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牡丹譜錄概論（代前言） 一　牡丹譜錄的界定 孔子說過，“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要研究牡丹譜錄，首先應(yīng)該為“牡丹譜錄”正名分。搞清楚牡丹譜錄的界定，才能對號入座，確定哪些文獻(xiàn)屬于純粹的牡丹譜錄，哪些文獻(xiàn)在什么情況下納入牡丹譜錄的范疇，哪些文獻(xiàn)不屬于牡丹譜錄而屬于牡丹文化范疇。只有這樣，才能檢閱牡丹譜錄的規(guī)模，評判其價值。 譜錄類文獻(xiàn)作為一種文體，在古代出現(xiàn)比較晚，最早由南宋尤袤在《遂初堂書目》中創(chuàng)設(shè)“譜錄類”而確定下來，其中就有《牡丹記》《歐公牡丹譜》以及其他花譜。清朝編輯《四庫全書》，沿用“譜錄”名稱，將這類文獻(xiàn)列入“子部”中。 那么，什么叫譜錄？所謂“譜”，東漢末年劉熙在所作《釋名·釋典藝》中解釋說：“譜，布也，布列見其事也�！彼�謂“錄”，就是記錄、抄錄。因此，譜錄就是按照事物的類別或系統(tǒng)編排記錄的文獻(xiàn)，篇幅長的是書籍，篇幅短的是文章。既然譜錄是按照事物的類別或系統(tǒng)編排記錄的文獻(xiàn)，那就只有當(dāng)某種類別的事物形成氣候，可以認(rèn)識、描繪、記錄，才可以出現(xiàn)原創(chuàng)性的譜錄，進(jìn)而出現(xiàn)抄錄各種原創(chuàng)性資料而加以整合編排的二手譜錄。 這樣便可以對“牡丹譜錄”做出界定。所謂“牡丹譜錄”，就是以牡丹為主題，記錄、排列牡丹方方面面內(nèi)容的寫實性文獻(xiàn)。牡丹譜錄只能出現(xiàn)在牡丹形成氣候之后。那么，牡丹是在什么時候蔚為大觀，被世人普遍認(rèn)識和重視的呢？唐后期的宰相舒元輿所作《牡丹賦》說：“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嘗與焉。蓋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為貴者所知，花則何遇焉！天后（武則天）之鄉(xiāng)西河也，有眾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異。天后嘆上苑之有闕，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國牡丹，日月浸盛。”唐人段成式也認(rèn)為唐朝以前未記載牡丹（詳下）。南宋鄭樵《通志》卷75說：“牡丹初無名，故依芍藥以為名。牡丹晚出，唐始有聞。” 實際上，在隋唐之前，牡丹已見于文獻(xiàn)記載。牡丹根皮作為藥材被醫(yī)家利用，藥物書籍需要記載它的性能、功效。秦漢時期的《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卷2說：“牡丹：味辛，寒。主寒熱，中風(fēng)、瘈疭、痙，驚癇邪氣，除癥堅，瘀血留舍腸胃，安五藏（五臟），療癰創(chuàng)（瘡）。一名鹿韭，一名鼠姑。生山谷。”后來，曹魏時期的《吳普本草》、舊題南朝梁陶弘景撰的《名醫(yī)別錄》等醫(yī)藥書，也都記載了牡丹根皮的藥性、療效、處理方法。這些記載雖然曾被后世的牡丹譜錄如明人薛鳳翔的《亳州牡丹史》收錄過，但它們本身還不能算作牡丹譜錄，因為它們不是人們專門為牡丹而寫的獨立的篇章，也不是對牡丹的多角度的較為系統(tǒng)的記載。 到了唐后期，段成式在《酉陽雜俎》前集卷19中寫了一段描述牡丹歷史的話：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幽冀回，至汾州眾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長安私第。天寶中，為都下奇賞。當(dāng)時名公有《裴給事宅看牡丹》詩，詩尋訪未獲。一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rèn)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乘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張乘嘗見裴通祭酒說。又房相（房琯）有言牡丹之會，琯不預(yù)焉。至德中，馬仆射（馬總）鎮(zhèn)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于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較）多少矣。韓愈侍郎有疏從子侄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xué)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為凌辱。韓知之，遂為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jīng)旬，寺主綱復(fù)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zé)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為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表n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盡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座。唯赍紫礦、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較遲一月�！