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父親講那過去的故事

熊蕾
（一）
小時候看諜戰(zhàn)片，覺得中共的地下工作者都是風流倜儻，舞姿翩翩。上中學后，從別人那里得知父親熊向暉也是其中一員，我怎么看他怎么不像。父親相貌自是英俊，但是他和母親都是舞盲��！終于憋不住了，我就問了父親那都是我研究生畢業(yè)以后了，在此之前，父親母親從未跟我們講起他們過去的事。他們也沒有機會講：我還沒上小學五年級，他們就出國工作，回來就趕上文革，然后我去北大荒，哥哥當兵，再后來我去外地上大學。
我問，你們都不會跳舞，怎么做地下工作呢？父親說，誰規(guī)定的做地下工作就得會跳舞��？我愣了，然后問，那你怎么跟人家交流呢？他說，打麻將啊父親打麻將倒真是高手。
然后又有我看不懂的事了。父親應(yīng)中央文獻研究室邀請，為紀念周恩來總理去世15周年寫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在1991年1月發(fā)表之后，在海峽兩岸都引起了不小的反響。當時臺灣已經(jīng)解嚴，放開了到大陸的旅行，父親過去在國民黨胡宗南部去了臺灣的袍澤，凡是到大陸來的，都要來看父親。先頭父親還有全國政協(xié)委員和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的頭銜，我以為他們有事找父親。后來父親離休了，這些頭銜都沒了，人家照樣來找他。我對此感到驚異：他們和父親分屬兩個營壘，立場和意識形態(tài)截然不同。為什么他們不是怒目相向，而是相談甚歡呢？
和父親相談甚歡的這些國軍老伯中，有一位是孔令晟。他和父親同為黃埔第十五期學生，孔老伯自黃埔畢業(yè)后一直在作戰(zhàn)部隊，國民黨去臺后，他先后當過蔣介石和蔣經(jīng)國兩代總統(tǒng)的侍衛(wèi)隊長，也做過臺灣的警政署長，還在美國、英國研究過戰(zhàn)略，著有《大戰(zhàn)略通論》。
這兩位老人，一個是共產(chǎn)黨的離休部長，一個是國軍退役中將，在他們身上，我真看不出什么道不同不相為謀的隔閡。兩人不見面總是相互惦記，見了面就十分親熱。每次見面，兩位老人都有說不完的話。
我發(fā)現(xiàn)，撇開意識形態(tài)，他倆的共同語言還真多。當年，他們都是抗日愛國的熱血青年。據(jù)父親講，孔老伯當年是北大化學系的高才生，是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的得意門生�？桌喜�要退學投軍之前，吳先生還想送他出國深造，一再讓他認真考慮，非常不愿意失去這個他認為可以成為大科學家的弟子�？墒强桌喜�還是義無反顧地去從軍。幾十年后再相見，兩位老人都反對臺獨，都認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復(fù)活是對中國最大的威脅，也都反感以權(quán)謀私。
父親喜歡聽孔老伯講他們?nèi)ヅ_后的種種情事，孔老伯也有興趣聽父親講一些當年他不知道的往事，比如蔣老先生送蔣緯國上前線的事。
那是1941年2月，蔣委員長侍從室給西安的胡宗南發(fā)來密函，內(nèi)有三件東西：一是蔣介石手令：茲派蔣緯國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少尉排長。二是蔣緯國的履歷，說明他曾在蘇州東吳大學學習，德國慕尼黑軍官學校畢業(yè)，也在美國陸軍航空隊戰(zhàn)術(shù)學校和指參學院學習過。三是蔣緯國的一張半身照片。雖然當時包括胡宗南和父親在內(nèi)的不少人已經(jīng)知道蔣緯國其實是戴季陶的兒子，但是胡先生看著照片還是有意說，像極了，活脫脫一個委座。
