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當航天員。成長于太空競賽年代的每個孩子都想當航天員。然而與大多數(shù)孩子不同的是，在職業(yè)選擇上我從未動搖過。至今我仍清楚地記得坐在家里客廳的地板上通過父母的黑白電視機收看人類第一次登月的場景�？粗�發(fā)射架上的“土星”V號（SaturnV），看到航天員在月球表面跳躍著前進，我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名航天員。最初吸引我的正是乘坐火箭和在月球上漫步的場景，那時我才5歲。
　　隨著對航天員選拔要求了解的增多，我更加致力于實現(xiàn)夢想。1987年，了解到很多航天員都具有軍隊背景，我加入了空降團2營。為了成為一名傘兵，我們43名新兵開始了為期27周的基礎訓練。最后我們當中只有3人成功，我便是其中之一。
　　在空降團訓練期間，我受訓于空軍特種部隊，訓練科目包括熱帶叢林和沙漠作戰(zhàn)，夜間從“支奴干”（Chinook）直升機上跳傘，還有無數(shù)次從“大力神”（Hercules）C-130飛機上跳傘。除此之外，我每年進行一次負重20千克、長達80千米的行軍，并在伯利茲叢林和塞浦路斯北部沙漠掌握了高級生存技巧。在戰(zhàn)斗部署訓練中，伴隨著巨大、持久的壓力，我獲得了在有凝聚力的小團隊中活動的豐富經驗。我訓練得非常投入，尤其是我知道這為成為一名航天員提供了極好的經歷。
　　我在謝菲爾德大學（Sheffield University）的醫(yī)學科學專業(yè)獲得了第一個碩士學位。我沒有選擇學位課程給定的研究方向，而是決定去拜訪大衛(wèi)·格蘭迪（David Grundy）博士，他是空間生物醫(yī)學研究所的主任。我們一起進行了空間生命科學頭低位方面的研究，研究結果于1991年在《生理學家》（Physiologist）雜志上發(fā)表。在謝菲爾德大學期間，我開始更加注重體育運動，目標是成為一名職業(yè)運動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