睍r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fā)，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lián)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lán)關(guān)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侄且辭歸江淮，竟不愿仕。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著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興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絕佳，元和末一枝花合歡。 這一大段文字，曾被有的牡丹譜錄拆分錄文，但其本身也不能算作牡丹譜錄，因為不是專門為牡丹而寫的獨立的篇章。 牡丹譜錄文獻(xiàn)，叫法五花八門。有叫作“記”的，如北宋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有叫作“志”的，如北宋丘濬的《牡丹榮辱志》；有叫作“譜”的，如南宋陸游的《天彭牡丹譜》；有叫作“史”的，如明人薛鳳翔的《亳州牡丹史》；有叫作“述”的，如清人鈕琇的《亳州牡丹述》。但統(tǒng)稱為“譜”�，F(xiàn)存最早的牡丹譜是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但在宋代就被叫作“譜”了。周師厚《洛陽花木記》說“舊譜所謂左紫”，舊譜指的就是歐譜；又說自己“博求譜錄”，獲得“范尚書、歐陽參政二譜”，再次稱其為歐譜。上文提到的南宋尤袤，在《遂初堂書目》“譜錄類”中也記載為“《歐公牡丹譜》”。清朝增補(bǔ)明朝《群芳譜》而成書的《廣群芳譜》，把牡丹文獻(xiàn)收入卷32～34《花譜·牡丹》中。 歐陽修的“記”，是專門記載牡丹的文獻(xiàn)。牡丹譜錄中收錄的“記”，有的也是這樣的內(nèi)容，如明人王象晉編輯的《群芳譜》所收錄的南宋胡元質(zhì)的《成都記》，《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匯編·草木典》卷287《牡丹部》改題作胡元質(zhì)《牡丹譜》。《廣群芳譜》增補(bǔ)了張邦基的《陳州牡丹記》，《古今圖書集成》《香艷叢書》《植物名實圖考長編》等書也都收錄了張文，都加了《陳州牡丹記》作為標(biāo)題。但實際上，它只是張邦基《墨莊漫錄》卷9中的一則筆記，原本沒有標(biāo)題。這則文字只有寥寥250字，不足上引《酉陽雜俎》那段文字字?jǐn)?shù)（640字）的一半。張邦基寫自己于北宋末年去陳州探望父親，看到縷金黃牡丹，主人如何護(hù)養(yǎng)，當(dāng)?shù)厝巳绾螀⒂^，地方官想進(jìn)貢給開封朝廷，被當(dāng)?shù)厝司芙^。這不是陳州牡丹整體情況的概述，被別人從《墨莊漫錄》中抽出來，安了個《陳州牡丹記》的大帽子，讓人產(chǎn)生它是獨立單行的牡丹譜錄的錯覺。時下人們統(tǒng)計歷史上有多少牡丹譜錄，都把它算作單獨的一份，我認(rèn)為不妥。 《廣群芳譜》增補(bǔ)的明人袁宏道的《張園看牡丹記》，不是純粹的“牡丹記”，而是“游記”。這篇游記一共390字，其中一半篇幅寫的是游覽的時間、地點，園主的身份和態(tài)度，兩次同游人士的姓名，以及第二次來看芍藥和芍藥的具體情況�！稄垐@看牡丹記》既然收入《廣群芳譜·花譜·牡丹》中了，當(dāng)然就搭上了牡丹譜錄這趟車。但若推而廣之，將此類游記一律看作牡丹譜，那就不恰當(dāng)了。歸莊于康熙十八年（1679）寫出《看牡丹記》一文，2000字，很詳細(xì)。但康熙四十七年（1708）成書的《廣群芳譜》，康熙四十年（1701）著手編纂、雍正六年（1728）印制完成的《古今圖書集成》，都沒有收錄這篇《看牡丹記》，它當(dāng)然不能被看作獨立的牡丹譜錄文獻(xiàn)。 南宋陳景沂在《全芳備祖》前集卷2《花部·牡丹》中收錄了唐人舒元輿的《牡丹賦》，節(jié)選了唐人李德裕的《牡丹賦》。后來《亳州牡丹史》《廣群芳譜》《古今圖書集成》也都收錄牡丹賦，除了這兩篇賦，還增加了北宋蔡襄的《季秋牡丹賦》、明人徐渭的《牡丹賦》。這些文學(xué)作品也都搭上了牡丹譜錄的車。此外，五代兩宋還有徐鉉、夏竦、宋祁、蘇籀創(chuàng)作的《牡丹賦》，但沒有被牡丹譜錄文獻(xiàn)收錄，我認(rèn)為不能依此類推而把它們看作單獨的牡丹譜錄文獻(xiàn)。 二　最早的牡丹譜錄 清人鈕琇的《亳州牡丹述》說：“賈耽《花譜》云：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天寶中，得紅、紫、淺紅、通白四本，移植于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明皇引太真玩賞，李白進(jìn)《清平調(diào)》三章，而牡丹之名于是乎著�！扁o琇言之鑿鑿，煞有介事，實際上是他弄錯了。 賈耽（730～805），字敦詩，中唐高官，地理學(xué)家。假若賈耽真的著有《花譜》，那么，牡丹譜錄文獻(xiàn)早在唐代就出現(xiàn)了。但賈耽著《花譜》這件事，沒有歷史根據(jù)，也沒見別人這么說。這段“木芍藥”云云的文字，它的原文很詳細(xì)，是晚于賈耽的晚唐人李濬《松窗雜錄》中的一則文字。北宋人樂史（930～1007）撰小說《楊太真外傳》，基本上全文照搬《松窗雜錄》這則文字。