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前言

關于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

在中國大眾心目中，李約瑟已成“中國科學史”的同義語。他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原名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直譯應該是《中國的科學與文明》，這個書名，既切合其內(nèi)容，立意也好;但是他請冀朝鼎題署的中文書名卻作《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結(jié)果國內(nèi)就通用后一書名。其實后一書名并不能完全反映書中的內(nèi)容，因為李約瑟在他的研究中，雖以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shù)為主要對象，但他確實能保持對中國古代整個文明的觀照。然而這個不確切的中譯名沿用已經(jīng)很久，也就只好約定俗成了。

關于這個書名，還有別的故事，說法各不相同。有趣的是這樣取名背后的觀念，我們之所以歡迎這個大大偏離了原意的書名，最初很可能是一種潛意識在起作用——希望將可能涉及意識形態(tài)的含義“過濾”掉。

李約瑟最初撰寫《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我們?nèi)缃褚仓缓眉s定俗成，繼續(xù)沿用此名)時，他曾認為只需要寫一卷即可，但真的動手才發(fā)現(xiàn)這是遠遠不夠的。此后計劃不斷擴大，變成總共七卷，前三卷皆只一冊，從第四卷起出現(xiàn)分冊。劍橋大學出版社自1954年出版第一卷起，迄今已出齊前四卷，以及此后各卷中的若千分冊。由于寫作計劃不斷擴大，分冊繁多，完稿時間不斷被推遲，李約瑟終于未能看到全書出齊的盛況。

李約瑟未完成的巨著，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號稱“科學史之父”的喬治?薩頓(George A. L. Sarton)。大約20世紀20年代，薩頓大發(fā)宏愿，要撰寫《科學史導論》，從荷馬時代的科學開始論述，第一卷出版于1927年。這部書他寫了三卷(第三卷1947出版)，論述到14世紀。隨后薩頓的宏愿又進一步擴大—他決定寫“1900年之前的全部科學史”，全書計劃中共有九卷，可惜到他1956年去世時，僅完成頭兩卷:《希臘黃金時代的古代科學》(1952年出版)、《希臘化時期的科學和文化》(1959年出版)。他去世后，此書的寫作計劃就無疾而終。

要說這兩部巨著的工作條件，李約瑟的似乎好一點。特別是他先后得到大批來自各國的學者的協(xié)助——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魯桂珍。由于魯桂珍和李約瑟的特殊關系，來自魯桂珍的幫助就不僅僅是事功上的，而且還是心靈上的、精神上的。這一條件恐怕是薩頓所不具備的。李約瑟固然學識淵博，用力又勤，但如此廣泛的主題，終究不是他一人之力所能包辦。事實上，《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全書的撰寫，得到大批學者的協(xié)助。其中最主要的協(xié)助者是王鈴和魯桂珍二人，此外據(jù)已公布的名單，至少還有羅賓遜、何丙郁、席文、錢存訓、葉山、石施道、麥克尤恩、庫恩、Peter J. Golas、白馥蘭、黃興宗、丹尼爾斯、孟席斯、哈布斯邁耶,R.堪內(nèi)斯、羅祥朋、漢那一利胥太、柯靈娜、Y.羅賓、K.提太、錢崇訓、李廉生、朱濟仁?佛蘭林?郭籟士、梅太黎、歐翰思、黃簡裕、鮑迪克、祁米留斯基、勃魯、卜正民、麥岱慕等人。

對于《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曾經(jīng)長期擔任李約瑟研究所所長的何丙郁，發(fā)表過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看法:“長期以來，李老都是靠他的合作者們翻閱《二十五史》、類書、方志等文獻搜尋有關資料，或把資料譯成英文，或替他起稿，或代他處理別人向他請教的學術(shù)問題。他的合作者中有些是完全義務勞動�！�…我只是請大家正視一件事情，那就是請大家認清楚李老的合作者之中大部分都是華裔學者，沒有他們的合作，也不會有李老的中國科技史巨著。李老在他巨著的序言中也承認這點。”

