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前言

本卷是車文博和郭本禹任總主編的《弗洛伊德主義新論》第三卷。本卷主編是郭永玉。本卷循著弗洛伊德主義外部發(fā)展的邏輯，對先后出現(xiàn)的精神分析社會文化學派（第一章至第四章）、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第五章至第六章）、存在主義精神分析（第七章至第十三章）、后現(xiàn)代精神分析（第十四章至第十五章）以及神經精神分析學（第十六章）等學派或思潮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論觀點作較系統(tǒng)的闡述，并進行評析。

所謂弗洛伊德主義的外部發(fā)展，指的是在弗洛伊德（Ｓｉｇｍｕｎｄ Ｆｒｅｕｄ）之后的一些精神分析學家從精神分析外部的學科，如醫(yī)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語言學等領域積極汲取養(yǎng)分，把傳統(tǒng)精神分析與其他學科以及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等哲學形態(tài)結合，形成上述種種學派或思潮，進而推動精神分析運動向外發(fā)展。它擴大了精神分析的影響，將精神分析的思想滲透到了社會文化思想的各個領域，使其由一種潛意識的心理學體系發(fā)展為一種影響廣泛的社會思潮。弗洛伊德主義的外部發(fā)展，是將精神分析置于更寬廣的社會背景中，給我們的研究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視野。

一、精神分析社會文化學派

２０ 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西方國家動蕩不定，災難迭生。先是席卷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隨后是法西斯主義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人們經受著各種壓力和打擊，神經癥和精神病患者不斷增多。一些精神分析學家從治療實踐的切身經驗中感受到，弗洛伊德的病理學和治療學在臨床上已經行不通了。這些患者的問題主要不是性壓抑，而是由社會生活的困境、人際關系的失調造成的人格扭曲。精神分析的生命力首先在于臨床效果，新的現(xiàn)實促使精神分析學家去尋找新的理論模式。

同一時期，社會科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社會心理學等）的新范式正在興起，受過傳統(tǒng)的精神分析正規(guī)訓練，掌握了精神分析治療技術的霍妮（ＫａｒｅｎＨｏｒｎｅｙ）、沙利文（Ｈａｒｒｙ Ｓｔａｃｋ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卡丁納（Ａｂｒａｍ Ｋａｒｄｉｎｅｒ）以及弗洛姆（ＥｒｉｃｈＦｒｏｍｍ）

等人深受影響。這些社會科學的主要力量在美國：霍妮和卡丁納主要受Ｍ． 米德（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ｅａｄ）和本尼迪克特（Ｒｕｔｈ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等人的文化人類學的影響；沙利文受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中的芝加哥學派影響較大；弗洛姆則主要受德國社會學的影響，包括馬克思（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韋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和２０ 世紀３０ 年代從德國遷往美國的法蘭克福學派（沙利文亦是該學派成員）。

時代的需求以及學術背景的影響，使得這些精神分析學家將精神分析學說與社會文化理論進行整合。他們繼承弗洛伊德的潛意識動機和人格的動力學觀點，但更強調社會文化因素對人格形成和發(fā)展的影響，把人看成是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產物，把人格解釋為個人對社會環(huán)境的適應。同時，他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弗洛伊德的本能決定論和性驅力理論，把理論和治療實踐的重心從個人內部轉移到人與人、人與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上。這樣，經過這些精神分析學家的努力，在美國形成了一個新的流派精神分析社會文化學派。