《松窗雜錄》的原文是這樣的：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于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月夜召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翰林學(xué)士李白進(jìn)《清平樂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fēng)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一枝紅艷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薄懊�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fēng)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桿�！饼斈赍嵋栽~進(jìn)，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diào)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lǐng)意甚厚。上因調(diào)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飾繡巾重拜上意。龜年常話于五王，獨憶以歌得自勝者無出于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于他學(xué)士。會高力士終以脫烏皮六縫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xué)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碧�真頗深然之。上嘗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 因此，所謂賈耽的《花譜》純屬子虛烏有，當(dāng)然不是最早的牡丹譜錄文獻(xiàn)。 清人計楠《牡丹譜自序》說歷來為牡丹作譜，“宋鄞江周氏有《洛陽牡丹記》。唐李衛(wèi)公有《平泉花木記》。范尚書、歐陽參政有譜。范述五十二品，歐述于錢思公樓下小屏間細(xì)書牡丹名九十余種，但言其略。胡元質(zhì)作《牡丹記》，陸放翁作《天彭記》，張邦基作《陳州牡丹記》，薛鳳翔作《亳州牡丹史》，夏之臣作《牡丹評》，惟王敬美所述種法獨詳�！抖�如亭群芳譜》所記有一百八十余種，鈕玉樵《亳州牡丹述》一百四十三種。近時懷寧余伯扶有《曹州牡丹譜》五十六種”。按照他的說法，唐人李德裕的《平泉花木記》是最早的牡丹譜錄。 李德裕（787～850），字文饒，唐文宗、唐武宗時期的宰相，進(jìn)封太尉、衛(wèi)國公。所謂《平泉花木記》，正確名稱是《平泉山居草木記》，記載李德裕在洛陽平泉山居栽培來自各地的種種花木，說： 木之奇者，有天臺之金松、琪樹，嵇山之海棠、榧檜，剡溪之紅桂、厚樸，海嶠之香檉、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鐘山之月桂、青颼、楊梅，曲房之山桂、溫樹，金陵之珠柏、欒荊、杜鵑，茆山之山桃、側(cè)柏、南燭，宜春之柳柏、紅豆、山櫻，藍(lán)田之栗梨、龍柏。其水物之美者，荷有洲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蓮，茅山東溪之芳蓀。……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百葉木芙蓉、百葉薔薇，永嘉之紫桂、簇蝶，天臺之海石楠。……又得鐘陵之同心木芙蓉，剡中之真紅桂，嵇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苑、貞桐、山茗、重臺薔薇、黃槿，東陽之牡桂、紫石楠，九華山藥樹天蓼、青櫪、黃心子、朱杉、龍骨（闕二字）�！�…復(fù)得宜春之筆樹、楠稚子、金荊、紅筆、密蒙、勾栗木，其草藥又得山姜、碧百合。 這份清單沒有提到本地牡丹，所以不是最早的牡丹譜錄。 李娜娜、白新祥、戴思蘭、王子凡的論文《中國古代牡丹譜錄研究》（《自然科學(xué)史研究》2012年第1期），按寫作順序列表排列牡丹譜錄，排在前4位的是：（1）986年成稿的僧仲休《越中牡丹花品》，殘存序言；（2）1011年成稿的胡元質(zhì)《牡丹譜》，今存；（3）1030年成稿的錢惟演《花品》，已佚；（4）1034年成稿的歐陽修《洛陽牡丹記》，今存。旅華日本留學(xué)生久保輝幸的論文《宋代牡丹譜考釋》（《自然科學(xué)史研究》2010年第1期），前兩種列的是僧仲休的《越中牡丹花品》和錢惟演的《花品》，但認(rèn)為錢惟演的《花品》“約成于天圣十年（1032）”，“其形式是在一個小屏風(fēng)上記載了90多個牡丹品種”。 先來看看胡元質(zhì)的《牡丹譜》。胡元質(zhì)（1127～1189），字長文，平江府長洲（今江蘇蘇州市）人。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進(jìn)士。歷官校書郎、禮部郎官、右司諫、起居舍人、中書舍人、給事中、和州知州、太平州知州、江東安撫使、建康府知府，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起，接替范成大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府知府，一共3年。其《牡丹譜》開頭說：“大中祥符辛亥春，府尹任公中正宴客大慈精舍，州民王氏獻(xiàn)一合歡牡丹�！贝笾邢榉�辛亥，即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即公元1011年，李娜娜等作者把胡元質(zhì)《牡丹譜》寫作年份確定在這一年。在李娜娜等人提出這個說法之前10年，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02年版藍(lán)保卿、李嘉玨、段全緒主編的《中國牡丹全書》下冊第851頁，就有“最早為牡丹作譜，應(yīng)是宋代僧人仲休的《越中牡丹花品》（986），之后有胡元質(zhì)的《牡丹譜》（1011）”的說法。