說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是集體的貢獻，并不是僅從有許多華裔科學家協(xié)助他這一方面上來立論，還有另一方面。何丙郁說:“我還要提及另一個常被忘記的事情，那就是李老長期獲得中國政府以及海內(nèi)外華人精神上和經(jīng)濟上的大力支持，連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經(jīng)費都是來自一位中國朋友。換句話來說，我們要正視中華民族給李約瑟的幫助，沒有中華民族的支持，也不會有李約瑟的巨著。假如他還在世，我相信他也不會否認這個事實。從一定程度上來講，《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努力的成果。”

翻譯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的工作，一直在國內(nèi)受到特殊的重視。在“文革”后期，曾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原著的少數(shù)兒卷，并另行分為七冊，不與原著對應。不過在當時這已算罕見的“殊榮”了。到20世紀80年代末，重新翻譯此書的工作隆重展開，專門成立了“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翻譯出版委員會”，盧嘉錫為主任，大批學術(shù)名流擔任委員，并有專職人員組成的辦公室長期辦公。所譯之書由科學出版社與上海古籍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十六開精裝，遠非“文革”中的平裝小本可比了。

關于“李約瑟難題”

這些年來，國內(nèi)喜歡求解“李約瑟難題”的人，多如過江之鯽，看得我們實在已經(jīng)嚴重審美疲勞了。

2009年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陳方正的《繼承與叛逆——現(xiàn)代科學為何出現(xiàn)于西方》，它以副標題“現(xiàn)代科學為什么出現(xiàn)在西方”作為綱領，對西方科學史做了通史性質(zhì)的論述。這樣的嘗試在中文著作中是不多見的。

陳方正這部書，與以研究中國科學史著稱的美國教授席文(Nathan Sivin)的一個想法十分相合，席文認為，“與其追究現(xiàn)代科學為何未出現(xiàn)在中國，不如去研究現(xiàn)代科學為何出現(xiàn)在西方”。席文還認為，“李約瑟難題”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在他看來討論一件歷史上未發(fā)生過的事情“為何沒有發(fā)生”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李約瑟難題”被他尖刻地比喻為“類似于為什么你的名字沒有在今天報紙的第三版出現(xiàn)”。

席文的這個比喻，其實是有問題的。一個平常人，名字沒有出現(xiàn)在報紙第三版上，當然很正常;但如果是一個書人，或一個此刻正處在某種風口浪尖上的問題人物，比如某個正鬧緋聞的女明星，比如該報紙的第三版恰好是娛樂版，那她的名字沒出現(xiàn)在上面，人們是可以問問為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說，席文的這個比喻，沒有抓住問題的要點。

那么問題的要點在哪里呢?其實每個對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相關語境不太陌生的人都知道，就在“李約瑟難題”的前一句。

“李約瑟難題”的表述有許多版本，意思都大同小異(當然沒有必要在這里做版本考據(jù))，基本意思就是:“中國古代科學技術(shù)曾長期比西方遙遙領先，為何近代科學卻沒有在中國出現(xiàn)？”這里前一句是前提，是被當作已經(jīng)獲得認定的一種歷史事實，“李約瑟難題”要在這前一句的基礎上，來問后一句所表達的問題。

于是，問題的要點立刻就浮現(xiàn)了——那些熱衷于解答“李約瑟難題”的論著，幾乎從來不嘗試給出任何有效的證據(jù)，來證明那個前提，即中國古代科技究竟是如何“遙遙領先”于西方的。他們的邏輯顯然是“李約瑟已經(jīng)這么說了，那就肯定是真的”。而他們顯然喜歡這樣的前提，于是反反復復去“解答”。許多這樣的“解答”其實是某種變相的意淫——因為每次“解答”都是對“中國古代遙遙領先”這個前提的一次認定，而每次對這個前提的認定都能帶來一次心理上的自慰。

至少二十年前，我就主張“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偽問題。在2001年5月24日接受《南方周末》專訪時，又做過比較全面的論述。

