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新文學名著系列叢書》整理再版了近代在中國用中文出版的經典新聞學著作,所涉及的圖書既有專著、教材,也有譯著,全面涵蓋了新聞學理論、新聞業(yè)務、新聞史等領域,成書年份前后跨越40年。在這40年間,中國的新聞學科從無到有、從借鑒到創(chuàng)新,成就巨大。對這些著作的再次出版,為研究中國近代新聞學提供了珍貴的史料,繪制了中國近代新聞學的全景,度量了中國近代新聞學的厚度,填補了該領域空白,也為紀念中國新聞學誕生100周年獻上了一份厚禮。
《中國近代新文學名著系列叢書》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西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兼新聞傳播學科召集人鄭保衛(wèi),及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新聞學首席專家雷躍捷對《中國近代新文學名著系列叢書》的內容進行了審定,并根據(jù)專家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在此對兩位專家所付出的辛勤勞動表示衷心感謝。
由于歷史原因,《中國近代新文學名著系列叢書》中的個別圖書存在一些問題,為保存歷史原貌,為研究者提供一手的參考資料,影印時均基本保持其原貌,未作大的刪改,希望讀者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歷史環(huán)境,對其中的觀點進行批判性借鑒。原書中存在一些錯別字、漏字和排版錯誤,我們在影印時均未做改動,敬請讀者注意,
由于原書出版年代久遠,《中國近代新文學名著系列叢書》中的許多書籍難覓其蹤,存世數(shù)量稀少,版權狀況極其復雜。為了保證《中國近代新文學名著系列叢書》的學術性和完整性,我們將具有價值的圖書先行選入其中,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力圖保存中國新聞史珍貴的歷史資料。版權所有人若有異議,請及時與我們聯(lián)系。
為更好地體現(xiàn)中國近代新聞學的發(fā)展脈絡,《中國近代新文學名著系列叢書》特別收錄了歐美學者休曼的《實用新聞學》、斯蒂德的《新聞學的理論與實際》;日本學者松本君平的《新聞學》、后藤武男的《新聞紙研究》、杉村廣太郎的《新聞概論》。當年這些書的出版對中國近代新聞學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如果從1903年商務印書館編譯出版日本人松本君平的《新聞學》算起,中國的新聞學已有115年歷史。如果從1918年北大新聞研究會建立,徐寶璜開辦新聞學講座算起,中國新聞學教育和研究迄今正好100年歷史。我們搜集整理了清末至民國期間一些有代表性的新聞學書籍,希望借此重現(xiàn)早期中國近代新聞學的本來面貌,反映我國新聞學發(fā)展的歷史脈絡,我們認為,這對中國新聞學術、教育史研究以及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
從1903年到1949年9月的40多年間,我國公開出版和內部印行的新聞學書藉,包括專著、教材、論文集、資料匯編、參考工具書等,約468種之多。它們集中反映了我國新聞學的歷史發(fā)展軌跡。然而,由于多種原因,這些書籍除了幾本曾被重印出版外,大多已經是“只聞其名、難覓其蹤”,這對我國新聞學研究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本叢書在梳理1903-1949年間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新聞學書籍的基礎上,精選了50部著作,校訂注釋,編纂再版,也算對這一遺憾的彌補。
從我們挑選的這50部新聞學書籍來看,中國早期新聞學的發(fā)展有三個鮮明的特點:
一、中國早期新聞學的發(fā)展與中國社會發(fā)展,尤其與國家民族利益息息相關
40多年間,中國新聞學從近乎空白到勃然而興,這與中國社會的動蕩、變革休戚相關。西方新聞學是現(xiàn)代化的產物,最早形成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1901年,“新聞學”一詞首見于中文報章,但直到民國前夕,國人對于“新聞有學乎”尚存疑,認為報社就是新聞人才的“養(yǎng)成所”。至1912年上海報業(yè)俱進會以“吾國報業(yè)之不發(fā)達……其最大原因,則為無專門之人才”為由,號召組織報業(yè)學堂,培養(yǎng)報業(yè)專門人才。不難看出,此時新聞界亦將新聞學視為辦報之“技”。至1918年邵飄萍為徐寶璜《新聞學》作序仍“竊嘆我國新聞界人才之寥落,良由無人以新聞為一學科而研究之者”。黃天鵬把1903年至1918年新聞學研究會建立之前的十余年視為中國新聞學的啟蒙期。
1918年,隨著以啟蒙為目標的新文化運動愈演愈烈,新思潮涌入國門,“新學”“西學”站在舊傳統(tǒng)的對立面被學界關注,新聞學思想也不例外。作為公學之首和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京大學率先開辦新聞學研究會,力證了“新聞學”存在的正當性;徐寶璜《新聞學》一書問世,成為中國新聞學理論的奠基之作。新聞學教育興起,新聞學研究著作漸盛,待到北伐前夕,中國新聞學從學理上和實踐上俱已建立起來。
新文化運動后期,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資本主義文明逐漸“祛魅”。之后的大蕭條使得西方國家的痼疾暴露無遺,曾經“理想之彼方”的西方報業(yè)也難以幸免。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如何建立“吾國之報業(yè)”成為新聞學研究的熱點,圍繞這一熱點,一方面,關于中外新聞理論、新聞事業(yè)、新聞業(yè)務的著作日益涌現(xiàn);另一方面,軍閥對于激進言論的暴力摧殘,又引發(fā)了新聞人對于言論自由的論爭。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新聞學呈現(xiàn)百家爭鳴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