問題是大中祥符四年還沒有胡元質(zhì)這個人，116年后他才出生，他怎么寫作這份《牡丹譜》？他在《牡丹譜》中說的“大中祥符辛亥春”，是在追述以前的事情；后面又說：“今西樓花數(shù)欄，不甚多，而彭州所供率下品。范公成大時以錢買之，始得名花。提刑程公沂預(yù)會，嘆曰：‘自離洛陽，今始見花爾�！�程公，故洛陽人也�！蹦纤侮懹巫珜憽短炫砟档ぷV》，記載成都北面彭州的牡丹；南宋人范成大買彭州名花；程沂是“故洛陽人”，稱“自離洛陽”，是南渡人的口氣。這些都是南宋時期的事情，怎么可能出現(xiàn)在北宋真宗時的牡丹譜中？所以，胡元質(zhì)的《牡丹譜》是南宋時期的作品，當(dāng)然不是一些人所說的最早的牡丹譜錄。 再來看看所謂錢惟演的《花品》。錢惟演（977～1034），字希圣，錢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吳越國王錢俶之子。從父歸順北宋后，歷任右神武將軍、太仆少卿、工部尚書、崇信軍節(jié)度使等。他以樞密使任河南府兼西京留守時，歐陽修在其幕僚擔(dān)任推官。李娜娜等人確定錢惟演的《花品》“成書時間”為1030年，久保輝幸推測“約成于天圣十年（1032）”，分別在錢惟演去世前兩年和前四年之時。關(guān)于錢惟演作《花品》一事，只有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有記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于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后，細(xì)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種�！�余時不暇讀之�！彼�謂“欲”，是打算、想要，即作《花品》僅是錢惟演的計劃，是未然行為，最終也沒有成為已然行為。那么，寫在屏風(fēng)上的牡丹品種名稱，只相當(dāng)于所搜集的凌亂資料，還沒有分類排座次，沒有編次成文，不能夠作為文本流傳，不能等同于已成書的《花品》，不然何以要說“欲”？所以，所謂錢惟演的《花品》是最早的牡丹譜錄的說法，也不能成立。 現(xiàn)在就剩下僧仲休的《越中牡丹花品》和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需要考察了。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10“農(nóng)家類”記載：“《越中牡丹花品》二卷，僧仲休撰。其序言：‘越之所好尚惟牡丹，其絕麗者三十二種。始乎郡齋，豪家名族，梵宇道宮，池臺水榭，植之無間。來賞花者不問親疏，謂之看花局。澤國此月多有輕云微雨，謂之養(yǎng)花天。里語曰：“彈琴種花，陪酒陪歌�！薄�末稱‘丙戌歲八月十五日移花日序’。丙戌者，當(dāng)是雍熙三年（986）也�！边@段序言文字，又被薛鳳翔錄入《亳州牡丹史》卷3《花考》中�！对街心档せㄆ贰返钠溆鄡�(nèi)容，已經(jīng)完全失傳。它可以算是最早的牡丹譜錄，但不是現(xiàn)存最早的牡丹譜錄。現(xiàn)存最早的牡丹譜錄是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 三　專題牡丹譜錄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 李娜娜等作者上揭文指出，“自公元986年至1911年的925年間，在中國共誕生了41部牡丹譜錄”；“其中16部現(xiàn)存于世，5部殘存，20部惜已佚失”。并附表說明具體情況。 我認(rèn)為，要想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精確可靠有說服力，必須具備三個前提。其一，給“牡丹譜錄”做出界定，來衡量、判斷某份作品是否可以單獨算作一部牡丹譜錄。其二，對于作品名稱沒有明顯“牡丹”標(biāo)志的已佚作品，舉出確認(rèn)它算作一部牡丹譜錄的理由。其三，查閱宋遼金元明清所有文獻(xiàn)。 現(xiàn)在來分析一下。這第三個前提不容易做到，因為文獻(xiàn)太多了，相當(dāng)多的文獻(xiàn)無法找到。現(xiàn)在有今人編的大部頭總集排印本問世，《全宋文》全套360冊，《全遼金文》全套3冊，《全元文》全套60冊。明清文獻(xiàn)更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出版的《清代詩文集匯編》，全套800冊，收書4058種；明代還找不到這么集中的書籍可供查閱。此外還有很多叢書、地方志書籍。查不完這些書籍，怎么敢斷言共有多少部牡丹譜錄。清人王鍾編纂、胡人鳳續(xù)纂的《法華鄉(xiāng)志》卷3《土產(chǎn)·花卉之屬》首列“牡丹”30多種；卷8《遺事》還說：“牡丹，自宋以來出洛陽，而盛于吳下。前明上澳曹仲明所譜十五種奇品，時珍貴之�！狈ㄈA鄉(xiāng)、上澳，都在今上海市區(qū)內(nèi)，前者是今長寧區(qū)，后者是今徐匯區(qū)，一西北、一東南，二者毗鄰。這部明朝上澳人曹仲明編寫的《牡丹譜》，李娜娜等人沒有提到，不在他們的統(tǒng)計數(shù)內(nèi)。 第二個前提，在原作已佚的情況下，只能靠考證和推論，拿不準(zhǔn)的怎么可以斷定它就是一部獨立的牡丹譜錄？比如李娜娜附表第10位，輕率地把作品名稱定為《牡丹譜》，交代書名依據(jù)周師厚《洛陽花木記》和潘法連《讀中國農(nóng)學(xué)書錄·札記八則》，并交代這部牡丹譜錄的作者是范純?nèi)剩�成書�?027～1101年其在世期間，記載牡丹品種52個。 然而周師厚的《洛陽花木記》沒有說這部作品叫《牡丹譜》，而是稱之為“范尚書譜”。原話如下：“元豐四年，余佐官于洛，吏事之暇，因得從容游賞。居歲余矣，甲第名園，百未游其十?dāng)?shù)，奇花異卉，十未睹其四五。