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似乎在文學史上不是很有名。

好幾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學中文專業(yè)畢業(yè)的人聽說我在寫袁枚，說：是袁牧吧？好像是明朝的。

也難怪，現在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人，中小學時代確實沒有讀過袁枚的作品，而絕大多數人對一個文學名家的了解與認知，又主要是在中小學時代。而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前，袁枚的作品并沒有被選入中小學課本。即使在高校的古代文學史教材中，袁枚也只是在綜合介紹時被提及，專段介紹都沒有。而大學中文系的學生，能夠記住專章、專節(jié)講述的作家就不錯了，被綜合介紹提及的作家，大都是過目即忘（除非是有志于古代文學研究或對該作家特別感興趣者）。

袁枚研究的集大成者、蘇州大學的王英志教授，也是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才接觸到袁枚。而且他是偶然從書店看到一本評袁枚的書才知道有袁枚其人其書，不是從教材中接觸到的。

但袁枚在新生代中又漸漸為人所知。近年來，袁枚的《所見》《隨園后記》《與薛壽魚書》《黃生借書說》等多篇作品入選不同版本的中小學課本，其《子不語》中的女人是老虎的故事，也被改編為歌曲廣為傳唱。中小學生對袁枚是不會再有我們這一代人的陌生感了。他們熟知袁枚的名字，就像熟知李白、杜甫的名字一樣了。

而在一些對袁枚有更多了解的人中，很大一部分對袁枚的印象似乎不太好，有說他是色魔的，有說他是吃貨的，更有人說袁枚就是好吃好色好玩的。也許，每一個名人被大眾所認知的都是其表面，甚至是其被扭曲的表面。

我想，寫這本書，至少要讓讀者對袁枚有一個比較全面、本質的認識，讓讀者感受到袁枚人生的追求選擇及其思想、情感、詩文中所蘊含的正能量、超越時代的意義。

袁枚主張詩歌要抒發(fā)性靈，抒發(fā)真情實感，不茍同明朝公安派和鐘惺、譚元春的性靈說和前七子的復古，反對沈德潛的格調說、翁方綱的肌理說等流派的理論，倡導真情、個性和詩才為核心的性靈說。其性靈之風風行海內，從王公大臣到販夫走卒，從翰林學士到閨中淑女，無不學性靈、寫性靈。袁枚在乾隆后期取代沈德潛主盟文壇，成為乾隆三大家（袁枚、蔣士銓、趙翼）之首。他招收女弟子，擴大了詩歌的影響，具有開風氣之先的意義，也促進了婦女解放。

袁枚馳騁乾嘉詩壇五十年，不啻無冕帝王。袁枚的性靈說在當朝和后來的影響都不可估量，蔣子瀟《游藝錄》曾記載性靈說在當年詩壇的反響：乾嘉中詩風最盛，幾于戶曹劉而人李杜，袁簡齋獨倡性靈之說，江南北靡然從之，自薦紳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榮過登龍，壇坫之局，生面別開。因而《乾嘉詩壇點將錄》就奉袁枚為及時雨宋江。當代學者錢鐘書也把袁枚的《隨園詩話》喻為往往直湊單微，雋諧可喜，不僅為當時之藥石，亦足資后世之攻錯。

自笑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袁枚的確是一個賢吏。蔣士銓對他的治世才能深表欽佩，認為他是一個相才：使公為宰相，三百 六十官皆得其才而用之，天下寧有廢物？袁枚的確是一個循吏。他當知縣雖然只有短短七年，但他的政績卻青史留名。他清正廉明、拒絕賄賂的做法，他果斷機敏、既講法律又注重人文關懷的斷案故事，被群眾編為戲曲、俚語，廣為傳唱于市井間。袁枚實在也是一名匡時濟世的人才，但由于對清朝政治體制、腐敗吏治、文字獄的不滿，毅然選擇歸隱于鬧市，賣文為生，追求文章救國。

袁枚更是一個肝膽相照之人，他對家人、朋友完全坦誠相見，沒有絲毫的虛偽與欺詐。這也許是袁枚的人性中最為閃光最為讓人動情之處。他不但奉母至孝，還撫養(yǎng)堂弟和外甥成人、做官，迎養(yǎng)寡姐，年至九十。袁枚曾說：御下過嚴則威褻，訓子弟過嚴則恩衰。他對仆人等也都是以禮相待，以恩相交，從不呵斥。他終日溫和，而膝下堂前沒有越禮的。

