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有幸接觸到天津抗日殺奸團的史料，并著手編匯成書。期間，除天津外，曾去北京、上海采訪在世的抗日殺奸團老人。待我采訪歸來，祝宗梁老人的女兒張梅格于上海發(fā)來信息，說天津廣播電視臺、天津市檔案局在我之后也一并到了上海，在采訪和錄制抗日殺奸團的資料。我欣喜于抗日殺奸團在沉寂了多年之后終于引起各方面的關注，尤其是電視媒體，這正是我們編輯此書的初衷。
　　我很快與這部片子的撰稿人楊仲達、陶麗相識。為了交流對抗曰殺奸團的看法，楊仲達、陶麗二位特意跑到我偏居的縣城，大約談了一個多鐘頭。他們工作于檔案部門，在短時間內搜集、掌握的資料超出了我的想象，為我所不及。因為相談甚歡，仲達當即提出要看看我手頭的資料，特別是其中較為隱秘的部分。這令我猶疑。由于歷史的原因，這些抗日殺奸團成員大多經(jīng)歷了曲折的人生，至晚年方才得到公正對待，他們個人撰寫的部分文章、通信，帶有個人際遇的復雜性，尚需歲月的銷蝕。我婉拒了仲達的要求，同時心生一絲愧疚。不過，正是這次見面，讓我領略了仲達的性情，他未加思慮的，“要求”里，滿含了個人的激情和好奇，全沒掩飾。
　　正如大家期盼的一樣，這部三集電視片獲得成功，也獲得國家級大獎，無需我贅言。令人佩服的是，楊仲達、陶麗二位并沒有撂下這個題材，或者說，他們仍然被采訪中經(jīng)歷的人、事感染和推動著，又寫出了另一部大作，就是這部長篇紀實《舉火燒天：天津抗日殺奸團紀事》，表達了他們在紀錄片之外，對當年抗日殺奸團的愛國青年，以及仍在世的耄耋英雄們的敬愛。
　　這部書首先于《今晚報》副刊連載，篇幅也很可觀，作為紀念抗戰(zhàn)勝利70周年獻禮的作品，回首了津門學子自發(fā)組織救亡團體，抗日懲奸舍身衛(wèi)國的壯舉，為全民抗戰(zhàn)歷史畫卷增添了真實感人的英雄群像。
　　而在這部書的背后，除去楊仲達、陶麗二人的傾情寫作外，還有策劃推出這本書的問津書院和文史學者王振良的不懈努力。早在2008年，王振良曾為天津抗日殺奸團老人劉永康整理《囚歌》一書，是為抗日殺奸團研究中的首部個人傳記。隨后，王振良又于舊書攤購到流失于外的大量抗日殺奸團珍貴史料，包含文稿、書信、照片等，為后來抗日殺奸團的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這些資料達22千克之重——筆者曾將其置于枰秤之上。然而，其蘊含的歷史、人文諸方面的分量，絕不是能以斤兩來衡量的。
　　與我們保持聯(lián)系的幾位抗日殺奸團老人，通過電話、郵件表達了他們對天津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