于是博求譜錄，得唐李衛(wèi)公《平泉花木記》，范尚書、歐陽參政二譜，按名尋討，十始見其七八焉。然范公所述者五十二品，可考者才三十八；歐之所錄者二篇而已，其敘錢思公雙桂樓下小屏中所錄九十余種，但概言其略耳，至于花之名品，則莫得而見焉。因以予耳目之所聞見，及近世所出新花，參校二賢所錄者，凡百余品，其亦殫于此乎！”周師厚《洛陽花木記》，記載洛陽牡丹109種，牡丹以外的花卉419種。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記》如上所述，偏偏沒提到洛陽牡丹。沿著這條思路，“范尚書……所述五十二品”，應(yīng)該也是洛陽“花木”的數(shù)目。 這位范尚書究竟是誰？六部尚書比參知政事（副宰相）職務(wù)低，“范尚書”能夠排在“歐陽參政”前面，只能是比參知政事歐陽修年長的尚書。李娜娜等人把他說成是比歐陽修（1007～1072）小20歲的吏部尚書范純?nèi)剩?027～1101），應(yīng)該弄錯了。久保輝幸上揭文指出：“中田勇次郎推測范尚書或是范純?nèi)剩�黃雯推測是范仲淹（989～1058年）。范仲淹與范純?nèi)适歉缸雨P(guān)系。筆者考察發(fā)現(xiàn)，周師厚因為娶了范仲淹之女，與范氏父子有姻親關(guān)系。周師厚的《洛陽花木記·自序》寫于元豐五年（1082年），范純?nèi)视诖撕蟮脑�祐元年（1086年）才升任吏部尚書（次年周師厚辭世）。因此，當(dāng)周師厚寫自序時，純?nèi)饰瓷�任尚書。范仲淹于皇祐四年（1052年）辭世后，被追贈兵部尚書。就時間順序而言，周師厚所說的范尚書或以范仲淹可信一些。不過，北宋還有一位‘范尚書’，即范雍（979～1046年），他最后的官位是禮部尚書（卒后被贈太子太師）。他們究竟誰才是周師厚說的‘范尚書’還有待進(jìn)一步的考證。” 今按：周師厚《洛陽花木記》說：“玉千葉，白花，無檀心，瑩潔如玉，溫潤可愛。景祐中，開于范尚書宅山篦中�！敝腥A書局2011年版楊林坤譯注本《牡丹譜》第116頁為之作注，指出：“范尚書：即范雍（981～1046），字伯純，河南洛陽人。宋真宗咸平初進(jìn)士，為洛陽主簿，累官至殿中丞、兵部員外郎、陜西轉(zhuǎn)運使，以安撫使督鎮(zhèn)慶原諸羌，世稱‘老范’，范仲淹為‘小范’。后拜樞密副使，徙河南府，遷禮部尚書，卒，謚忠獻(xiàn)�！币虼耍�周師厚所說的“范尚書……所述五十二品”，應(yīng)該是比歐陽修年長28歲的范雍。歐陽修《洛陽牡丹圖》詩說：“四十年間花百變。”如果范雍所記的是牡丹52種，怎么晚輩歐陽修《洛陽牡丹記》所記洛陽牡丹只有24個品種，豈不是越變越少了？半個世紀(jì)后周師厚《洛陽花木記》記載洛陽牡丹109種，其中做出詳細(xì)描述的55種，與歐陽修不同者46種，相同者9種。因此可見，范尚書記載的52種應(yīng)該是花木，他的這份譜錄是花譜，而不是牡丹譜，不應(yīng)該算作牡丹譜錄中的一部。 此外，根據(jù)我前面的分析，李娜娜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把所謂錢惟演的《花品》也算上一部，失于考察，缺乏說服力。 至于第一個前提，給“牡丹譜錄”做出界定，這原本是見仁見智、因人而異的事，不能強(qiáng)求，只要符合自己的邏輯，能夠自圓其說就行。 對于“其中16部現(xiàn)存于世，5部殘存”，李娜娜附表具體指出完整存世的16部是：（1）胡元質(zhì)《牡丹譜》，（2）歐陽修《洛陽牡丹記》，（3）周師厚《洛陽牡丹記》（郭紹林按，即《洛陽花木記》中的《敘牡丹》單列成篇），（4）張邦基《陳州牡丹記》，（5）陸游《天彭牡丹譜》，（6）丘璿（郭紹林按：應(yīng)作丘濬）《牡丹榮辱志》，（7）姚燧《序牡丹》，（8）高濂《牡丹花譜》，（9）薛鳳翔《亳州牡丹史》，（10）夏之臣《評亳州牡丹》，（11）嚴(yán)氏《亳州牡丹志》，（12）蘇毓眉《曹南牡丹譜》，（13）鈕琇《亳州牡丹述》，（14）余鵬年《曹州牡丹譜》，（15）計楠《牡丹譜》，（16）趙世學(xué)《新增桑籬園牡丹譜》。殘存于世的5部是：（1）僧仲休（郭紹林按：應(yīng)作僧仲殊）《越中牡丹花品》，殘存序言；（2）趙郡李述《慶歷花品》，殘存品種目錄；（3）沈立《牡丹記》，殘存其序；（4）晁國干《綺園牡丹譜》，殘存其序；（5）彭堯諭《甘園牡丹全書》，殘缺。 附表中所列的，有我認(rèn)為不能單獨算作一部牡丹譜錄的作品，如張邦基的《陳州牡丹記》。但李娜娜等作者自有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當(dāng)尊重。只是既然把張邦基的《陳州牡丹記》算作完整存世的一部，為什么不把性質(zhì)相同、內(nèi)容相似的袁宏道《張園看牡丹記》、歸莊《看牡丹記》作為完整存世的兩部統(tǒng)計在內(nèi)呢？袁宏道《張園看牡丹記》可是《廣群芳譜·花譜·牡丹》和《古今圖書集成·牡丹部》都收進(jìn)去的文獻(xiàn)。 四　另類牡丹譜錄 與專題牡丹譜錄并行不悖的，還有另外一種類型的牡丹譜錄，即多種花木綜合譜錄中的牡丹卷、類書中的牡丹卷。它們皆系抄撮現(xiàn)成文獻(xiàn)，按照內(nèi)容、文體、時代順序編排而成，篇幅比絕大多數(shù)專題牡丹譜錄大得多。它們雖然不是原創(chuàng)作品，沒有提供新資料，但在保存小篇幅牡丹文獻(xiàn)，提供認(rèn)識線索，集中閱讀，全方位把握等方面，有著原創(chuàng)性專題牡丹譜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這類書很有市場。 南宋陳景沂編纂的《全芳備祖》，《前集》27卷，《后集》31卷，著錄植物150多種，種類比較全備，又是從文獻(xiàn)學(xué)的角度去追根溯源的，所以書名為《全芳備祖》。“牡丹”在書中占1卷篇幅，編為《前集》卷2《花部·牡丹》。編者搜集關(guān)于牡丹的譜錄、雜記、辭賦詩詞，分作“事實祖”、“賦詠祖”、“樂府祖”幾類加以編排。 明末清初人陳淏子編纂的《花鏡》，一共6卷�！