霍妮、沙利文、卡丁納和弗洛姆在理論上各有側重，在觀點上時有分歧，不像正統(tǒng)的弗洛伊德學派帶有政治或宗教組織的特點�；裟莸难芯繃�繞神經癥的病理學展開，認為神經癥的根源要從社會文化中去尋找。社會文化的矛盾造成的人際關系緊張是神經癥形成的決定性因素，即心理問題的根源在于社會環(huán)境，而不在于生物本能。沙利文特別重視人際關系對人格的影響，將人際關系作為其全部理論的核心概念，并從人際關系中尋找精神疾病的根源，確立了人際關系在精神醫(yī)學中的重要地位。他把個體的自我和心理的發(fā)展置于人際關系的發(fā)展之中，認為只有通過人際關系才能解釋和理解個體的心理和行為。卡丁納主要關注文化與人格的相互作用，他致力于對土著民族的現(xiàn)場調查材料進行精神分析，認為不同文化的基本制度造就了不同的基本人格結構，而人格也會對文化變遷產生反作用，形成不同的宗教和禁忌系統(tǒng)。他認為社會的初級制度通過影響個體的諸如喂奶斷奶、排泄訓練、性的禁忌等早期經驗而塑造基本人格結構，而基本人格結構通過投射作用創(chuàng)造和影響神話、宗教等次級制度。這對于精神分析的傳統(tǒng)模式是突破性的修正和發(fā)展。弗洛姆關注的是現(xiàn)代人所遭遇的各種困境以及需要，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fā)展使人失去了與自然、與他人、與真實自我的密切關系，現(xiàn)代人雖然獲得了自由，卻陷入孤獨和不安全的境地，這正是各種心理疾病的根源。他試圖以人本主義精神分析的理論和方法來達到改善現(xiàn)代人的處境和精神狀態(tài)的目的。他從宏觀上研究社會對人的影響，把精神分析引入社會歷史的領域，提出了社會性格論、社會潛意識論、社會改革論等一整套影響廣泛的思想體系，構成了視野開闊的社會精神分析學說。

基于在許多基本觀點上的一致，霍妮、沙利文、卡丁納和弗洛姆被視作同一學派。第一，都繼承了弗洛伊德的潛意識動機和人格的動力學觀點，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各自的人格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第二，都繼承了弗洛伊德重視童年經驗或親子關系的傳統(tǒng)，但拋棄了本能決定論、嬰兒性欲論和人格結構（本我、自我、超我）論。第三，都強調社會文化因素對人格的影響，試圖將微觀的家庭環(huán)境與宏觀的社會環(huán)境聯(lián)系起來研究人，反對弗洛伊德的生物學化傾向。第四，都受過傳統(tǒng)的精神分析正規(guī)訓練，掌握了精神分析治療技術，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各自的人格心理學、心理治療學或社會心理學。第五，都拋棄了弗洛伊德關于人和社會的悲觀主義態(tài)度，相信人的潛能具有建設性，相信通過改變社會生活條件，改變不合理的人際關系，就可以實現(xiàn)健康的人的生活。因此，他們不僅在治療上，而且在關于人和社會的信念上，都是樂觀主義的。

精神分析社會文化學派是在新的心理生活現(xiàn)實和新的學術背景基礎上繼承和發(fā)展弗洛伊德的學說，從而形成不同的理論體系，是精神分析的外部發(fā)展。精神分析社會文化學派在心理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具有重要的地位。③④ 第一，

精神分析社會文化學派是心理學史上第一個將社會文化因素作為心理變量的學派，也是第一個將社會文化因素作為引起心理疾病原因的學派。第二，精神分析社會文化學派看到了社會因素在人格形成中的核心作用，認為人格是社會的產物。這彌補了傳統(tǒng)人格心理學的不足。第三，精神分析社會文化學派對弗洛伊德的本能決定論和生物還原論進行了徹底的修正，將人放在整個社會文化背景中來考察，把人的心理看成是社會文化的產物。從霍妮和沙利文的精神醫(yī)學，到卡丁納的文化人類學、弗洛姆的人本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社會文化學派的視野逐漸開闊，涉及領域逐步擴大，到弗洛姆這里，形成了一個影響廣泛的龐大體系。他們的理論深化和豐富了精神分析的內容，增強了精神分析的生命力，使精神分析達到了一個更高的水平，因而成為現(xiàn)代心理學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派別。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弗洛姆不僅是精神分析社會文化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還是法蘭克福學派（西方馬克思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與其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一樣，是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一位孜孜不倦的批評者。在他看來，人道主義和人性的基礎乃是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賴以產生的共同土壤。因此，他試圖糅合兩者的思想，確立一種獨特的人本主義精神分析，這也是他終生的學術宗旨，用以促成自為的人和健全的社會。

