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對太陽的倦意日增

直到我的思想再次清澈

我所做下的最好的努力

就是使事物簡潔

……

而詞語聽從了我的召喚

葉芝

1835年，法國人托克維爾出了一本《美國的民主》，介紹考察美國的所見所聞。其中一個細節(jié)說：一天早晨，在蠻荒之地的密歇根，他碰到一位拓荒者正走出家門，身上帶了三件寶貝。第一件寶貝是什么呢，是《圣經(jīng)》，面對殘酷的自然環(huán)境，這份精神食糧當然必需；第二件寶貝是把開山斧，披荊斬棘、開荒種地的利器；這第三件，你多半不會想到，是一份報紙，是關(guān)于這個世界的、同這個荒野中的拓荒者干系不大的新聞紙。

看到這些，托克維爾看到了力量，看到了一個國家和它的人民的崛起。

1835年，在紐約誕生了一份新聞紙《紐約先驅(qū)報》（New York Herald），同先前的《太陽報》（The Sun）和后來的《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一起開啟了美國的大眾新聞時代。便士新聞和黃色新聞的繁榮猶如今天的互聯(lián)網(wǎng)新媒體，使新聞成本低廉，舊時堂前燕，飛入百姓家，由此開始了美國新聞的工業(yè)化生產(chǎn)以及職業(yè)化、專業(yè)化的進程。

1835年，在大洋彼岸的中國，是平淡的大清道光15年，離鴉片戰(zhàn)爭還有5年，中國近代史還沒有開始。不過，有一件事情非同小可：蘭貴人出生了，25年后垂簾聽政，末日王朝在這個女人的統(tǒng)治下風雨飄搖大半個世紀。

大約也就在那個時期，據(jù)說，我的先祖挑著一副籮筐，前面裝著兒子，后面裝著家當，帶著他的妻子我的先祖奶，來到了太行山東麓的一個小山村。天黑了，走累了，住下了。如今到我已經(jīng)是第八代，同族人口上千。

說不清先祖是從何地、究竟為何背井離鄉(xiāng)。我有時會想象先祖一家的模樣。挑著擔子的祖爺肯定是留著辮子的，粗黑油亮的那種，而祖奶多半裹了小腳，那這山路她又是怎么走的？ 這些都無從知道，因為我的祖爺極有可能不識字，不會留下什么記載，也幾乎可以肯定他老人家從來也沒聽說過什么報紙。甚至到了我爺爺這代，興許也沒有讀過報紙。如果真見過摸過報紙，肯定也是金貴得留著去糊墻。他們的生活里還沒有媒介。我想他們肯定也希望有，起碼不至于聽到槍聲才知道鬼子進村，兵荒馬亂，惶惶不可終日。

我一直在絮叨1835年這些事，因為在寫這篇序的時候，腦子里總像過山車一樣，從密歇根開荒者的三件寶，到我先祖的籮筐，再到我眼前的屏幕，手上的鍵盤和旁邊不時閃爍一下的手機。再忽悠到2035年，距1835年整整兩百年，這個已經(jīng)徹底媒介化的世界會是什么樣呢？《紐約時報》還在嗎？BBC 還在嗎？谷歌還在嗎？蘋果還在嗎？虛擬現(xiàn)實和增強現(xiàn)實與現(xiàn)實打通以后，事實和真相還那么重要嗎？我們是否從人的數(shù)字化（being digital）蛻變?yōu)閿?shù)字人（digital being）？新聞專業(yè)主義是否真的會同報紙一樣成為歷史？而我在課堂上鼓吹的這些理念啊價值啊，只能留在教科書上，甚至只能留在歷史教科書上嗎？

談?wù)撐磥�，盡管是不太遙遠的未來，是要透支我們的想象力的，因為極有可能，這場翻天覆地的科技革命才剛剛開始。所以，我們對未來的真正把握應(yīng)該就在當下。如果我們相信實際上也只好相信：我們當下的所作所為能對未來有所影響，那么我們就必須對現(xiàn)實做一些考察和思考。這就是我這本書的初衷和意義所在如果有的話。

本書始于為《新聞記者》寫的專欄，開始也沒有一個具體的計劃，想到哪里寫到哪里。不過，文章定位和寫作方式有個大致的考慮，即從一個從業(yè)多年的記者和學者的角度來寫。這里的學者，不敢說是學問意義上的學者，而是學習者（learner），或者再拔高一些，是學習了經(jīng)歷了一些的學者（the learned）。當然，受過點教育不一定就有什么真知灼見。馬克·吐溫曾說：所謂教育，無非是從傲慢的無知到可憐的不確定。