澳档ぁ笔窃摃�卷3《花木類考》中的一部分，敘述牡丹的栽培護(hù)養(yǎng)技術(shù)，記載各色牡丹131種，并簡要介紹各自的具體情況。 明人王象晉編纂的《二如亭群芳譜》，一共30卷�！澳档ぁ痹跁�中不足1卷，與其余12種花并列在“花部”卷2《花譜二》中。清人汪灝、張逸少等人，奉康熙詔對《群芳譜》加以增補(bǔ)，成書定名為《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共100卷�！澳档ぁ眱�(nèi)容擴(kuò)充為3卷，即卷32、卷33、卷34，各卷各題《花譜·牡丹》一、二、三�！稄V群芳譜》將一些牡丹譜錄按文體拆分抄錄，收羅大量辭賦詩詞，唐人蘇恭、宋人蘇頌、明人李時珍等所著藥物學(xué)著作中關(guān)于牡丹的記載，以及散見于文集、筆記中的短篇文章，如北宋周師厚《洛陽花木記》的自序，北宋蘇軾的《牡丹記序》（即為沈立《牡丹記》作的序），兩宋之際張邦基的《陳州牡丹記》，南宋胡元質(zhì)的《牡丹譜》，南宋周密的《乾淳起居注》片段，明人夏之臣的《評亳州牡丹》，明人袁宏道的《張園看牡丹記》，明人孫國敉的《燕都游覽志》片段，明人劉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片段等�？墒棺x者集中閱讀，減省尋覓、翻檢之勞。 清朝康熙、雍正時期陳夢雷、蔣廷錫先后主持編纂的特大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全書總共1萬卷。其中《博物匯編·草木典·牡丹部》一共6卷，卷287、卷288為牡丹部《匯考》一、二，卷289、卷290、卷291為牡丹部《藝文》一、二、三、四，卷292為牡丹部《紀(jì)事》《雜錄》《外編》。這6卷分量很大，收羅牡丹文獻(xiàn)最多。有的牡丹譜錄全文原封不動地錄入，有的摘錄一部分內(nèi)容并打散排列（薛鳳翔《亳州牡丹史》）。上述李娜娜附表提到的元人姚燧的《序牡丹》，別的牡丹譜錄沒有收錄，但《古今圖書集成》錄入卷289中。 此外，明人慎懋官編纂的《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在卷6中設(shè)有“牡丹”一目，抄錄一些牡丹譜錄、雜記小說、詩歌。清人吳其濬編纂的《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在卷11《芳草》中設(shè)有“牡丹”一目，抄錄一些牡丹譜錄。兩書的牡丹部分，篇幅都比較長，但沒有多少文獻(xiàn)價值。清人吳寶芝《花木鳥獸集類》卷上的《牡丹花》條，從內(nèi)容到編排，都了無新意，不足掛齒。 五　牡丹譜錄的價值 本書所收錄的歷代牡丹譜錄，有北宋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周師厚的《洛陽花木記》、丘濬的《牡丹榮辱志》，南宋陸游的《天彭牡丹譜》、陳景沂的《全芳備祖》，明人薛鳳翔的《亳州牡丹史》、高濂的《遵生八箋》，清人鈕琇的《亳州牡丹述》、陳淏子的《花鏡》、汪灝和張逸少增補(bǔ)明人王象晉《二如亭群芳譜》的《廣群芳譜》、蘇毓眉的《曹南牡丹譜》、余鵬年的《曹州牡丹譜》、計楠的《牡丹譜》、趙世學(xué)增補(bǔ)趙克勤（趙孟儉）《�；h園牡丹譜》的《新增桑籬園牡丹譜》。此外，元人姚燧的《序牡丹》，被人們看作牡丹譜錄。元人耶律鑄的《天香臺賦》《天香亭賦》，都是以牡丹為主題的辭賦，以正文加夾注的形式記錄了120個牡丹品種，并就其中50種或做出具體描繪，或利用品名的表面意思生發(fā)出藝術(shù)意象。夾注中所引用的古代牡丹譜錄，有已經(jīng)失傳而不為他書提及的《青州牡丹品》《奉圣州牡丹品》《陳州牡丹品》《總敘牡丹譜》《麗珍牡丹品》《牡丹續(xù)譜》多種，以及《花木記》《花木后記》《花譜》《道山居士錄》《河南志》等記載的牡丹。這兩篇辭賦都是大肆鋪張、描繪、虛夸、聯(lián)想、比擬的文學(xué)作品，不是寫實性的譜錄，但有賴于這兩篇賦，我們才得以知道那些失傳的牡丹譜錄和牡丹品種的情況，不妨將它們當(dāng)作準(zhǔn)譜錄對待。因此，本書也將姚燧的《序牡丹》和耶律鑄的兩篇牡丹賦收錄進(jìn)來，以彌補(bǔ)元朝牡丹譜錄闕如之缺憾。這樣，本書收錄牡丹譜錄和準(zhǔn)譜錄一共17種，若從《廣群芳譜》包含《群芳譜》并能顯示其原樣來看，實際為18種。其中《亳州牡丹史》《廣群芳譜》，包含一些散見于文集、筆記、目錄學(xué)著作、醫(yī)藥學(xué)著作的短篇牡丹文章和殘篇零句。那么，現(xiàn)在已知的歷代完整的和殘缺的牡丹譜錄，本書中大致算是齊全了。 有3種牡丹譜錄沒有收入本書中，需要交代一下理由。不著撰人名氏的《亳州牡丹志》沒有收錄，這是1卷小品，內(nèi)容不足《亳州牡丹史》十分之一，簡單介紹若干牡丹品種，與《亳州牡丹史》內(nèi)容重復(fù)。其后羅列《宋單父種牡丹》等雜事4條，與亳州毫不相干，甚為荒唐，且已見于其他牡丹譜錄。劉輝曉道光十九年（1839）作的《綺園牡丹譜序》沒有收錄，因為晁國干的《綺園牡丹譜》已佚，這篇序還是白居易作歌、歐陽修作記，“沉香亭君王帶笑，仙春館妃子留痕”之類的老調(diào)，沒有實質(zhì)性的內(nèi)容�！豆沤駡D書集成》那6卷牡丹文獻(xiàn)也沒有收錄，因為其中包含的牡丹譜錄，已經(jīng)收錄于本書中，并做出注釋和譯文，沒必要重復(fù)。至于《古今圖書集成》收錄的牡丹游記、辭賦、詩詞，分量比《亳州牡丹史》《廣群芳譜》所收錄的多得多，但那些文獻(xiàn)不屬于牡丹譜錄范疇，應(yīng)該作為牡丹文化另行處理。 本書收錄的牡丹譜錄及準(zhǔn)譜錄，按照時代順序排列，以彰顯牡丹譜錄的發(fā)展過程，體現(xiàn)其間的因革變化關(guān)系。我在各譜的《評述》中，對其作者情況、成稿原因和背景、文本內(nèi)容和結(jié)構(gòu)、編纂手法、內(nèi)容得失、影響、流傳情況以及整理所依據(jù)的底本和參校本等，做出詳細(xì)而具體的介紹。《評述》中的一部分內(nèi)容，相當(dāng)于對該譜的整體點評，意在起到導(dǎo)讀作用。