范本，有助于選拔人才。明太祖制定《大明律》，在《大明律·公式》講讀律令條目下，要求百司官吏熟讀講明律意，如果不曉律意就要受到罰俸、笞刑或降級的處罰；相反，還規(guī)定只要是能熟讀講解、通曉律意的人，如果犯過失或連累致罪，可以免罪一次。
秦的《法律答問》，漢的漢律說，晉張斐的注律表，唐律的疏議和《唐律釋文》及《律附音義》，明清律的集解都是傳存于世的律注資料，研究古代律學和法制的歷史不能不對它們予以關注。
以往我們比較多的關注律令和判例，這無疑是必要的，但是對律令和判例的深入理解，少不了對律注的研究。比如說，明代解釋法律的書很多，但始終沒有產(chǎn)生像唐律那樣整齊劃一的疏議，為什么？張楷的《律條疏議》是一部寫作嚴謹?shù)拿髀山忉寱�，但是并未得到官方的認可，只能算是一部私人的律學著作。其中除了政治原因外，主要的還是因為在法律的解釋上存在分歧，各自以為正，眾口難調(diào)。究竟在理解律意上有哪些分歧意見，對明代律例的實際運作產(chǎn)生怎樣的影響，就很值得研究。
又比如，嘉靖年間，《大明律釋義》的作者應槚曾竭力主張編寫明律的解釋書，他說：（將明律釋義）纂集成書，待圣心裁定之后，頒示天下，使政出劃一，官有定守。開卷而意義了然，雖有玩法之臣不敢隨意講解、任情引用，庶幾輕重出入各當其情，而小民無知者亦得曉知其義，易避而不敢犯矣。他為編寫法律解釋書如此焦思竭慮，是什么原因？因為他錄囚江南九州一府，親眼目睹了司法官員謬戾舛錯、冤情不斷的社會現(xiàn)狀，有深切的實際體驗。在他的疏稿中有具體的例證說明這一點。當然出現(xiàn)這種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的狀況，其原因不只是法律解釋書是否編寫的問題，但毫無疑問法律解釋書的編寫對腐敗的司法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中，法律解釋與實際案例的對照分析，正是應槚提出的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
許多法律解釋書長期被塵封著，如今要打開書篋，拂去它的積塵，又有什么現(xiàn)實意義？我經(jīng)常受到這樣的詰問。的確，我們生活在現(xiàn)實世界里，總得要研究點有用的東西，柴米油鹽醬醋茶，加上精神食糧，一樣都不能少。提問者的出發(fā)點是十分美好的。問題是是否有用、是否有現(xiàn)實意義理當在調(diào)查研究之后才能得出。我們不能奢望，古人為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全是精華，其中也必然夾雜糟粕，魚目混珠，泥沙俱下，關鍵在于我們的識見和取舍。即使是精華的東西，也還有一個消化的問題，如果囫圇吞棗，食古不化，效果適得其反，勞而無功。
《律注文獻叢考》全書22篇，大致分為五個部分：一、秦漢時期的律注文獻考證；二、魏晉、唐代律注文獻考證；三、明代律注文獻考證；四、刑法書目及清代律注文獻考證；五、有關律令及法律用語的考證。
我讀書很有限，存世的律注文獻又不能盡讀，選擇考證的對象往往任憑自己的好惡。不僅如此，而且考證的寫作角度和評述方法都是隨文行事，難免有瑣碎叢雜之弊，誠請博雅指教。

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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