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文化, 可以被稱為人類不斷探求新知識的過程。 拉丁文稱知識為 scientia, 從而科學 (science) 一詞便成為最受尊重的那部分知識的代名詞。 相對論和量子論問世以來的百年是科學的百年, 人類知識積累得到了空前增長。 人類已經認識到, 只有藉助
　　科學的手段才能有效地提高、 擴展自己的生存能力, 社會歷史必然地向更有保障、 更安適、 更有生存主動性的階段發(fā)展。 但是, 僅僅認為知識就是力量是不完備的, 這很容易使知識成為一種對人異在的客觀力量, 反過來窒息人的生存的價值和意義。
　　全面理解科學的內涵的首要問題是, 如何區(qū)分知識與迷信、科學與偽科學。 顯然, 用庫恩的 “隨公議而變的真理冶 是不行的。 盲目虔信不是理性的美德, 而是罪惡。 要作出理性的區(qū)分, 關鍵在于劃出科學的界限, 這正是巴羅教授在他的 《不論》 中努力想做的。 《 不
　　論》 是一本博大精深的著作, 作者不僅僅站在科學最前沿, 談天說地, 敘生述死, 評古論今; 而且也從文學、 繪畫、 雕塑、 音樂、 哲學、 邏輯、 語言、 宗教諸方面圍繞著知識的界限、 科學的極限這一中心議題進行闡述。 巴羅教授不僅對過去的, 也對現(xiàn)在的和未來的科學界限進行了詳盡的討論。
　　本書字里行間充滿了光明睿智, 對于諸如人類為什么偏愛對稱,具有高智商的螞蟻是否能使用火作為工具之類的問題, 答案妙得發(fā)人深省。 人若執(zhí)著于刻板的知識, 不打開智慧的活源, 便會失去洞察的能力。 誠如佛光禪師所說, 白云也許很美, 但會蔽障視線, 使鳥兒迷失歸路。 《不論》 中討論了許許多多的悖論, 使人獲得啟迪。 為此,不禁使人們想起唐代南泉禪師的 “瓶中鵝冶公案, 這實際是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悖論, 它說明了當一個人被過去的經驗、 知識和習慣制約時該怎么辦的道理。
　　中國是博大久遠的中國。 無論是春秋戰(zhàn)國的諸子哲學、漢魏各家的傳經、 唐宋的詩詞文章、 元明清的戲曲小說; 無論是先民的天文地理、 算術格致、 農學醫(yī)書, 無不充滿著對社會家國的情懷, 對蒼生萬有的期待, 對自然天地的熱愛, 激蕩交融、 相互輝耀、 繽紛燦爛地造
　　就了中國———平易近人、博大久遠的中國。 正因為如此, 就使中國文化有可能也更容易地汲取世界各種文化的養(yǎng)分。 我們何在? 為何在?從何而來? 又往何處去? 為何生? 為何死? 為何思? 又如何思? 諸如此類問題, 我們皆可從 《不論》 中汲取到有益的養(yǎng)分。
　　1609年, 伽利略在帕多瓦將望遠鏡指向了月球, 這個事件標志著近代科學的開始。 常常有人發(fā)問, 科學為何發(fā)端于西方? 西方文明僅是一種獨特的文明發(fā)展形態(tài), 并不能替代其他種類的文明形態(tài)。 在北宋元豐元年, 中國鐵產量已達12萬5千噸, 而英國1788年鐵產量只有 6 萬 8 千噸, 這是英國工業(yè)革命已開始的年代, 離元豐元年已經710 年了。 北宋大儒程顥吟道: “ 道通天地有形外, 思入風云變態(tài)中。冶 有形外是指有形背后的無形, 這里的思也不是笛卡兒 “我思故我在冶 中的思。 在中國傳統(tǒng)中, 存在與價值相輔相成, 既是本心良
　　知, 也是宇宙天道。 在西方人眼中, 東方文明更強調整體性和事物的有機關聯(lián)。 中國古代有各種各樣的科學活動, 如在天文學、 數(shù)學、 氣象學、 地震學、 醫(yī)學等領域的研究, 但是中國古代社會沒有為 “為科學而科學冶 的純科學留下空間。 近代科學發(fā)生于西方, 是歷史命運的頓挫, 還是地緣乾坤的定數(shù)? 不得而知。
　　自 《不論》 英文版問世以來, 在徐建軍、 翟向華兩位教授的齊心協(xié)助下, 我們在譯文上花費了大量精力。 通過逐字逐句的推敲, 中譯本成了一件手工藝品, 想必會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 盡管我們的目標是精益求精、 美輪美奐, 但限于學識, 謬誤之處難免, 望請讀者指正。
　　李新洲
　　戊戌三月十七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