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世界有話要說，可惜，這世上沒有幾位真正的聆聽者。于是只好用筆說。

十七歲，我曾經(jīng)試圖寫一個長篇，叫做《雛鷹奮翮》，寫一個女孩凌小虹和一個男孩任宇的故事，寫得非常投入，寫了大約有將近十萬字，寫不下去了。多年之后我重看這篇小說，真是奇怪我當時怎么竟會有這樣的耐心，寫出這樣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蠅頭小楷：出身于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的凌小虹與出身于干部家庭的任宇，有一種非常純潔也非常特殊的感情。由于出身的不同，在那個特殊年代他們之間不可避免地發(fā)生誤會。小虹的父親被毆打致死后，她生活無著，被趕出自己的房子，到過去保姆住的地方蟄伏，卻遭到保姆兒子王志義的性騷擾。性格剛烈的她在反抗中殺了王志義，只身潛逃。任宇尋找未果，痛徹心肺。后來任宇與幾個好友一起囚渡紅河，到越南參加抗美援越，遇到了一個酷似小虹的女子。寫到這里，我不知如何往下寫了，就停了筆。這沓子片葉紙，在交通大學院里的小伙伴中間傳來傳去。每個人見了我都會問：后來他們倆怎么樣了？

多年之后《東方時空》總策劃、我的好友楊東平把《雛鷹奮翮》作為文革中的地下作品寫入了他的一本書里。

真正的寫作其實是從大學時代開始的。

怪得很，也許因為那時是全民文學熱，學經(jīng)濟的學生照樣對文學愛得一塌糊涂，并且常不自覺地用一種文學品位與標準來衡量人。大學二年級，開了一門基礎課叫做漢語寫作，讓大家每人寫篇作文。我寫的是杭州孤山放鶴亭，有關梅妻鶴子的故事，只有千余字，只是選了一個特殊的角度。（后來此文全文發(fā)表在 《光明日報》上。）老師對我說：你為什么不寫小說？你是個潛在的作家。

事隔不久，漢語教研組杜黎均老師找到我，向我索要一篇小說。這位杜老師文革前曾做過《人民文學》的編輯。我拿了一篇四千字的習作給他，事后再不敢問起。誰知這篇習作后來竟登上了《北京文學》1981年第二期新人新作欄的頭條，還配了很精美的插圖。我驚喜之余又寫了第二個短篇《請收下這束鮮花》，作為自然來稿投給我當時最喜愛的刊物《十月》。小說情節(jié)很簡單，寫一個情竇初開的小女孩愛上了一個青年醫(yī)生，后來醫(yī)生得了絕癥，在彌留之際，小女孩冒著大雨趕去看他，那醫(yī)生卻早已不認識她了。完全寫小女孩的內(nèi)心秘密，無疑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下是獨特的。這篇小說后來獲得了《十月》首屆文學獎。記得發(fā)獎大會那天，《十月》當時的主編蘇予特別向大家介紹了我獲獎作家中最年輕的一位，周圍坐的都是當時的文學大家們，對我說了些鼓勵的話，令我誠惶誠恐從此，便穿上紅舞鞋，再也脫不下來了。

80年代我的經(jīng)歷充滿了戲劇性，其中之一便是與《收獲》的相遇。1983年我寫了生平第一個中篇《河兩岸是生命之樹》，那時，對外開放的大門剛剛開了一道縫，正因如此，門外的景色看起來如此新鮮。我被一種寫作的激情嚙咬住，它使我整天處于一種癲狂狀態(tài)，我每天都和小說人物生活在一起，忘了我屬于他們還是他們屬于我，寫到動情處，趴在桌上大哭一場，此小說應當是我情感最投入的一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讀者在問：這本書在哪里有賣？

《河兩岸是生命之樹》是《圣經(jīng)》中的一句話，全句為河兩岸均有生命之樹，所產(chǎn)果實十有二種，月月結果，其葉可治萬邦之疾。在一個傷痕、尋根的年代引用《圣經(jīng)》的話，也算是比較特別了。

在宗璞的鼓勵下，我把此小說作為自然來稿寄給了《收獲》，竟然在一周之內(nèi)就得到了請我去上海改稿的電報。最有趣的是當時的《收獲》編輯郭卓老師手持《收獲》為接頭暗號在車站接我，上了編輯部的木樓梯她就邊走邊喊：接來了，是女的！后來她告訴我因為我的名字編輯部產(chǎn)生了歧義。后來就是李小林老師把我約到武康路她家里談小說。當時小林老師對小說人物關系的分析深深打動了我一個無名作者竟得到如此認真的對待，固執(zhí)如我，也不能不徹底折服。那一天的大事是見到了巴金。當時巴老從一個房間慢慢走向另一個房間，我看著他和藹的笑容，盡管內(nèi)心充滿崇仰，卻說不出一句話來，甚至連一句通常的問候也說不出來不知為什么那時我覺得凡心里的話表達出來就會變味兒我的心理年齡始終缺乏一個成長期，人情事故方面基本是白紙一張。

此中篇發(fā)在了1983年第五期《收獲》的頭條，并選入了《收獲》叢書，那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