胡部的第一軍第一師，當時正駐守在黃河邊的潼關(guān)，河對岸就是日軍。不管怎么樣，蔣介石對蔣緯國視同己出，他把自己的二公子派到這個部隊，怎么安排？胡先生與當時還是他身邊一個年輕副官的父親商量。父親認為，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統(tǒng)帥，把自己剛從德國留學回來的兒子任命為少尉排長，并派到抗日前線的部隊，這是從沒有過的。時隔60多年，父親講起此事，還是說，確實了不起。同時，父親對胡先生說，這也表明蔣老先生對胡先生的信任。只是為了緯國的安全，不能宣傳，還要把他安排得很妥當。
蔣緯國到西安后，胡先生指派父親專門接待他，并送他去部隊。父親小蔣緯國兩歲，軍階卻比他高兩級，所以他一見到父親，就立正敬禮。上車時，蔣緯國主動到車的右邊替父親開車門；與蔣緯國談話時，父親站起來，他也站起來，轉(zhuǎn)到哪兒他跟到哪兒，臉始終對著父親，非常規(guī)矩�？墒歉赣H受不了委員長的二公子對他這樣畢恭畢敬，所以當天下午就換上便服，以免拘束。
父親很欣賞蔣緯國的個性。他說，潼關(guān)民俗，農(nóng)歷每月逢三、六、九，都有大集，比較熱鬧。如果遇上休息日，駐軍士兵也有不少去趕集。蔣緯國去集市，都帶著勤務(wù)兵，并且叫勤務(wù)兵背上一只大筐子。在街上，凡是有士兵不向他敬禮的，他就上去把人家帽子摘了，裝到筐里，告訴人家：我是蔣緯國，星期天上午，你到第三團第二營第五連連部拿帽子。每次一摘就是幾十頂。士兵沒有帽子怎么行呢？到了星期天上午，他們來拿帽子，蔣緯國就讓他的勤務(wù)兵先教他們練習敬禮，再練習立正、稍息，最后才把帽子發(fā)還給他們，讓他們回去。原先前線部隊有的不大注意軍容風紀，有不戴帽子的，也有不戴領(lǐng)章的。蔣緯國這么一抓，這種現(xiàn)象就減少了。
然而到臺灣以后，蔣緯國和蔣經(jīng)國兄弟失和，讓父親很覺意外。他告訴孔老伯，1942年經(jīng)國到西北，和緯國一起，由父親一路陪著，從西安、蘭州一直經(jīng)河西走廊到敦煌，再到青海、新疆，走了三個月。當時他們兄弟兩個感情非常好，父親說。
那個時候蔣老先生對緯國也非常好。父親還給孔老伯講了這么一個故事：1942年秋，蔣老先生巡察西北，來到西安。胡宗南安排把蔣緯國調(diào)到西安來見他。蔣老先生和夫人宋美齡離開西安時，胡先生和西北要員到機場送行，蔣緯國和我父親也都在場。老先生和夫人上了飛機，螺旋槳已經(jīng)啟動，飛機即將起飛之際，發(fā)動機突然又停下來，機艙門又打開，旋梯上走下來一個副官，手捧一個東西，走到蔣緯國面前，把東西送給他。原來是老先生把他的披風送給了緯國。緯國馬上敬個禮。那副官把披風給他披上，才返回機艙。
孔老伯聽了這些故事之后說，蔣老先生一直對緯國非常好，從小就喜歡他，把他帶在身邊。蔣夫人也很喜歡緯國。但是老先生也很冷靜，他認為政權(quán)必須交給自己的兒子蔣經(jīng)國。
對此，父親評論說，不過最后經(jīng)國又交給了李登輝。
這讓孔老伯默然了許久。
孔老伯說他研究過毛澤東的軍事戰(zhàn)略，并且按毛澤東的辦法打了兩個勝仗。他說，撇開意識形態(tài)不說，在學術(shù)上，毛澤東開創(chuàng)了戰(zhàn)爭的新形態(tài)，特別是朝鮮戰(zhàn)爭，越南戰(zhàn)爭，都是用毛澤東的戰(zhàn)爭理論和戰(zhàn)略思想打仗，而美國皆戰(zhàn)敗。毛澤東的戰(zhàn)略思想由此得到了全世界軍事理論界的承認。他們不認同毛澤東的意識形態(tài)，但是承認毛澤東對世界軍事戰(zhàn)略學的貢獻。