他和堂弟袁樹都幫助過許多人，焚過的借券不下十數家。有人問其故，袁枚說：彼實無力，而我催逼過嚴，則恩盡而怨生。不特仁者不為，智者亦不為也。朋友程晉芳去世后，袁枚焚燒其五千兩銀子的借據，此事被寫入《清史稿》，他自己卻從未提及。袁枚的朋友沈鳳沒有兒女，沈去世后袁枚年年去其墳前祭掃直到八十一歲，最后還鄭重其事在遺囑中將祭掃之事交給兒女。袁枚對朋友的赤誠可謂感動天地。

袁枚不信佛老陰陽，見人禍福，不論因果。生平最討厭庸字。他以性靈為詩，以肝膽為文。既有樂天之易，也有史遷之憤。

民國時期的楊鴻烈認為袁枚不但是一個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大思想家，他的文學思想、經濟思想、政治思想、倫理思想無不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對此，我也深表認同。

2012年8月25日，在北京亮馬河酒店舉行的《中國歷史文化名人傳》叢書創(chuàng)作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春瑜老師在點評作者發(fā)言時就指出，一定要把袁枚當作一個思想啟蒙者來寫。在袁枚思想軌跡的描述上，我一直是按照這個提醒來定位的。

那么，如何看待袁枚在中國近代思想啟蒙的價值呢？

早在十九世紀，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和德國古典哲學家就有中國文化自身不可能孕育出現代性因素的論說。這一學說曾影響1929至1937年的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

然而，二十世紀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明清經濟史研究，以大量第一手材料驗證了鴉片戰(zhàn)爭以前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已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的論斷。清中期和晚清時期，許多商業(yè)資本轉化為手工業(yè)資本而不再流向土地，不少地主、士人乃至官員棄農、棄文、棄官經商，一些不帶有政治、軍事性質的純商業(yè)性質的市鎮(zhèn)興起，證明中國人也參與開創(chuàng)了世界現代史。袁枚就屬于清朝中期棄官經商的典型代表之一。

1985年出版的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承認中國的現代化萌動開始于鴉片戰(zhàn)爭以前，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中國社會內部演化的結果。而中國內發(fā)原生的現代化思想文化的歷史根芽就是在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潮之中，這種啟蒙思潮的集大成者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為代表。袁枚是在這一啟蒙思潮影響之下的思想啟蒙的思想者和實踐者，他是以詩人、作家，而不是以思想家的身份出現在世人的面前，他具有啟蒙意義的思想全部蘊含在他的生活和寫作實踐之中，蘊含在《子不語》《隨園詩話》《小倉山房文集》等作品中，如鹽之溶于水，由于缺少純理論的著作，以致人們難以認同他是一位思想啟蒙的重要參與者�！对�枚文集》六十卷，其中不少帶有鮮明的思想傾向，抨擊封建王權、封建道統、封建孝道，反對女子裹腳，提倡性靈之學，與格調說展開多次論戰(zhàn)；在生活實踐中，他倡導女子學詩，組織女子詩會，扶持后學，嘲弄腐儒腐官，經營文化產業(yè)，收費選詩，講究美食，樂于與官場有識之士來往，這些做法大膽突破了傳統的義利觀，突破了傳統的男女之大防，突破了傳統的清高思想。由于袁枚交友廣泛，他的書又廣為發(fā)行，主盟詩壇達五十年之久，他的思想啟蒙的實踐和詩文都對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我所接觸到的袁枚年譜中，上海大學鄭幸的《袁枚年譜新編》最為翔實，而且對多個年譜所述的同類事實進行了比較分析，因而成為我最終采信的年譜，也是我寫作時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

雖然耗時四年才完成這部傳記，但我對袁枚的研究與一些終身或長時間專門研究袁枚的專家或民間學者相比，還是遠遠不如的。

在寫作手法上，我也沒有辦法像一般的人物傳記或情節(jié)很強的報告文學那樣，主要以情節(jié)、細節(jié)取勝。我不善于虛構，連意象填補也很拙劣。因而在不少章節(jié)中，我采用了自己最喜歡運用的雜文隨筆的寫法。而在情節(jié)性非常強的《七載芝麻官》等章節(jié)里，我又覺得無法完全展開來寫，因為如果展開，光這一章就可以寫成一本幾十萬字的書。于是我又只好采用故事的寫法，將其濃縮。當然，更多的是根據所涉及的內容，綜合使用了雜文、散文、隨筆、故事等多手法。

字字讀來皆是淚，四年辛苦不尋常。但愿我費時四年惶恐不安地奉獻出來的這部作品，能夠得到讀者的喜歡，是為萬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