如果我們站在客觀的立場觀照近現(xiàn)代科學的來龍去脈，就不難發(fā)現(xiàn)“李約瑟難題”確實是一個偽問題——當然偽問題也可以有啟發(fā)意義。因為那種認為中國科學技術(shù)在很長時間里領先于世界的圖景，相當大程度上是中國人自己虛構(gòu)出來的。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shù)方面，所走的發(fā)展路徑和西方大不相同。事實上，古代幾個主要文明在這方面走的發(fā)展路徑都是互不相同的。而在后面并沒有人跟著走的情況下，“領先”又從何說起呢?這就好比一個人向東走，一個人向南走，你不能說向南走的人是落后還是領先于向東走的人——只有兩個人在同一條路上，并且向同一個方向走，才會有領先和落后之分。

比如在唐朝時，中國可能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但在世界歷史長河中，國力最強盛的國家并不一定就是科學最先進的國家。國力強盛有共同的、相對簡單的衡量標準，科學文化先進與否的衡量標準卻要復雜得多。而且，科學史意義上的科學先進同我們現(xiàn)在通常意義上的科技發(fā)達，考量標準也不一樣。

陳方正《繼承與叛逆》書前，有余英時寫的長序，闡發(fā)陳著的價值和意義，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在余英時的序中，也將“李約瑟難題”稱為偽問題，余英時采用了另一個比喻:不可能說“某一圍棋手的棋藝曾長期領先某一象棋手”。這和我上面的比喻倒是堪稱異曲同工。

本書的意義與價值

今天的人們，物質(zhì)生活越來越富裕，窗外有百丈紅塵，其誘惑越來越劇烈，許多人被名利鎖越纏越緊，每日的步履越來越匆忙，在物欲深淵中越陷越深，離精神家園越來越遠。我們可以看到，隨著時間的流逝，宏大主題的鴻篇巨制是越來越少了。作者懶得寫，讀者也懶得讀了。

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卷帙浩繁，從1954年起出版，已出數(shù)十巨冊，至今仍遠未出齊，而李氏已歸道山。劍橋大學出版社在李氏生前，考慮到公眾很難去閱讀上述巨著，所以請科林?羅南(Colin A. Ronan)將李氏巨著改編成一種簡編本，共得五卷�，F(xiàn)在羅氏也早已謝世多年了。

這部五卷本《中華科學文明史》，原名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就是李氏上面那部巨著的簡編本之意。我們當然不應該將錯就錯，再繼續(xù)沿用先前不確切的書名。所以《中華科學文明史》這個書名，既符合作者原意，順便也是一次正名—盡管是已經(jīng)遲到的正名。

由于是簡編本，這部書的讀者對象，自然要比李氏計劃中有七十余冊的皇皇巨著廣泛得多。書中略去了大量繁瑣的考證，閱讀起來也比較流暢。

李約瑟給中國人民、給中國科學史帶來的最寶貴的禮物，是他的著作中寬廣的視野。這部簡編本雖然經(jīng)過了科林?羅南的改編，但這一特點仍然得到保持。書中論述中國古代科學文化時，經(jīng)常能夠展現(xiàn)出東西方文明廣闊的歷史背景，而歷史上中國與歐洲之間科學與文化的交流及比較，則是貫穿全書的一條主線，李約瑟對此傾注了巨大的注意力。

例如，在談到中國古代水運儀象之類天文觀測一演示儀器時，就介紹了起源于拜占庭的“阿拉伯自鳴水鐘”，而以前國內(nèi)的讀物大談中國的水運儀象臺時，從來不提西方歷史上的同類儀器，好像它們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一樣。又如，即使是在論述中國歷史上的偽科學時，李約瑟也不忘記進行中西方比較，在談到中國十四世紀時的一幅算命用的星命圖時，李約瑟立即將它與公元初幾個世紀西方“系統(tǒng)化的古希臘占星術(shù)中的十二宮或十二所”聯(lián)系起來，認為兩者的實質(zhì)內(nèi)容是一樣的。

這樣的做法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是極為有益的—因為我們以前有太多的讀物向我們描繪過一幅又一幅夜郎自大的虛幻圖景，好像古代只有中國的科學技術(shù)獨步全球，別人都在蠻荒世界。雖然李氏有時不免有點拔高中國古代成就，但他主要也只是在比較抽象的概念上拔高，具體論述時則都是實事求是的。