再加上前文已經(jīng)辨析過最早的牡丹譜錄，這里就沒必要再來勾勒中國牡丹譜錄歷史的發(fā)展脈絡(luò)和基本輪廓了，也沒必要重復(fù)介紹各譜的具體情況了，只需宏觀地籠統(tǒng)地說說牡丹譜錄的學(xué)術(shù)價值。 我把牡丹譜錄分作原創(chuàng)性作品和抄撮性作品兩類。原創(chuàng)性作品是作者親歷的，或雖非親歷但多次聽聞親歷者述說而為之代筆記錄的（如《亳州牡丹述》）。這類作品最有生氣、最有價值，篇幅長的反映的情況是平面是立體，篇幅短的反映的情況是斑點是線條。它們提供的信息是新東西，至少是在前人信息的基礎(chǔ)上增添了新東西。這些原創(chuàng)性牡丹譜錄，從總體上構(gòu)建起農(nóng)學(xué)范疇的牡丹學(xué)科體系，也從總體上構(gòu)建起美學(xué)范疇的牡丹鑒賞體系，使得自然科學(xué)與人文情懷融為一體。這些原創(chuàng)性牡丹譜錄，使我們看到從宋朝而明朝而清朝，牡丹勝地從河南洛陽向安徽亳州、山東曹州的發(fā)展，以及彼此地位的消長；也看到四川、江南等地牡丹的發(fā)展?fàn)顩r。這些文獻(xiàn)對于牡丹的育苗、分株、移植、嫁接、灌溉、施肥、打剝、越冬、運輸、保鮮、病蟲害防治、護(hù)養(yǎng)等方面，總結(jié)出一整套科學(xué)方法，且有地區(qū)間的差異。另外，這些原創(chuàng)性牡丹譜錄，又讓我們看到牡丹品種命名中歷史、神話、宗教、自然、科技等文化因素的綜合利用，體現(xiàn)出多元的全方位的審美情趣；也看到全民參與觀賞牡丹的習(xí)俗和愉悅，看到不同時期的人們是如何生活的，各地區(qū)之間物質(zhì)文化、精神文化的溝通和交流，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物質(zhì)文明、精神文明的巨大力量，以及牡丹和農(nóng)業(yè)、商業(yè)、社會生活、上下級應(yīng)酬、園林藝術(shù)等方面的關(guān)系。這些情況我不必舉例，讀者只消看看這些譜錄即可找到例證。 抄撮性作品如《廣群芳譜》、《古今圖書集成》和《亳州牡丹史》的后半部分，它們是編纂者抄錄他人現(xiàn)成資料編排而成的，并沒有提供自己的新東西。這類作品往往有很多缺點錯誤，編纂者在抄撮資料時，沒有認(rèn)真考證鑒別，把大量的文學(xué)虛構(gòu)和杜撰當(dāng)作牡丹發(fā)展的歷史資料。有時把作者名、書名、篇名弄錯，有時把作品的著作權(quán)張冠李戴。抄錄辭賦詩詞，亂改標(biāo)題，亂刪自序和自注，將其中用以解讀作品的時間、地點、人名、職務(wù)、寫作緣由、用韻情況等文字悉數(shù)刪除，讓人無從確切把握辭賦詩詞的含義。所摘錄的詩詞散句，并非詩詞中描寫牡丹的警句。在壓縮引文文字時，過分減損，致使文氣不順，面目全非，含義混亂。甚至將戲稱黑水牛為黑牡丹，以及把實際上是描寫玉蕊花、芍藥花的作品，當(dāng)作牡丹文獻(xiàn)錄入�！豆沤駡D書集成》這方面的問題很少，編者學(xué)識較高。但這類抄撮性牡丹譜錄，也有它的用處。 其一，所抄撮的資料來源廣泛，內(nèi)容豐富，分門別類排列，便于讀者集中閱讀，按圖索驥，順藤摸瓜，可以在較短時間內(nèi)較為全面地了解牡丹情況，特別是不易見到的短篇牡丹文獻(xiàn)，可以在這里讀到。 其二，能了解一些偏僻地區(qū)的牡丹情況。比如《廣群芳譜》所增補(bǔ)的金章宗《云龍川泰和殿五月牡丹》，描寫他在今河北赤城縣西南的行宮五月份觀賞牡丹，可見燕山北麓，天氣寒冷，牡丹開放比中原地區(qū)晚兩個月。這則資料對于研究歷史時期的氣候以及古今變化，也有相當(dāng)?shù)膬r值。書中還有金朝、元朝人的詩歌作品，描寫燕京（今北京市）、上都（今內(nèi)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lán)旗北）等地的牡丹情況，這些內(nèi)容在純粹的原創(chuàng)性的牡丹譜錄中是找不到的。 其三，可用以�？惫偶�。我曾發(fā)表論文《說唐代洛陽惠林寺》（《河洛文化論叢》第5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附帶辨析一首唐詩中“惠林”的說法�！度�唐詩》卷686載吳融的詩《僧舍白牡丹二首》，云：“侯家萬朵簇霞丹，若并霜林素艷難。合影只應(yīng)天際月，分香多是畹中蘭。雖饒百卉爭先發(fā)，還在三春向后殘。想得惠林憑此檻，肯將榮落意來看？”尾聯(lián)所說“惠林”，我理解為吳融在說僧人。但今人劉佑平對吳融這首詩作注釋，說：“惠林：惠林寺，在洛陽�！保�陳貽焮主編《增訂注釋全唐詩》第4冊，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3，第1181頁）玩味詩句，我認(rèn)為劉佑平的說法不靠譜。第一，唐詩提到具體寺院，題目上往往會明確指出是某寺，如沈佺期《九真山凈居寺謁無礙上人》，杜甫《謁真諦寺禪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岑參《登嘉州凌云寺》，嚴(yán)維《奉和皇甫大夫夏日游花嚴(yán)寺》，張祜《題重居寺》《題蘇州思益寺》等；而吳融這兩首詩的題目卻只說“僧舍”。吳融若不肯明說，這句詩中可用符合平仄格律的代稱，如“鶴林”、“伽藍(lán)”、“梵宮”、“祇園”等，他卻沒有這樣做。第二，從語義來看，這句詩中的“惠林”應(yīng)該是指僧人的�！跋氲没萘謶{此檻，肯將榮落意來看？”吳融猜想這位僧人身體倚靠在護(hù)花欄桿上，觀看著白牡丹，于是調(diào)侃他是否從牡丹的開謝盛衰，悟出了人世間榮辱興衰的道理。如果理解為“惠林寺”，“寺”怎么倚靠在欄桿上呢？如果理解為“在惠林寺”，這句便沒有了吳融設(shè)想的賞花主體，那么，是由誰“肯將榮落意來看”呢？最后，律詩限定字?jǐn)?shù)，為了讓每個字都承載含義，作者一般都注意避免重復(fù)使用同一個字。