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倩《長安文化視野下的杜甫研究》即將出版，可喜可賀。
　　張倩要我為她的書稿寫篇序言。其實，就這個論題而言，她的研究比我深入、水平比我高，只因了師生的緣分，且這部書稿又是在她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而成，所以我愿意寫幾句話，談一談這部論文的產(chǎn)生過程，以及我的一點想法。
　　張倩2008年來陜西師范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此前一年，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成功申請了教育部211工程3期重點項目，申報的方向為“長安文化與中國文學的演變”。學院鼓勵在職教師和在讀博士生選報具體的研究課題，并有一定數(shù)量的經(jīng)費資助。在這種背景下，我想到一個問題：杜甫的詩歌之所以成為“詩史”、杜甫之所以成為“詩圣”，其本質(zhì)性的轉(zhuǎn)變是從長安時期開始的。長安時期的生活與經(jīng)歷，改變了杜甫的創(chuàng)作道路；長安文化，對杜甫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但是，學界似乎還少有從這一角度研究杜詩的系統(tǒng)而深入的專門著作。所以我建議張倩從“長安文化與杜甫的詩歌創(chuàng)作”這一角度來選題。張倩經(jīng)過認真地考慮，接受了我的建議，開始了論文的寫作。
　　張倩勤奮刻苦，尤其善于自己鉆研，讀博士之前就有長時間且成功的自學經(jīng)歷。選題確定之后，她查閱資料，讀書，思考，經(jīng)歷了所有的博士（尤其是女博士）的艱苦的寫作過程，最終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杜詩與長安文化》。論文得到了外審專家和答辯委員們的一致好評，于2011年5月順利通過答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