之所以要結(jié)合業(yè)界和學界的角度，是因為新聞學需要知行合一。別的學科諸如哲學、歷史、文學等，可以述而不做，而新聞是要靠實踐支撐的。

美國著名劇作家米勒說過，報紙是一個國家跟自己的對話。我想這也適用于寫作。我把每一次寫作都看作跟自己的對話，在無數(shù)個師長先賢的注視下跟自己的對話。只寫自己想明白的，也許能說明白的。理想的結(jié)果是深入淺出，但做起來很難。好在自己未必能有多深，所以淺出就簡單多了。行文上盡量隨意輕松一些，真理不會因為板著面孔而更有說服力。盡管這樣做可能是兩頭不討好：學界因為你抽象不夠而說你太實，業(yè)界會因為你沒有提供可操作的東西而說你虛。好在這么多光陰虛度以后，有一件事想通了：與人交往，你不可能取悅所有的人；寫文章呢，你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此書的內(nèi)容圍繞這樣一個主題：在新的媒介環(huán)境下，新聞（journalism）作為理念（idea）和行業(yè)（industry）的生存問題，包括傳統(tǒng)媒體的困局和出路，以及大變革中新聞人的職業(yè)危機。作為一種媒介形態(tài)，傳統(tǒng)媒體的死亡與否其實并不重要，新聞專業(yè)主義的生死才是大問題。然而，新聞專業(yè)主義這個靈魂總是要依存于一個健康的機體的，因而就必然要談到新聞媒體的經(jīng)營。書中有幾篇文章涉及這個問題，介紹了別人的做法、說法外加自己的看法。有人說新聞學的教授一說新聞就滔滔不絕，一說商業(yè)模式就張口結(jié)舌，此話大約不錯。我磕磕絆絆說了，慶幸的是不用真的來為商業(yè)模式負責。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場傳統(tǒng)新聞的生存危機也許來得正是時候，可以逼迫業(yè)界、學界乃至全社會重新審視、思考，從而明確什么才是新聞的根本使命，什么才是新聞的核心價值和競爭力。

有關(guān)新聞危機與救贖的話在文章中都已經(jīng)說得差不多了。文章里的觀點基本是別人的高見加自己的愚見，相對平衡一些；這里想放開一些，補充幾句自己對于新聞的偏見。

我堅定不移地認為新聞是理想和道德的感召。有句話說如果一個人到20歲還不是個理想主義者，那他沒有心肝；一個人到40歲時還不是個現(xiàn)實主義者，那就是無腦。新聞記者終其一生必須是有心有腦的理想主義者。在職業(yè)生涯中，錢有多有少，稿子有好有壞，但新聞的道德感召，貫穿始終。作為老師我常常難以掩飾自己的這點偏見。我認為一個學生如果看不清新聞職業(yè)的理想主義本質(zhì)，那還是趁早去商學院或者別的什么學院。常常有學生問新聞這個職業(yè)有什么前途，有什么前途我說不太好，因為每個人要的前途不同，但是我可以說的是：很少有新聞人為自己從事過新聞而后悔。這就是所謂的初心，猶如種子，一旦播下必會生根發(fā)芽；更如航標燈，雖然在風雨中會明滅不定，但卻永遠不會熄滅。

在新聞體制上，我要坦白我是徹底的自由派。不是說我不贊成新聞媒體應(yīng)該有社會責任。但是，責任是第二位的，況且新聞為公共服務(wù)的界定已經(jīng)確定或者隱含了社會責任。我認同已故著名美國新聞學家梅里爾（John Merrill）的觀點：沒有自由，何談倫理？沒有自由，何談責任？如果必須談責任的話，新聞媒體的首要責任是捍衛(wèi)自由。

我堅持新聞的客觀性，雖然這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概念。但爭論的原因多是出于定義的含混而產(chǎn)生的誤解。首先，客觀不是無我，而是有他，是我站在他的角度來觀察問題，他是為了我。其次，客觀不僅僅是理念，而是歷史形成的一套專業(yè)操作規(guī)范，包括準確、核實、平衡、公平等。一如鬼有鬼道、神有神道，客觀是新聞專業(yè)主義接近真相的方式。

但是，客觀不等于沒有立場。新聞不應(yīng)該站隊（take side），但是必須站位（take a stand）。這個立場，首先是真相的立場、人道的立場、正義的立場。比如，對于基本的歷史事實，諸如納粹的種族滅絕，對于人的自由平等權(quán)利，怎么能沒有立場？

我認為人大于記者，因而人性大于新聞性。密蘇里新聞學院首任院長威廉斯（Walter Williams）說過一句名言：優(yōu)秀的新聞，敬畏上天，尊重人性。用中國話來說，就是天地良心，以人為本。這也是為什么在媒介倫理上，我推崇康德的道德律，人永遠是目的，不是手段。

寫這些文字的時候，不僅僅想到了康德，更想到了那些為了新聞的道德感召而依然堅持在一線的同學、朋友和學生們，是他們的行動，而不是我這些文章，捍衛(wèi)著我所宣揚的信念，使我有勇氣站在講臺上面對我的學生，也有勇氣把這些文字呈現(xiàn)在讀者您的面前。

也許有那么一天，我們所有的堅持和努力都是枉然，被現(xiàn)實碰得頭破血流，一如一句詩所說的：歷史都打著呼哨過去了，傻子還站在這里哭個什么？然而，我們至少可以說：錯的不是你，而是這個瘋狂的世界。

2017年11月

于美國明尼蘇達州圣云小鎮(zhè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