而這首七律，卻用了“霜林”、“惠林”兩個“林”字，我以為必是傳抄中出現(xiàn)了錯誤。我認(rèn)為“惠林”并非這位僧人的真實法名，而是用了前代高僧的典故。唐詩中常以前代僧人代指當(dāng)代僧人，提到的有生公（竺道生）、支公（支遁，即支道林）、遠(yuǎn)公（慧遠(yuǎn)）等。但唐以前的著名僧人，沒有法名叫作惠林的，因此，這首七律中的“惠林”，應(yīng)是“惠休”，是讀者在傳抄中因“休”“林”二字字形相似而抄錯了�；菪菟仔諟�，又稱湯休，是南朝劉齊的著名僧人，后常借作高僧的代稱。唐人徐夤《寄僧寓題》詩即說：“佛頂抄經(jīng)憶惠休，眾人皆謂我悠悠�！卑选盎菪荨闭`寫成“惠林”，古今不乏其例。如《全唐詩》卷283載唐人李益《贈宣大師》詩說：“一國沙彌獨解詩，人人道勝惠林師�！苯袢巳卫^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第三卷（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8），第818頁上有“惠林”的索引，注明見正文第14頁，但第14頁卻是“惠休”，索引頁弄錯了。 我當(dāng)時這樣寫論文，是因為沒有找到資料�？眳侨谶@首詩的用字，只能做一些推測。論文發(fā)表后，檢得明萬歷刻本薛鳳翔《亳州牡丹史》卷4《藝文志》所收錄本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御定佩文齋廣群芳譜》卷33所收錄本詩，皆作“想得惠休憑此檻”，于是疑問渙然冰釋。由此可以想象，眾多抄撮性牡丹譜錄引用那么多文獻(xiàn)，若好好利用，在古籍整理中可以起到�？蔽淖值淖饔谩� 其四，個別作品用語比通行本活潑有趣。《廣群芳譜》收錄南宋李銓《點絳唇》詞，云：“十二紅欄，帝城谷雨初晴后。粉拖香逗，易惹春衫袖。/／把酒題詩，遐想歡如舊�；ㄖ�否，故人消瘦，長憶同攜手�！苯袢司帯度�宋詞》，在第4冊第2513頁上，據(jù)《全芳備祖》前集卷2《牡丹門》錄本詞，幾處與《廣群芳譜》錄文有異，造語平平，不出前人窠臼。《廣群芳譜》作“十二紅欄”，《全芳備祖》作“一朵千金”，后者不如前者有氣勢。《廣群芳譜》作“粉拖香逗，易惹春衫袖”，《全芳備祖》作“粉拖香透，雅稱群芳首”，后者不如前者彼此感通且有情致。所以，在確定古人作品時，這類抄撮性牡丹譜錄可以用來鑒別、選擇。 總之，在以人為中心的紀(jì)傳體史書、以時間為順序的編年體史書、以事件為線索的紀(jì)事本末體史書以外，牡丹譜錄文獻(xiàn)為人們開辟了新的認(rèn)識領(lǐng)域，豐富了人們的歷史認(rèn)知，值得人們重視和利用。 凡　　例 一、本書收錄北宋以來歷代牡丹譜錄及準(zhǔn)譜錄，加以整理和研究，整體工作包括錄文、分段、標(biāo)點、�？�、注釋、翻譯、評析等項。選擇底本兼顧高質(zhì)量版本、原始版本和易于尋找的版本。 二、錄文用簡體字，個別字保留原文異體字。標(biāo)點符號依據(jù)橫排本格式。 三、古人引用文句往往靈活，或與原書行文不盡一致，或盡量壓縮，或依據(jù)版本不同用字亦不同。凡牡丹譜錄中引文大意與原書基本一致者，不按照原書更改。凡明顯錯字而沒有可據(jù)�？钡奈墨I(xiàn)者，徑直改正，說明理由。�？庇洸粏瘟�，并入注釋中。 四、注釋用以解釋原文涉及的人物、著作、職官、地理、典故、引文、生僻詞、難句、名物、制度、習(xí)俗、節(jié)令、宗教義理等。難字、多音字注出漢語拼音。注釋凡不需要舉證例句者，則從略。 五、帝王紀(jì)年在隨后的括號內(nèi)注出公元年份。古代地名注出今地名。州郡、軍鎮(zhèn)是當(dāng)時的地區(qū)，所注今地名僅是其官署所在地。 六、翻譯的原則是信、達(dá)、雅。“信”則要求譯文忠實于原文，含義不走樣，因此，原文弄錯了，譯文也要照著譯，不做矯正、更改。牡丹譜錄的散文譯為白話文，采取直譯方式，為了與原文對應(yīng)，譯文有時用語累贅。牡丹譜錄中的詩詞譯為白話文，一律押韻。為了押韻和說透含義，有的地方將被譜錄刪掉的詩詞作品的標(biāo)題和作者自注中的內(nèi)容，以及作品運用的典故，查核原書，組織在譯文中；有的地方調(diào)整了語序；有的地方添加了原作的潛臺詞或符合邏輯的延伸詞語。凡由于原書散文引用古籍刪削過甚以至于難以理解或造成誤解的，譯文做出補(bǔ)救，字句列入【】中，以示系譯者添加。 七、牡丹譜錄為了表示對人的尊重，所提到的古人、時人，除晚輩外，往往不稱其名，而稱其字、號、郡望、封爵、謚號、官職或官職的古稱代稱雅稱以及任職地等。這樣，同一個人有多種稱謂，既不統(tǒng)一，又很生疏，對于讀者閱讀理解本書十分不便。今日稱某人真實姓名，并不含有不尊重其人的成分。為了一目了然，譯文舍棄了原書表示對人尊重的用意，將能弄清楚的古人一律使用其正規(guī)姓名。但序、跋中所稱譜錄作者及其長輩的字、號，保持原有語氣，不譯為其人的正規(guī)姓名。 八、點評圍繞牡丹主題，對譜錄中的亮點、錯誤和需要關(guān)注的問題，結(jié)合歷來文獻(xiàn)，考察原委，辨析申說，旨在打通古今，糾正謬誤，發(fā)微發(fā)覆。淺顯的問題，明擺著的說法，非主題的情況，不予點評。篇幅長的譜錄，針對其中個別具體問題的點評，作在其相關(guān)原文的后面；針對其中單元內(nèi)容普遍問題的，作在其全部單元文字的后面；針對該譜錄全局問題的，作在該譜錄前的評述中。篇幅短的譜錄的點評，一律作在該譜錄的評述中。點評文字長短不一，說透為止，務(wù)必有的放矢，言之成理，持之有據(jù)，擺事實，講道理，褒貶客觀公正。有的點評側(cè)重于史實和文獻(xiàn)方面的考證，也從史源學(xué)、編纂手法、文字表達(dá)等方面做出評論。 九、一些抄撮性牡丹譜錄，系抄錄、摘編前代牡丹譜錄、詩詞辭賦、筆記小說而成書。凡見于本書所收錄原創(chuàng)性牡丹譜錄或重要的抄撮性牡丹譜錄的注釋和譯文，不再重復(fù)譯注。 十、書末列參考文獻(xiàn)及其版本。所參校的歷代筆記、古人詩詞、文章，籠統(tǒng)列其所載的叢書、總集名，不再一一列出其筆記、別集的書名。