這部簡編本的論述基本上是實事求是的——而實事求是的論述是不會誤導讀者的。如今媒體或書刊上，特別能誤導讀者的，是一種“真實的謊言”。這是一種高明的說謊技巧，其中每一個成分都是真實的，但是合起來就構(gòu)成謊言。比如，向兒童談科學史，說我們今天講兩個科學家的故事，一個是愛因斯坦，一個是黃道婆;即使所講的事都是真實的，但小孩子聽過后就獲得這樣的印象:中國古代有一個像愛因斯坦那么偉大的科學家黃道婆，而這個印象卻是一個謊言。因為黃道婆即使歷史上真有其人，也無法和愛因斯坦相提并論。

李約瑟的工作和李約瑟的精神，都有永遠的價值。事實上，他已經(jīng)成為一個象征。但這不是“我們先前闊多了”的象征，而是中西方文化溝通、交流的象征。

關于本書中譯本

本書中譯本是集體合作的成果。參與本書譯、校者，主要是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的教師及研究生，也有若干其他單位的人士。各卷具體分工名單如下(未注明單位者皆為當時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師生):

第一卷1～6章:段愛愛譯，王媛、江曉原校

7～8章:李麗譯(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

9～11章:邢兆良譯

12～16章:李麗譯

第二卷 1～3章:鈕衛(wèi)星譯

4～5章:鄭燕譯(浙江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對外合作編輯室)

6章:商偉明譯(杭州市農(nóng)業(yè)銀行國際業(yè)務部)，關增建校

第三卷 1章:付桂梅譯(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編輯部)，關增建校

2～7章:辛元歐譯

第一～三卷索引:王國忠譯(浦東華夏社會發(fā)展研究院李約瑟文獻中心)，孫毅霖、鈕衛(wèi)星、關增建、江曉原校

江曉原、關增建、紀志剛、辛元歐四人共同審閱了前三卷的校樣。

第四卷全部:梁耀添譯，陸敬嚴校(同濟大學機械系)

第五卷全部:王媛譯

策劃、組織、統(tǒng)稿:江曉原

還有幾個問題需要向讀者說明:

英文原版中的錯誤間題�？屏�?羅南簡編本中有一些錯誤，這些錯誤可分為兩類:

甲、硬傷，比如將年代、地名之類寫錯，我們對這類錯誤的處理辦法是正文依據(jù)原文，然后在錯誤之處加上“應作某某——譯者注”字樣，放在括號內(nèi)。

乙、并非簡單的硬傷，但是屬于明顯不妥的論斷，我們對這類錯誤的處理辦法是正文依據(jù)原文，然后在頁末注中加以說明。

對其他中譯本的參考。我們在翻譯中主要參考了如下兩種譯本——這里謹向諸譯者及出版社深表謝意:

甲、《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翻譯小組:《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科學出版社，1975年。此中譯本包括“總論”兩冊、“數(shù)學”一冊、“天學”兩冊、“地學”兩冊，系另分卷冊，不與李約瑟英文原版對應。

乙、由科學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聯(lián)合出版的中譯本，完全按照李約瑟英文原版的卷冊，到2002年本書初版時為止僅出版了如下四冊(此后當然又已出版了若干冊，但已不及為本書翻譯時所參考):

袁翰青等譯:第一卷“導論”,1990年;

何兆武等譯:第二卷“科學思想史”,1990年;

劉祖慰譯:第五卷第一分冊“紙和印刷\",1990年;

鮑國寶等譯:第四卷第二分冊“機械工程”,1999年。

在本書中譯本索引中，我們刪除了少數(shù)專為西方讀者而設、對中國讀者來說純屬起碼常識的義項。

此次新版，重新統(tǒng)一調(diào)整了全書目錄，并對初版文本中的錯誤作了修訂。

最后，我要在這里感謝所有參加本書工作的人。特別感謝、懷念本書初版的責任編輯、已故的胡小靜先生，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其他有關編輯，他們已經(jīng)并還將繼續(xù)為本書付出極為艱巨的勞動。

江曉原

2013年11月16日

于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