父親對他說，毛澤東搞的是真正的人民戰(zhàn)爭，戰(zhàn)略戰(zhàn)術(shù)都是公開的。但是，人民戰(zhàn)爭也不是毛澤東的創(chuàng)造，毛主席自己就說，創(chuàng)造人民戰(zhàn)爭的是美國獨立戰(zhàn)爭。
兩位老人對當時臺灣國民黨主席連戰(zhàn)先生訪問大陸的破冰之旅，都很欣賞，尤其連戰(zhàn)先生的父親說來也是他們西安時代的故舊。連戰(zhàn)先生到西安時，孔老伯又來看父親，兩位老人顧不上談話，就一起看電視臺對訪問的實況轉(zhuǎn)播，非常開心。
但是這些國民黨老人對父親是共產(chǎn)黨地下工作者的事情是怎么看的呢？有一次比父親大一輪的張佛千老伯從臺灣來我家，我向這位隨和的長者提出了讓我納悶很久的疑問：您聽說我父親是共產(chǎn)黨以后，對他是什么感覺？
張佛老資格很老，父親在胡宗南那里是上校的時候，他已經(jīng)是少將了。到臺灣后做過防衛(wèi)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并躋身文化名流。他跟我說，知道我父親是共產(chǎn)黨后，他第一是驚訝。他是共產(chǎn)黨，我一點沒有看出來。第二是感謝。他在胡先生身邊，有很多機會可以殺掉胡先生，可是他沒有。第三是佩服。他這個事情做得太漂亮了。
我有些愕然地問：難道你們不恨他？張老伯說，為什么要恨呢？你父親入共產(chǎn)黨在前，到胡長官身邊在后，那是各為其主。要怪只怪后來蔣老先生非要打內(nèi)戰(zhàn)。如果不打內(nèi)戰(zhàn)，大家不是相安無事嗎？
張佛老還推薦臺灣的《傳記文學》轉(zhuǎn)載父親發(fā)表的《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并專門為該刊寫文，講胡先生當時為什么會用父親。他說，熊的最突出之處，是他的氣質(zhì)之純，為我平生所僅見……胡之選其為隨從人員，是非常應(yīng)該的決定，如我是胡，也會作同樣的選擇。怪只怪周恩來善于擇人，造成胡的畢生大憾。張佛老還寫道：熊參加共黨在先，并非受到胡的重用后再投共。他是為共黨工作，自當對共黨忠誠，正是各為其主之義。
后來中共黨史出版社把父親的《地下十二年》和他以后發(fā)表的其他回憶文章結(jié)集出版，題為《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還把張佛老這篇文章作為附錄收入。
隨著和那些國民黨老人交往的增多，我逐漸理解了不同政見的父輩們超越黨派的友情。那是當年在抗擊外侮的血雨腥風中，凝練出來的有如血濃于水的兄弟之情。這正是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更何況他們本無個人恩怨。而且，對于他們而言，還有一種大義比黨派之爭更重要，那就是中華民族的統(tǒng)一。
這也讓我從另一個側(cè)面，了解了父親的為人。假如父親不是可交的朋友，再大的民族大義，也不會驅(qū)使這些耄耋老人在隔絕了幾十年之后，來和父親重敘舊誼。這改變了我對共產(chǎn)黨人的刻板印象。共產(chǎn)主義既然要吸納一切文化的精華，共產(chǎn)黨人當然要有博大的胸襟。所謂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為了標榜自己的政治正確而整天掛著一副階級斗爭臉，對不同觀點、不同意見、不同派別完全不能相容的，不是真正的共產(chǎn)黨員。堅定的信仰和濃濃的人情，并不矛盾。

（二）

近些年，我接觸過不少想了解父親那段潛伏經(jīng)歷的媒體人，他們對父親在1943年和1947年兩度發(fā)出國民黨軍閃擊延安和進攻延安的重要情報卻能全身而退的傳奇很不理解，甚至臆測胡宗南通共或?qū)Ω赣H太有感情，所以放了熊向暉一馬。