二、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

２０ 世紀初，不但社會矛盾尖銳，經濟危機、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給人類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而且在現(xiàn)代資本主義條件下，機械生產的非人道化、社會政治生活的官僚主義化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的標準化和同步化，造成了一切生活事物的程式化與人性的異化，引起了個人孤立化和與世隔絕。社會中下階層居住條件惡劣，經濟貧困，教育不良，可悲的是，他們看不到自身的利益，不知道要反抗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對他們的摧殘和壓迫。一些精神分析學家發(fā)現(xiàn)，當解決這類社會問題時，精神分析的弊端就顯露無遺。主要體現(xiàn)在：第一，過分偏重心理因素，完全從人的本能、欲望中尋找人的活動、社會發(fā)展的動因；第二，把人的本能、欲望與社會完全對立起來，認為人在本能滿足和享受文明這兩者之間只能擇其一。為了拯救精神分析學，弗洛伊德的一些學生和追隨者在基本保持精神分析學原貌的前提下找到的有效途徑就是，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嫁接到某種社會歷史理論上去。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選擇。因為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西方理論家承認馬克思主義在當代各種意識形態(tài)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可超越性。特別是馬克思早期著作《１８４４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發(fā)表，吸引了眾多西方學者轉向馬克思主義研究，其中就包括精神分析陣營的賴希（Ｗｉｌｈｅｌｍ Ｒｅｉｃｈ）、弗洛姆和馬爾庫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等人。這樣，就出現(xiàn)了把弗洛伊德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的企圖。在懷有這種企圖的人看來，如同精神分析學說是一種沖突心理學一樣，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沖突社會學，兩者都提出了一種新的人道主義理想，并為人性的全面結合研究開辟了光明的前景。如果把兩者結合起來并互相彌補，就是一個完整的關于人性解放的學說。于是，在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誕生了一個新的學派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弗洛姆之外，還有賴希和馬爾庫塞。

賴希和馬爾庫塞各有自己的學術旨趣。賴希作為一位精神分析的政治理論家，試圖將性問題與社會革命相結合，提出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體系。構成這一體系的是性高潮理論、性格結構理論和性革命理論，三者總稱為性經濟理論。馬爾庫塞是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的集大成者，同時也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成員。雖然他晚年才開始了解和研究精神分析學，但他從哲學的高度將精神分析學和馬克思主義進行了結合，在方法上和思想上都比賴希略勝一籌。他運用歷史的

方法分析了本能概念，提出了操作原則等具有歷史含義的概念，并模仿馬克思《資本論》中分析商品的特殊方法，將本能壓抑區(qū)分為基本壓抑和額外壓抑，認為額外壓抑反映了本能壓抑的不合理的社會起源。此外，他認為性本能概念不能拋棄，并把歷史發(fā)展因素引入本能序列。他提出了愛欲解放理論，并借用馬克思社會批判中的一些概念，如意識形態(tài)、異化、人的解放等，結合弗洛伊德的基本觀點，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文化進行批判。

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者在將精神分析學和馬克思主義結合上存在許多明顯的共同特點：

第一，繼承了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觀，重視欲望的積極性和革命性。在這一點上，賴希和馬爾庫塞的觀點極為明顯。賴希特別重視人的非理性的、潛意識的動機，強調性欲的作用。他認為，性本能是人類最基本的驅動力和革命的原始力量，文明的發(fā)展則是對本能的壓抑。賴希相信，性欲是人的精神發(fā)展和生活的動力，是工作和斗爭的熱情所在，具有經濟和政治的意義。因此，賴希把欲望問題視為社會和文化政策的核心，試圖通過性欲自由來建立真正的勞動人民的民主。馬爾庫塞認為，作為人的本質的性欲，是指人的有機體追求快樂的普遍屬性，即愛欲。馬爾庫塞贊同馬克思關于人的解放就是人的本質的解放，人的幸福就是人的本質的實現(xiàn)的思想，他通過對人的本質的分析，很自然地得出結論：人的解放就是其愛欲的解放。只有在解放愛欲的過程中真正恢復人的本性，才能使人類真正享受到本質得以實現(xiàn)的快感，體驗到作為高級存在物的價值感。

