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云南人，白族，1926年12月出生于昆明。整個中學時代六年時間，都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跟隨學校疏散到一些縣、鄉(xiāng)，也就是那個時候，我的心靈中深深種下了愛國主義的種子。這種非常實際的愛國主義教育，對我一生的政治信念起著里程碑的作用，再加上我就讀的中學有很多非常進步的校長和老師，引領(lǐng)我走上追求革命的道路�？谷諔�(zhàn)爭使進步文化由一些原在北方和沿海的學校進入當時比較閉塞的云南。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搬遷到昆明后聯(lián)合成立了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我這個家庭并不富裕的孩子在1943年考入了這所學校，接受了當時中國最好的高等教育。在進步思潮的影響下，我在學生運動中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并在1948年被吸收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從此，我的生命便和中國共產(chǎn)黨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
　　本書收入的這些文章，反映了我生命和工作的幾個階段。
　　1948年底，我從北平地下黨學委的一名干事，被調(diào)到市委宣傳部工作。1949年春到1959年春，我在市委宣傳部工作了整十年，歷任干事、研究員、組長、辦公室副主任、處長，曾參與創(chuàng)辦《支部生活》期刊，擔任過首任總編輯。
　　我有幸在鄧拓、廖沫沙、楊述三位部長和大師的直接領(lǐng)導(dǎo)下工作，對全市宣傳員做時事報告。
　　建國初期的50年代，各種運動不斷，我負責時事政策的宣傳工作，曾推進各種運動和各項重大政策的實施。我曾是我國第一部《婚姻法》頒布實施時北京市宣傳貫徹婚姻法辦公室的宣傳組組長；我曾是我國第一部《兵役法》（義務(wù)兵役制）宣傳貫徹時北京市兵役辦公室的宣傳組組長（后來曾擔任辦公室副主任）；我曾是糧食、棉布統(tǒng)購統(tǒng)銷實施時宣傳提綱的起草人；我也是北京市宣傳農(nóng)業(yè)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宣傳提綱的起草者。
　　1959年，我調(diào)到彭真身邊任秘書，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我離開該崗位，在這個崗位工作前后整七年。
　　“文化大革命”中，我成為“黑幫”，被施以“群眾專政”，被批斗，并下放農(nóng)村勞動，這不在話下�！八娜藥汀北淮虻购�，我有了機會重新分配工作。當時，我患上了“文革”后遺癥，害怕再沾黨、政的邊，因此，我拒絕了重回市委機關(guān)，也不聽召喚去全國人大常委會，而是選擇了到高等學校，竊以為學校會平靜養(yǎng)人些。
　　我在北京語言學院工作期間，最值得提及的，是我對對外漢語教學的新觀點。
　　我力主把對外國人進行漢語教學與對中國本土人進行語文教學加以區(qū)別，認為對外國人進行漢語教學有其特殊的規(guī)律，應(yīng)當作為一個新的學科來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