這種臆測毫無根據(jù)。有些人只是孤立地看這兩次重要情報的成功遞送，卻不了解父親那一輩的閑棋冷子們以怎樣的堅韌和才智在敵營站穩(wěn)腳跟的經(jīng)過。我曾經(jīng)梳理過1939年3月父親擔任胡宗南機要秘書之后到1943年7月他向延安送出蔣介石密令胡宗南閃擊延安情報的四年間做過的一些事：
他第一天上任，就趕上戰(zhàn)干四團河防大隊結(jié)業(yè)學員都是縣長以上的官員，胡宗南要去講話。胡先生7點起床，7點半吃飯，一邊吃飯一邊看原來的秘書給他準備的講稿，覺得寫得不好，就叫父親再寫一個。8點鐘典禮就要開始，時間不到30分鐘。父親15分鐘寫好了講稿，胡先生很滿意。
1940年3月，張學良將軍被蔣介石拘押在貴州修文縣陽明洞期間，給胡先生寫了一封信，鼓勵他抗戰(zhàn)到底，并寄來一首詩，抒發(fā)自己的感慨，回憶他當年與胡宗南在王曲相處的日子，對王曲的山水風光，諸多感懷。
張學良是借景說事。胡先生看了他的來信和感懷詩，叫父親先擬稿，給張回一信。他說，咱們也借景說事。意思是不要寫得太直露，但表達的意思要寫到。父親的信是這樣寫的：
漢卿先生：
奉讀三·四手書，十分眷眷，無限依依！承賜好詩一首，英氣凌云，大有波濤澎湃之慨，想見近年來閉門學習之盛！

王曲是一很好的名詞，好山好水，好平原，有煙云林木之奇，到處襯出偉大，而現(xiàn)在則有好牧場，好酒店，好游泳場，好閱兵場，好小學校，好林場，氣象萬千，非當年在太史洞晤對時情景矣！
在王曲附近之軍校學生，將近兩萬余人，皆為燕趙魯汴蘇浙優(yōu)秀青年，情緒熱烈，殺氣騰騰，益顯出秦嶺壯麗，王曲風光。
每在青龍嶺上，看山上煙云，天上明月，無不念念數(shù)千里外之英雄美人，光明，榮譽，真不勝惓惓之感也。
弟年來檢討過去之工作，非常慚愧，尤其在抗戰(zhàn)戰(zhàn)術(shù)上，頗有今是昨非之慨，準備又準備，準備又準備，必不辜負好戰(zhàn)場，好江山，好時代。
近將離開成都，轉(zhuǎn)回西北，敬以最誠摯之心，祝兄健康！并謝厚意！
弟胡宗南上，三月二十二成都市上

胡先生看了，也是很滿意。
1940年7月，軍訓部副部長兼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到西安視察。之后胡宗南陪著他，分乘兩輛小車去蘭州。有一部分先遣人員乘大客車先走了。胡宗南和白崇禧及父親和白崇禧的機要秘書謝和賡，分乘兩輛小車先后而行。謝和賡老伯也是周恩來布置的閑棋冷子，但他和父親當時卻都不知道對方的秘密身份。一行人沿著西蘭公路走到六盤山時，下起了大雨。被稱作稀爛公路的西蘭公路那一段是土路，大雨造成山上塌方，一下子把路堵住了。此時，前車已開走不見，后面的車還沒跟上，就剩下白、胡兩位長官及父親和謝和賡所乘的兩輛小車。
西北的黃土高原，溝壑縱橫。父親朝下面一看，一條深溝大約30多丈深，溝里有一間民房。雨下得很大，天也快黑了。父親交代司機，把路邊石條做的里程碑挖出一塊，墊在小車輪胎底下，防止小車滑坡。然后他冒著雨，不顧溝陡路滑，下到溝里，走到那孤零零的民房。家里只一對老夫妻和兒媳婦三口人，兒子外出打工不在家。房子很簡陋，屋里兩個炕連著，一邊有一個灶，另一邊還漏雨。父親安排好借宿事宜，上來跟兩位長官說，沒有辦法，就在這兒過一夜吧。
兩位長官由衛(wèi)士扶著，到了那民房。兩個炕，一個讓房東全家擠一擠，另一個炕則騰給白崇禧和胡宗南�？墒菦]有飯，只有山藥蛋。幸虧他家還有一點干草，而灶頭上有兩只瓦罐，一只里有一點鹽塊，另一只是空的。就用干草煮山藥蛋，加了一點鹽巴，算是晚飯。照明也沒有蠟燭，就用父親和謝和賡帶的手電。
當時，外面還在下雨，屋里也在漏雨，大家的衣服、被褥都是潮的。白崇禧和胡先生睡不著，就坐在炕上聊天。
胡先生問白崇禧，我們與共產(chǎn)黨斗，能不能斗得過共產(chǎn)黨?