第二，性與政治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賴希認為性和政治不可分，性壓抑是政治統(tǒng)治的主要機制，因此，若要進行社會革命，就必須將性欲的釋放與政治運動相結合。為此，賴希提出性欲革命的主張，試圖把人從道德的、社會的、經濟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他提倡的方式就是將精神分析學說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性政治運動，即從改造人們的心理性格結構以及改造外部世界壓抑性的社會文化制度兩個方面，來消滅主體內部和外部的壓抑或壓制，創(chuàng)造新型的、革命性的、欲望性的人格。馬爾庫塞認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制度中，人的身心都成了異化勞動的工具，因此，真正的愛欲解放應該是勞動的解放，即消除異化勞動，使工作與閑暇、快樂原則與現(xiàn)實原則內在地統(tǒng)一起來。

第三，政治思想上的激進主義。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賴希和馬爾庫塞均表現(xiàn)出極端的、激進的政治傾向。他們以徹底地反資本主義文化的范式為目標，注重弗洛伊德理論的欲望沖撞力和文化不滿情緒，在理論思想方面異常激進和熾熱。他們激烈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機制和文化范式對人類欲望的壓抑，并把性壓抑的升華和性欲文明作為人類真正解放的烏托邦理想。

第四，變革社會的政治理想。賴希和馬爾庫塞都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和經濟觀點，因而都抱有社會變革或社會革命的理想。賴希始終把心理學當作解釋和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方法之一，而綜合精神分析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目標是進行社會革命。他提出所謂的性革命綱領，并積極投身于性政治運動。馬爾庫塞認為，人的心理問題實質上是政治問題，因此，他十分重視將心理學與社會革命實踐相結合。他親自指導了西方新左派的造反運動，被稱為青年造反者之父。馬爾庫塞認為，人性的本質是愛欲，人類生存的最高目標是愛欲的解放。任何社會政權和經濟的革命如果不能觸及人性的實質，不能使愛欲和本能得到解放，那么都只能是形式上的革命。

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關注性壓抑，關注人的深層心理問題，關注日常生活，為宏觀社會政治開拓了新的發(fā)展空間。它涉及的性解放等主題，為人本主義理論注入了更豐富的內容。弗洛伊德-馬克思主義運用異化理論，在性壓抑等更微觀的層面對資本主義發(fā)起了批判，其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病態(tài)的分析是十分深刻的。此外，賴希、弗洛姆等人對法西斯主義的深入分析和批判也是此思潮的重要貢獻。

三、存在主義精神分析

存在主義精神分析于２０ 世紀三四十年代在歐洲興起，五六十年代發(fā)展于美國。早期的主要代表是奧地利精神病醫(yī)生弗蘭克爾（Ｖｉｋｔｏｒ Ｅｍｉｌ Ｆｒａｎｋｌ）、瑞士精神病學家賓斯萬格（Ｌｕｄｗｉｎｇ Ｂｉｎｓｗａｎｇｅｒ）和鮑斯（Ｍｅｄａｒｄ Ｂｏｓｓ），后期的代表以英國的萊因（Ｒｏｎａｌｄ Ｄａｖｉｄ Ｌａｉｎｇ）和美國的羅洛· 梅（Ｒｏｌｌｏ Ｒｅｅｓｅ Ｍａｙ）、布根塔爾（Ｊａｍｅｓ Ｂｕｇｅｎｔａｌ）、施奈德（Ｋｉｒｋ Ｊ．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等人最為著名。存在主義精神分析是存在主義哲學與精神分析相結合的產物，是以存在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