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學者都贊同第二種觀點，該觀點已成為法學教科書中的通說。實際上，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種通說的觀點較為合理�；�于刑事政策的考量，雖然在社會治安狀況較為嚴峻、犯罪率較高的情況下采取較為嚴厲的刑事政策也是世界各國的通例，但不能突破刑事法治以法律為準繩的底線，《決定》所設立的實質累犯制度極大地突破了《刑法》關于累犯制度的規(guī)定，特別是對前后罪沒有時間條件、刑度條件和主觀罪過條件的限定，極大地擴大了對重新犯罪者的打擊面，是重刑報應主義、刑罰萬能論立法思想的集中體現；再者，雖然從法律頒行的時間來看，《決定》與1979年《刑法》對累犯的規(guī)定相比屬于新法，但不能就此認為新法就一定優(yōu)于舊法而適用。因為從法律效力的高低來說，新法優(yōu)于舊法須滿足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新法與舊法屬于同一層級效力的法律，否則新法的效力不能高于舊法，換言之，如果新法的層級效力低于舊法，舊法依然有效。從刑法的自身地位來看，在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當中，刑法是僅次于作為國家根本大法——憲法的國家基本法律，它的強制執(zhí)行會導致公民最基本的權利——資格、財產、自由乃至生命權利的喪失，因此，《刑法》是由國民的代表機關——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的，而《決定》只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設的常設機構——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的一般法律，顯然與《刑法》不在同一個效力層級上，基本法律的效力高于一般法律的效力。因此，《決定》作為下位法，當其規(guī)定的內容與上位法（即1979年《刑法》）相矛盾和抵觸時，自然不能適用《決定》的規(guī)定，而應適用《刑法》關于累犯的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條第3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7條第3款均有規(guī)定，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顯然，《決定》是對《刑法》規(guī)定的累犯成立條件的實質性修改，同《刑法》關于累犯制度的基本原則和成立條件相抵觸，當屬無效�？梢哉f，1981年《決定》的規(guī)定存在重大缺陷。基于此，修訂后的1997《刑法》廢止了《決定》，對累犯要件進行了修正，保留了1979年《刑法》中對累犯的分類，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累犯的范圍，把一般累犯的時間條件由3年改為5年，將特殊累犯的罪名由反革命罪修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通過修訂，我國刑法中的累犯制度得到了一定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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