白崇禧說：我們是搞上層，共產(chǎn)黨搞下層；上層我們占優(yōu)勢，下層共產(chǎn)黨占優(yōu)勢；上層人少，下層人多。
胡先生又問：現(xiàn)在抗戰(zhàn)，已經(jīng)進入第四個年頭了，中樞對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白崇禧說：原來準備抵抗，都在沿海，國防工事都建在那兒，都沒有用上。打起來后，日本人一下子包抄啦，有的工事還沒有打開，就丟掉了。現(xiàn)在，重慶那邊靠云貴川，湖南不完整了；西北只剩下陜甘寧青，河南不完整了，新疆的形勢很復(fù)雜。其他的省份都不完整了�，F(xiàn)在在這里，西蘭公路就是這個樣子啊。西蘭公路是國防公路，還塌方了，我們還住這兒了。現(xiàn)在只能是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父親說，這是根據(jù)毛主席的《論持久戰(zhàn)》化過來的。
胡先生的提問和白崇禧的回答，很能說明他們在國民黨能否斗得過共產(chǎn)黨這個問題上的態(tài)度。在這個時候和這樣的環(huán)境當中，他們所說的話，都是他們的真心話。父親說，這樣的想法，在平時，在公開的場合，是聽不到的。而他們談這樣的問題也不避諱父親和謝和賡，足以說明他們對這兩個秘書的信任。
半夜里，白崇禧要小解，可外面還下著雨，他出不去，便順手拿起灶上的空罐。那媳婦手疾眼快，劈手就奪了過去，說，家中總共就這兩只罐是寶貝，怎么能讓你當尿罐。白崇禧一愣，說，好厲害啊!父親跟他說：就在這屋里尿吧。
第二天一早，父親看雨停了，就跑到上面路上，通過查修軍用電話線的修理兵，跟蘭州方面聯(lián)系上，將兩位長官和他們一行順利接到蘭州。
臨走時，胡先生吩咐給房東400元。當著白崇禧的面，胡先生說：老百姓這樣窮，不革命怎么行！
這件事父親講過不止一次，想來給他印象很深。
父親還講過當年12月7日，胡先生交代他準備去南五臺山祭奠他父親三周年忌辰的事。胡先生的交代很簡單，只告訴用老禮節(jié)的儀式祭奠，父親就懂了。從布置靈堂、供桌、檀香爐，到準備干果、冷盤、熱菜、水果各多少盤，特別是熱菜中要有一只雞，雞頭雞尾各留一撮毛，以及供奉的牌位，父親都準備得很周到。直到祭奠開始后如何給胡先生傳遞祭品，如何點燭燒香，如何擺放給胡先生行三跪九叩首禮的蒲團并唱喏，父親安排的一絲不差，胡先生特別滿意。
父親說，許多事情是機遇，比如這件事，就是巧合。他事先并不知道胡先生要去祭父，也不可能預(yù)先去做充分的準備。但在整個過程中，胡先生想到的事，他給他辦了；沒有想到的事，也替他想到、辦到了。而且辦理這種事，光憑勤快和機敏不行，還要懂得這些舊禮節(jié)，懂得傳統(tǒng)的民族文化，需要有知識和生活積累。這些方面，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從這，也可以理解為什么周恩來挑選打入胡宗南部的秘密黨員時提出要出身于官宦人家。所以，胡宗南重用父親，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是機遇和巧合。
這之后，父親隨胡先生秘密到河南西峽口會晤湯恩伯，又陪同他去河南和山西分別會晤衛(wèi)立煌和閻錫山，幫助他安排蔣緯國到前線部隊，代表他陪同蔣經(jīng)國、蔣緯國兄弟在西北考察，參加何應(yīng)欽在西安召集的高級將領(lǐng)會議，還隨同胡先生會見路經(jīng)西安到延安的中共八路軍將領(lǐng)朱德、彭德懷和林彪等。特別是1942年8月15日至9月14日，蔣介石到西北視察。胡先生到寶雞機場迎接后，受了風寒，病重無法行走。于是，他命父親代表他陪侍蔣介石。因為此前兩個多月，父親才陪同蔣經(jīng)國、蔣緯國兄弟訪問西北，后來一直把他們送到重慶，蔣介石在家中接見了他，請他吃飯，表示感謝。這次父親隨蔣介石先后視察了甘、青、陜等省，重點是視察河西地區(qū)，然后回到西安，參加他召集并主持的軍事會議。陪同期間，父親還跟蔣老先生互講笑話。
父親還講過一個故事。有一次，在興隆嶺，勤務(wù)兵半夜來叫醒父親，說胡先生要回西安，他睡不著，正等在車里。
