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記 小說中的木牛流馬
領了任務，寫長篇歷史小說。
——怎么寫？
動筆伊始，方才懊悔自己的草率。
好的小說，以實寫虛，首先需要還原一個物質的世界。這一準則，說起來千般簡單，落實起來，萬般的難。訴說一段心曲遠遠要比描摹一盞燭臺要來得容易。正所謂，畫鬼容易，畫人難。我們經(jīng)驗著的這個世界，一旦要訴諸文字，在紙上將其準確地還原成所有人共同的經(jīng)驗，又要強調出個人獨具一格的眼光，最是考驗一個作家的能力。在抵抗陳詞濫調的同時，栩栩如生地勾勒出我們司空見慣的日常事物，實在不是一個輕而易舉的活兒。
——何況，現(xiàn)在要寫的，是將近兩千年前的三國。
從來沒有過，寫作于我，這般地成為了一個工程。
“歷史”總是大的，而小說，尤其是現(xiàn)代小說，卻著眼在“小”上。小說以其“小”，來折射塵寰的“大”，就好比一顆三百六十度映現(xiàn)著世界的朝露。
在這“大”與“小”的落差與辯證中，就是文學的張力。
然而怎么“小”，又如何“大”？
《紅樓夢》便是回答這個問題的教科書。在那些不厭其煩的藥方與菜單、雞零與狗碎之間，偉大的曹雪芹猶如一顆剔透的朝露，為我們折射與映現(xiàn)了世界整全的圖景，并且，以一個準確的、文學性的、讖語般的字，為這個鏡像作出了莊重的定義——夢。
現(xiàn)在，我需要一些三國時期的藥方與菜單、雞零與狗碎。
遺憾的是，我所領受的這個寫作任務，只能允許我氣喘吁吁地一口氣把話說完。篇幅是有限的，宗旨是既定的，這些，都在排斥著舒緩的、“小”的企圖。
更為遺憾的是，在這個倉促的時代，我發(fā)現(xiàn)，自己也沒有耐心，乃至沒有能力去經(jīng)營那些時空距今千年萬里的“小”。
但是，我依然渴望將這部小說寫得瑣碎一些，寫得“物化”一些，渴望在這些瑣碎與“物化”之間，撫摸那掉頭成空了的“歷史”。
這太難了。
它非但在態(tài)度上考驗一個寫作者的誠實，而且還在體力上重錘一個寫作者的筋骨。我得承認，這一次的寫作實踐，自己遠遠沒有交上令人滿意的答卷。但差強人意，我卻在這二十萬字內，重溫了一個小說家最應當具備的品格——對寫作之事那種巨大的敬畏。
在有限的時日里，我用自己有限的筆，描述了蜀漢丞相諸葛亮創(chuàng)造出的那著名的“木牛流馬”，描述了刨花新鮮如傷口一般的芬芳和將近兩千年前的風云雨露。氐族姑娘身上的“衽露”、漢家女子發(fā)間的“步搖”、粗鄙的“馓飯”、古雅的“綠綺”……我知道，恰是這些事物，成為了我寫作之時的趣味所在。是它們，讓我寫作這部“歷史”小說時，不至于流入大而無當?shù)姆ξ肚榫w里，讓我在猜度古人的時候，不至于專斷蠻橫，也正是因了它們，我才覺得馬超與姜維，這兩個千年的英雄，在我的鼻息里，有了人的氣味。
是的，人的氣味。
更重要的是，我想將這兩位千古英雄嗅出凡人的氣味。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如果此言不虛，我還渴望在這兩個英雄的身上，嗅出當代凡人的氣味，讓他們，成為那個他們可能成為的他們。如此，古今同慨，進入了他們，也許才是進入了那個時代的核心。
而承載著這些愿望的，只能是那些迷人的藥方與菜單、雞零與狗碎了。
偉大的蜀漢丞相諸葛亮，具備一個優(yōu)秀小說家的品質。他用一架木牛流馬，讓自己從好高騖遠者的行列里脫離了出來。他知道，打仗要吃飯，吃飯要運糧。于是，他的偉大，便不再是紙上談兵的偉大。
這就好比，一個合格的小說家，必定首先是一個務實者，是一個尊重器物與手段的人。他知道，綿密而又誠懇地在文字中建立起令人可信的物質感，才是自己所有奇思妙想最基本，也是最牢靠的前提。
——這個常識，在寫作一部“歷史”小說時，便會空前地凸顯出來。
在這個意義上，我感謝自己這一回領受的這個任務（說實話，我是多么不愛領受任務）。它有力地平衡了我的自大，讓我體會到了寫作之事那種不可或缺的無力感。
寫作這部小說的過程，對我而言，就是一個被塞進了木牛流馬里跋涉的過程。被這么運送了一回，我的筆也許會少一些狹邪與輕浮，多一些寬厚與謹慎。
需要說明的是，有關三國時期甘肅的歷史，還有一塊堪可濃墨重彩加以講述的地域——河西。這塊地方更局部，因而更精微，更樸素，更具備以現(xiàn)代小說的方式來言說的空間。但依然是遺憾，由于篇幅，由于體例，更由于我的貧乏與懶惰，只好留待他日了。
這，就是規(guī)劃乃至書寫一部“歷史”小說時，我們那種根深蒂固的、粗暴的、“尚大”的劣習，所需要承受的惡果。
這部小說定稿的前夕，老母病重，如果能為她老人家祈來福壽，我愿意扔掉自己的筆。
最后感謝甘肅文化出版社總編管衛(wèi)中先生。他多年來的鞭策與錯愛，亦是我沒有扔掉手中之筆的動力之一。
這，都是運送著我的木牛流馬。
2012.1.6
香榭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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