收到了很多讀者來信。許多人為它一鞠感動之淚，許多人把自己的經(jīng)歷細細地告訴我，甚至是秘密和隱私。我相信巴爾扎克那句話了：只有出自內(nèi)心的，才能真正進入內(nèi)心。

1985年發(fā)表《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diào)查》。那時常有些古怪的念頭纏繞著我我常常驚詫于人類的甲胄或曰保護色。人類把自己包裹得那么嚴，以致許許多多的人活了一生，并沒有露出自己的本來面目。漸漸地，連本來面目也忘卻了。甲胄與人合為一體，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在適者生存的前提下，任何物種都要學會保護自己，或曰：學會偽裝和自欺。在某種意義上，人類為自己涂上的保護色有如魚的花紋或杜鵑的腹語術。

人要做自身的真正主人談何容易？！

然而，總有些人要反其道而行之，我筆下的女孩景煥便不愿認同那條既定的軌跡，她拼命想掙脫，她想獲得常軌之外的嘗試，掙脫的結果是落入冰河。然而上天給了她補償。就在她墮入了冰河的瞬間，她看見了弧光那象征全部生命意義的美麗和輝煌。

人類的創(chuàng)造力產(chǎn)生于痛苦和偏差的剎那。那是另一種人生。

而大多數(shù)人則被一種無形的力量牢牢束縛著，周而復始地在一條既定的軌跡上兜圈子，很安全，但無趣，且無意義。

智利有位學者曾說：落后和不發(fā)達不僅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會經(jīng)濟圖畫的統(tǒng)計指數(shù)，也是一種心理狀態(tài)。這句話說得很深刻。

《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diào)查》改編成電影《弧光》，是我生平第一次與電影界合作�，F(xiàn)在想起，在當時拍這樣的電影，也是需要相當?shù)挠職獾摹?/p>

打我很小的時候就有些奇思異想：走進水果店我會想起夏娃的蘋果，想起那株掛滿了蘋果的智慧之樹，想起首先吞吃禁果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徜徉在月夜的海灘，我會想象有一個手持星形水晶的馬頭魚尾怪獸正在大海里慢慢升起；走進博物館，我會突然感到那所有的雕像都一下子變得透明，像蠟燭一樣在一座空蕩蕩的石頭房子里燃燒……宇宙的豎琴彈出牛頓數(shù)字，無法理解的回旋星體把我們搞昏，由于我們欲望的想象的湖水，塞壬的歌聲才使我們頭暈([美]，威爾伯)。我想，早期支撐我創(chuàng)作的正是我對于繆斯的迷戀和這種神秘的的暈眩。

1987年寫第一部長篇《�；稹�，過了兩年才出版。二十年后再版，沈浩波說，這小說一點沒過時啊�？墒窃诋敃r，確實是被忽略的。

我寫：歷史，就是因照了太多人的面孔而發(fā)瘋的一面鏡子。我寫了當時的歷史：改革開放的背景下年輕人的生活。一個美麗的女孩，同時卻又妖冶、陰毒、險惡，一個不美的女孩，同時卻又純潔、善良、天真；然而，小說卻違反了一貫的中國式道德判定。惡由于它的真實而具有一種魅力；而善良、天真等等這些字眼卻顯得蒼白無力、令人懷疑。起碼，這些字眼是無法獨立生存的，也正因如此，美麗與不美的女孩正好構成了一個人的兩種形態(tài)：外顯與內(nèi)隱，顯性行為與潛在本性所以，在小說最后的女主人公所做的夢中，兩個女孩祼身在大海中相遇，不美的女孩問：你到底是誰？美麗的女孩回答：我是你的幻影，是從你心靈鐵窗里越獄潛逃的囚徒。

20世紀整個90年代我對寫作的熱情近于瘋狂。一口氣寫了很多的小說。

譬如很多人說看不懂的《迷幻花園》：許多年前的一個中午，兩個女孩在蘇聯(lián)專家設計的平房前聊天。一個女孩掏出三張紙牌問另一個女孩，從此她們的命運就被決定了。那三張不同顏色的紙牌分別代表生命、青春和靈魂。

這聽起來似乎十分荒誕，但卻有著一種令人心悸的真實。人生并非希臘神話里的兩頭蛇可以向任一方向前進，有取必有舍，重要的是：你到底要什么？

《銀盾》《黑瀑》《藍毗尼城》與《密鑰的故事》都深藏著隱喻，在本文集《迷幻花園》卷中我有詳細的講述，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末日的陽光》其實是個很重要的篇什，然而可能正如某個朋友所說，此篇應當二十年后再發(fā)表。它寫了一個小女孩在文革初期，被一種猩紅色的死亡氣息裹挾的另類故事，它的亦真亦幻太生不逢時了，但它始終是我最心愛的小說之一。

寫《雙魚星座》的時候，我內(nèi)心的痛苦已經(jīng)到了崩潰的邊緣。在一篇創(chuàng)作談里我寫道：……父權制強加給女性的被動品格由女性自身得以發(fā)展，……除非將來有一天，創(chuàng)世紀的神話被徹底推翻，女性或許會完成父權制選擇的某種顛覆。正如弗洛倫斯·南丁格爾膽大包天的預言：下一個基督也許將是一個女性。

這篇創(chuàng)作談當時被一些批評家認為是中國女性主義寫作的一個宣言。《雙魚星座》獲得了首屆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