半夜一點鐘左右，上了車，父親就打瞌睡。可胡先生精神好��！看到月亮，他就說，如此良宵，豈可困覺啊！父親就只好醒來。
胡先生又說，如此良宵，豈可無詩啊!父親說，胡先生既然如此說，必有佳句了。胡先生說，創(chuàng)新不如復(fù)古，我想到曹操，橫槊賦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很有氣魄。
父親說，今天是有月亮，但沒有烏鴉，再說繞樹三匝，何枝可依，不吉利。
胡先生說，你看呢？你有什么佳句啊？父親說，你既然說創(chuàng)新不如復(fù)古，那還是陳子昂《登幽州臺歌》那兩句好，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半夜里，只有一輛汽車在公路上，前面沒有人，后面也沒有人。胡先生就很高興，說，好一個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

這樣的經(jīng)歷，這樣的關(guān)系，到了1943年7月的時候，父親在胡先生那里的根已經(jīng)扎得很深了。這樣建立起來的信任度，不是輕易能夠動搖的。

（三）

因為小時候沒聽過父親母親講任何與他們工作相關(guān)的事，所以我一直不知道父親是干什么的。在我看來，父親就是父親，他關(guān)愛我們，我們尊敬他，這就夠了。他在外面是什么，并不重要。
直到我上小學四年級的那個冬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母親帶我去釣魚臺那時候釣魚臺有點像干部俱樂部的性質(zhì)，并無今天的警衛(wèi)森嚴我見到了周總理。總理問我父親是誰，我這個小毛丫頭囁嚅著不肯說父親名諱，反而愣頭愣腦地對總理說，反正你也不認識他。總理笑了，說，那你說出來看看嘛。我很不情愿地說，他姓熊。沒想到總理一下子就說出了父親的名字：噢，熊向暉，我認識他。我當時非常意外，不明白總理怎么會認識我心目中很平凡的父親。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父親和周總理的關(guān)系，早在抗戰(zhàn)初期就開始了。他在新中國成立前做地下工作，新中國成立后做外交工作，都是在周總理的直接領(lǐng)導(dǎo)下。周總理是父親最崇敬的人之一。父親對毛主席，對陳毅、葉劍英等幾位老帥，也非常崇敬。
出于這種崇敬之心，1980年以后，中央黨史部門把父親列為黨史搶救對象，讓他寫文章回憶這些偉人和他所經(jīng)歷的那些歷史事件時，他欣然動筆，這才有了本書收錄的這些文章。
遺憾的是，父親想寫的東西并沒有全部寫出來。一是他身體已經(jīng)力不從心了。他年輕時就患有嚴重的十二指腸潰瘍，晚年又患過膀胱癌、前列腺癌、頸椎骨刺增生壓迫脊髓，直到最后罹患肺癌，每年幾次住院。二是他太認真，對寫作的要求，特別是史實的核實太嚴格，這不僅影響寫作速度，而且也很難找到他合意的助手。我不能給父親當助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認為我不夠嚴謹。三是由于這種認真嚴謹，他容不得重要黨史文章的一點失實之處，發(fā)現(xiàn)了就要寫文章指出，這也花費了他很多精力。我曾經(jīng)勸他寫自己的文章，不要去理會別人的那些錯誤。但是他覺得，掃偽打假，正本清源，是非常重要的事。《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一書中有好幾篇訂正重要史實的文章，就是這樣寫出來的。我感覺這有如歷史學、黨史學的一種基本建設(shè)，這些文章與父親的其他文章一樣，為后世學者提供了寶貴的史料，也為后世學者提供了一種更可寶貴的嚴謹治學態(tài)度。我曾聽不止一位當年毛主席和周總理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父親寫的文章最真實，最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